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全球价值链呈碎片化，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哪些新问题

2021年，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经贸已从数量和规模扩张走向质量和效益提升，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贸发展的目标和动力。未来，中国的对外经贸该如何展开？在国际贸易方面要注意哪些问题，又面临哪些挑战？

10月23-24日，以“世界经济新变化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暨第三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及社科院研究机构的30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平台参与了本次会议，近万名学者、同学通过B站观看本次论坛直播。 

论坛线上发言截图

未来全球价值链将会出现更多的碎片化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邱斌认为，全球价值链一直以来都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从复杂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7年，中心度高的国家发生了一些变化：2000年，德国、日韩与美国分别成为了欧洲、亚洲和北美的中心；2017年后，德国在欧洲的位置有所加强，中国成为亚洲生产网络中心，北美仍是美国为中心。

从服务业来看，2000年中国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日韩、美国分别是亚洲和北美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的中心，2017年，亚洲地区服务业中心度最高的是新加坡。基于特朗普加征关税以及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邱斌的合作研究发现，脱钩的影响最大，其中中国的损失超过了40%，而美国的损失也接近中国，脱钩也会使全球价值链更加碎片化。结合最新的文献发现，未来全球价值链将会出现更多的碎片化。在危机和之后的衰退期间，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价值创造的增长速度要比与贸易有关的价值创造增长更快；主要的制造业大国的产出都更依赖于中国的投入。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企业出口调整

在全球化新形势下，技术性贸易壁垒被很多国家频繁使用，中国尤其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些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有何影响？准确回答此问题是中国进行政策应对的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青教授研究发现：首先，技术性贸易壁垒冲击并未削弱中国总体出口，相反地，遭遇壁垒后中国出口产品价值、产品数量、出口企业数量均呈现净增加效应；其次，出口企业发生了显著的“优胜劣汰”和“提质升级”动态调整，部分企业退出市场，新企业进入市场，持续出口的企业进行了产品质量改进，整体上促进中国逐渐向出口高技术密集型和高质量产品的企业集中；第三，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净影响存在多个维度的异质性，比如，技术性壁垒对消费品、高替代弹性产品负面影响较大，而对于中间投入品、资本品、低替代弹性产品负面影响较小；对于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阻碍较大，而对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则无此影响。

因此，发达经济体对华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部分企业造成了负面冲击，但同时也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带来了“优胜劣汰”效应和“提质升级”效应。面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研究清楚实际影响、影响方式与机制是所有进一步研判与决策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如何有的放矢地应对，如何趋利避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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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能否对冲中美贸易摩擦 

“十四五”期间，中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成为中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在此背景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有力举措。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弘教授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分析。首先，分析中美贸易基本格局和关税摩擦的演变，发现贸易摩擦显著降低了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以及实际工资水平，实际工资的下降有近三分之二来自于中间投入品贸易的下降。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贸易转移，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以及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均出现出口额显著增加。第二、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能够部分抵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例，RCEP显著降低了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双边关税，进一步促进了“亚洲工厂”的工业供应链的垂直分工合作。

马弘教授研究表明，全面履行RCEP关税承诺后，中国的出口和实际工资相比，贸易战情景都有所改善，特别是在纺织服装、通信设备以及电气设备等行业。同时还发现，中国能够从贸易额、工资水平以及福利水平上，进一步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损失了较多的关税收入。

马弘教授强调，加入RCEP只是更高水平开放的第一步，更应该重视的是对竞争规则的强调，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原产地规则、数字和服务贸易规则、以及国企竞争中性问题，需要更为严谨深入的探讨。 

贸易自由化、职业选择与个体收入不平等

对外开放与中国收入不平等究竟是何种关系，至今尚无定论。在当前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和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势下，厘清贸易开放与中国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院长孙楚仁教授和陈瑾博士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工人内部及出口企业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国内企业家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并最终导致总体收入不平等下降。其作用机制在于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不同收入群体规模的变动及其相对收入的变化。具体而言，贸易自由化将带来工人规模扩大、国内企业家规模缩小、出口企业家规模扩大，同时，不同收入群体间收入增长幅度不同，其中出口企业家与国内企业家的相对收入上升，但增长缓慢，出口企业家与工人的相对收入以及国内企业家与工人的相对收入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

上述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在个体异质性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将通过改变个体的职业选择行为和出口行为，导致某些技能的个体职业选择和收入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不同群体内部以及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由于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工人内部、出口企业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而国内企业家收入差距缩小，因而恰当处理群体内部的矛盾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贸易自由化还将导致总体收入不平等下降，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政策来改善本国收入分配，增强人们对于社会公平公正的信心。 

外需冲击与企业出口转内销

推进出口转内销是外贸企业活下去的一个现实选择。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陈勇兵教授研究发现，负向外需冲击显著增加了受影响企业的国内销售额，促使企业出口转内销，但出口下降1%仅带动内销增长0.15%左右。进一步研究发现，负向外需冲击下，企业失去依赖海外市场所获得的稳定现金收入以及面临“零碎且高昂”的市场调整成本，进而抑制了企业出口转内销的整体转换率。人力资本强度低、劳动密集型的小型企业在负向外需冲击下更倾向于转向国内市场销售，转内销企业自身竞争力较差也是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整体转换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从短期看，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是帮扶外贸企业破解内销难题，促进外贸基本稳定的应急之举。从长期看，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也是促进内外贸有效贯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长久之道。

因此，第一，应该加快市场准入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加快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对接，支持“同线同质同标”产品加速进入国内市场，扶持外贸企业与采购商对接；加快政府行政效率，主要是优化简化各项审批、认定程序，使得企业尽快在短时间内取得国内销售许可。第二，应该出台优惠政策以缓解外贸企业资金压力。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落实各项降准降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外贸企业和出口转内销项目，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链紧张的问题；对于企业为适应国内市场需求、国内标准认证所需进行的设备采购改造，国内商标注册以及标准认证等所产生的成本给予补助。

“世界经济主题”和“美国经济主题”两场研讨会分别由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尹忠明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主持。本次论坛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承办。

（本文专家观点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会务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