夜读｜年轻时，我们不懂“成年人的崩溃”

深圳地铁上，一男子听闻母亲去世的噩耗，放声大哭，乘客及安保人员递上纸巾对其安抚。这一镜头引人唏嘘。

人在外地，无法得见亲人最后一面，这种正面插入中年打工人心脏的悲伤，是任何面纸都无法擦拭干净的，它会成为一个人心头永远的痛点。好在，这个突发事件的结尾令人心生暖意。

1984年的春天，我爷爷去世，他只活了70岁。从苏州大药店退休回到南京的乡村后，他竭尽所能帮衬着自己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但这一局面戛然而止于一个中年男人最艰难的时刻。

那时，学有一门中药制作技艺的父亲，在医院苦盼着“转正”进编，他一边在药香弥漫的中药房里碾药、抓药，一边以瘦小的身躯在农田里学着鞭牛耕田。

爷爷走得很意外，他死于一个非常闷热的春日。那时我才12岁，还不太懂死亡的含义。爷爷去世后，父亲很忙很沉默，在所有需要在人前显现的仪式里，他的哭泣是得体的、节制的。他获得了“为人子至孝”的声名。

但多年后，在尽心尽力照顾了我奶奶的晚年，并把她送走之后，他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要是娘老子安然在世，要那虚名何用？“哪怕他们瘫在床上，只要活着让我照顾，我也开心啊。”

爷爷是村里第一个火化的。安葬了爷爷，我们家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这种农家表面秩序的获得，代价是父母的更加辛劳。我的母亲是务农高手，但心怀梦想的父亲不能成为“专职农民”，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常年是超支户。没有了爷爷的退休金，全家唯一的收入就是父亲微薄的工资。

出了“七”，在一个清晨，父亲担着两只木桶，从厨房穿过堂屋，打算去池塘担水回来把水缸蓄满。那时村外的池塘，水很清。这是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我和弟弟妹妹在堂屋坐着吃饭，以为父亲会和往常一样，带着一股风走过堂屋，走出门口，走出槐花小巷。

可父亲看了我们一下，突然撂下木桶和扁担，趴在桌上呜呜哭了起来。声音很大，但他极力压制着，他的肩膀激烈地抖动，仿佛要撑破那件已经打上补丁的蓝布衣服。我们面面相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我们一直觉得父亲是最坚固的城墙，父亲的瞬间崩溃，让我们不知所措。

父亲很快自主结束了这场意外事件。他无声地挑起水桶，走出屋外。

现在想想，他那时也就三十几岁，比我现在的岁数还小上很多。父亲是有资格崩溃一次的。遗憾的是，我们那时还不懂得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场景，既没有询问，也没有上前去拍拍父亲的肩膀。如今一想到父亲当年独自一人走出内心困境，而我连“安抚”的言行都没有，就觉得遗憾。

我家的邻居大妈，也曾在1980年代的一个清晨，坐在屋门前的石头上崩溃大哭。她哭的是，上学的儿女时常要本子要笔，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但她缺钱，经常借钱，压力太大了。

她哭了片刻，回家烧饭。那块石头安静如初，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虽然此后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但我始终忘不了她那一刻的极度无助。

在村庄，“崩溃”经常成为生活的节拍器。只是这种崩溃时刻，不会在村庄的公共空间留下任何印迹。崩溃，没来由地发生，没来由地消失，这种无人关切的场景，在时间的长河里发生过多少次？我们无从统计。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我读了不下十遍，越读越苍凉。那份挤压在一代又一代人心深处的无边孤独，生发过多少“崩溃事件”？又被多少人间草木无视过？仿佛个体的孤独和崩溃，只是众人生涯里一枚无关紧要的黄叶，落了也就落了。

出于这样的观察，我越发珍视那种陌生人“加持”给陌生人的温暖。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太多这样的镜头，并为之共情。深圳地铁上的那一幕，又一次戳中了我们最柔软的心。这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也是世道人心逐步打开栅栏的结果。

每个人的“生存不易”都可以被看见、被呵护，不是吗？

人们总说，成年人的崩溃，只需要一秒钟。在我看来，意识到我们可以呼应、慰藉成年人的崩溃，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漫长到从幼时到中年时分。但无论多久，都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