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审判富凯：路易十四搬掉中央集权的绊脚石

路易十四

1661年，执掌国柄多年的首相马扎林病逝。太阳王路易十四决定亲政，并宣布从此以后，法兰西王国不再设立首相一职。当御前会议（“国务咨议会”）成员前来询问，今后国家大事由谁定夺时，国王简明地回答：“由我。”——对于国王的这一决策，朝臣颇为意外，而其中最感到失落的无过于财政总监尼古拉·富凯（1615-1680）。

富凯出身名门，其父曾担任前首相黎塞留的商业和法律顾问。在父亲影响下，富凯自幼研习法律，后任职于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投石党”（Fronde）动乱期间，红衣主教马扎林携幼主路易及母后仓皇出逃，潜返巴黎后又被判处流放。在此期间，富凯为保全主教家产多方奔走，甚至不惜与高等法院同僚反目。动乱平息后，马扎林官复原位，建议国王任命富凯为财政总监（与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一同列席御前会议），同时派遣富凯以国王代表身份莅临巴黎高等法院，任总检察长。

富凯没有辜负国王和首相的期望。凭借金融圈超强的人脉和理财能力，他不仅成功应付国王对外战争的庞大开销，同时也顺利保障马扎林的个人财富同步增长——据说到这位红衣主教临终时，其家产几乎相当于国库一年的收入。像他的两位前辈权臣黎塞留和马扎林一样，富凯在治国理财的过程中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酬劳：他在全国各地拥有多处房产，其豪奢程度令人咋舌。新近完工的沃子爵城堡距巴黎市区仅五十公里，从设计到建筑，由法兰西最富盛名的画家勒布伦、园艺师勒诺特尔和建筑师勒沃等人合力完成，耗时数年，费用总计高达一千八百万利弗尔，其规模形态胜过欧洲任何一座王宫。富凯恭请国王光临城堡落成庆典，国王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沃子爵城堡

1661年8月17日是富凯人生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包括王室在内，当晚出席宴请的嘉宾共六千余人，珍馐美食，金银餐具，无一不彰显主人的品位和实力。更令人赞叹的是，晚宴过程中还上演了莫里哀为庆典量身打造的喜剧《讨厌鬼》（Les Fâcheux）以及吕里（Jean-Baptiste Lully）编排已久的歌舞剧；晚宴结束后的大型烟花表演更是美轮美奂，使人驻足流连忘返。富凯以为如此排场可以打动年轻的国王，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心（并表示愿将城堡奉献给国王），不料后者并不领情——国王提前命驾回宫，令富凯茫然失措。

国王对富凯的不满并非源自这场盛宴。尽管这位财政总监劳苦功高，但他的政治野心也同样昭然若揭。他在公开场合妄议国王“亲政”，认为此举不过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并断言时间一长，国王“（他）肯定会心生厌倦”。事实上路易统治法国长达七十二年，事无巨细，皆出圣裁，曾无一刻倦怠——朝臣圣西门公爵在《回忆录》（The Memoirs of Duc de Saint-Simon）中直陈路易“好管闲事”，令手下“疲于奔命”，堪为佐证。在这一点上，财政总监显然打错了算盘，也说明他对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缺乏了解。不仅于此，根据国王线报，富凯自恃位高权重，时常大放厥词，对国王“大不敬”。在不久前的财政审计内部会议上，有人提出审计结果是否需要上报国王，富凯居然回答“不必”，因为国王对财务“一窍不通”。

国王的确时常捉襟见肘，不得不向富凯伸手借钱，有时为军国大计，更多是为宫廷用度或推恩封赏，当然后者也从来没有令国王失望。日后富凯在庭审时自辨，他曾数次以个人信用担保，向金融界告贷，正是为了满足国王一次又一次的“不急之需”。某一次，财政总监甚至被迫抵押妻子名下的大宗地产，搞得自己相当狼狈——足证其拳拳忠心。实际上，国王对此并不怀疑；怀疑富凯的是他的政治对手科尔贝（1619-1683）。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科尔贝和富凯都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如果将法国人分成法兰克人和高卢人，他们二人刚好是各自的代表：前者严肃冷酷，不苟言笑——书信作家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调侃他为冰山上的“大理石人”；后者潇洒热情，轻浮放荡——据说连后宫庭苑都不乏他的情人。科尔贝出身于羊毛商人家庭，为人精明，办事牢靠；他先在政府部门任职，后毛遂自荐担任马扎林府总管。历史记载，富凯效力在先，科尔贝紧随其后，二人联手构筑了马扎林的“财富之宫”。根据马扎林的政治遗嘱，为防范大臣“专权”，国王新设财政审计大臣，由科尔贝充当，以此对咄咄逼人的财政总监形成牵制。

但老资格的富凯并未将科尔贝放在眼里。他依然大肆敛财，大兴土木，并利用掌管部队军需的特权，倒买倒卖，上下其手。经过一段时间暗中调查，科尔贝向国王禀报：富凯挪用公款，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并建议早日铲除这一“硕鼠”，以整肃纲纪。这一提议与国王的思路不谋而合：尽管在马扎林葬礼之上，国王表现得哀恸欲绝，但他内心对这位与母后关系暧昧的相父不无反感。富凯一向以这位红衣主教的衣钵传人（mantle）自居，不知正触痛国王心病。路易要树立新君威严，不好拿主教开刀，于是转而向富凯下手。

对于宫中的流言，富凯早有耳闻，但他并未上心。不久之前，国王私下与他商议，让他筹备一笔巨款去贿赂英王及其朝臣，以期达成英法联盟，共同抵御“海盗”西班牙——以财政大臣身份代行外交大臣之权限，除了体现君王的信任和恩宠，富凯不虞有他。此外，就在落成典礼之前，王弟夫妇及母后也曾应邀赏光，在沃子爵城堡受到高规格接待。在富凯看来，这证明他在王室心目中“圣眷正隆”；然而在国王眼里，此举明显是在挑战他的无上权威。国王自认为是“剧场政治”的发明人——通过仪式典礼强化权力的“在场”——而高调行事的富凯却有意无意遮蔽了太阳王的威仪，丝毫不顾及国王的感受。

尽管已下定决心，国王对富凯仍颇有忌惮。身为总检察长，富凯即便被捕，对他的审判只能由巴黎高等法院主导。长期以来，高等法院与王室之对立已是公开的秘密。旧制度时期，高等法院在法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辖区覆盖大半国土的巴黎高等法院——它负责注册王室法令并掌握“谏诤”大权——国王颁布的各种法规、敕令首先要经过该机构登记注册方能生效；一旦发现王命“不合法度”，高等法院凭借封驳之权可以提出修正意见，否则原封不动退回。唯其如此，高等法院在财政及宗教事务方面时常与王权发生冲突。

更重要的是，除了司法与政治职能，高等法院还拥有行政管理职能，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公共事业、书报检查、商业贸易、行会监管等方方面面，尤其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他们声称有权在国王面前“代表人民”）。英国内战后，高等法院激进派要求效法英国议会模式进行改组，实行君主立宪制，甚至警告国王不要重蹈查理一世的覆辙——“投石党”运动期间，尽管有王亲大孔代（1621-1686）为首犯上作乱，但国王深知，一直以来，高等法院才是幕后黑手。

国王在卧室单独召见富凯，谈到自己大力整顿和改组高等法院的设想：简单来说，即通过改革让这一机构回归其单一的司法功能。国王同时暗示，鉴于目前掌玺大臣塞吉耶（Pierre Séguier）年事已高，富凯似乎是改组后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不二人选。当然，这一任命目前还存在小小的障碍，即富凯所担任的总检察长一职——从法理来看，这两个职位无法兼容。随后，国王话锋一转，向富凯谈到眼下亟需一笔款项，如果一时难以筹措，是否可以将总检察长一职私下转售他人？像往常一样，富凯对国王的口谕心领神会：出售所得三分之二转入国王名下，其余部分自己收入囊中。

接下来，在实施具体抓捕的问题上国王也大为伤神。由于富凯党羽“遍布朝中”（科尔贝语），更加上王家卫队司令是其密友，如果公开抓捕，极有可能变生事端。经过慎重考虑，国王秘密召见火枪队队长达达尼昂伯爵（Comte D'artagnan），向他面授机宜。三日后，达达尼昂率百名火枪手，跟随国王扈从出发——目标是布列塔尼的南特（Nantes）：那里有一座王家猎苑。

包括富凯在内的御前会议大臣前一天收到通知（彼时富凯和科尔贝刚刚联合签署“自由殖民宪章”），告知次日会议提前两个小时召开，因为国王会后“要打猎”。对于国王行程的变动，大家习以为常，谁也不会起疑心。会议结束后，诸大臣次第告退，国王单独挽留富凯，假意嘘寒问暖。埋伏在近旁的火枪手收到信号后，猛然现身，将富凯团团围住。至此，富凯如梦方醒。

在成功抓捕富凯后，科尔贝第一时间派出数队人马，前往富凯各处豪宅查封所有资产和文件。科尔贝亲自抵达富凯势力大本营圣芒代（Saint-Mandé），严令翻箱倒柜、拍墙敲桌，不留任何死角，因为他坚信：此地藏有富凯及其党羽密谋叛乱的计划。果不其然，第二天，搜查人员从梳妆台一面镜子背后发现了臭名昭著的“圣芒代计划”。该计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富凯“预知”自己可能被捕，决定抢先一步动手；第二部分，富凯策划实施武装起义，以及起义失败后叛逃投敌（英/西/荷）。科尔贝如获至宝，立刻返回巴黎禀报国王，并迅速组建王家“特别法庭”（Chamber of Justice）对富凯开始审讯，希望速战速决。

特别法庭原本是王室处理商业纠纷的机构，并无法律职能，但考虑到高等法院多为富凯门生故旧，国王不顾各方反对，依然坚持由二十二名法官组成特别法庭开庭审理。让国王为难的是，在巴黎司法界，很难找到与富凯没有任何关联的法官。经过科尔贝和国王反复权衡，最终确定上述人选，其中既有王命钦差大臣，也有外省知名法官，当然，巴黎高院成员也占据一定比例。根据惯例，同时也是出于礼貌，国王邀请巴黎高等法院首席院长拉穆瓦尼翁（Lamoignon）担任法庭庭长。

谁也没有料到，原本以为贪腐和谋反“证据确凿”的案件审理，居然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法庭内外全方位的司法和政治斗争。尽管一再更换主审法官、调整书记员；尽管国王（通过科尔贝）一再施加压力，但特别法庭进展特别缓慢。历经三年等待，最后国王得到的却是他最不想要的结果，令这位雄心勃勃的太阳王平生头一回感受到巨大的“挫败”。

根据塞维涅夫人书信记载——夫人将庭审细节以书信形式向亲友作报告，事实上扮演了调查记者和即时通讯员的角色——作为资深法律人士，从一开始，富凯在庭审交锋中便牢牢占据了上风。他首先对特别法庭的权威提出质疑，认为根据法律，只有巴黎高等法院才有权审理此案。当法官回答特别法庭是经过国王许可而设立时，富凯声称，“这只是当权者的意志。并不代表这一做法正确。”对方紧追不舍：“那么你是说国王滥用权力？”对此，富凯不卑不亢地回答：“不，我欣赏我们的政体。你这么说意在挑拨国王与我的关系。当您签署一份逮捕令时，您认为是正确的，可到了第二天，您又将它撤销了——当权者的观点和想法是可能随时改变的。”

进入到具体庭审环节，富凯更是滔滔不绝，意气风发。对于指控的每一笔贪腐，无论金额大小，他都能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将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由于其中一些数据存在误差（据说科尔贝派人暗中做了手脚），富凯向法庭提出他有权查阅原始档案，并要求给他配备一至二名法律顾问——这也是被告人不可剥夺的法律权利。作为“法场”老手，在回答法官提问时，富凯会乘机普及一些财政和税务知识，比如盐税津贴、定向贷款之类，同时也会不经意地抖露一些官场秘辛，令旁听的首都各界人士大呼过瘾。

根据科尔贝的授意，从12月初起，庭审的速度明显加快，几乎不留被告回答问题的时间。但这一战术立即被富凯识破：“先生，我不希望案件拖得太久，但我请求足够的时间让我回答问题。您审问我，但似乎又不愿听我的答词，我的话岂不成了可有可无？有好几条条文我都有必要加以澄清——防止那些心怀叵测的人随心所欲。”随后，他开始就事关六百万利弗尔的某件案情进行陈述，足足讲了两个小时。照目击者的看法，他不像是被告，“简直像是他在开庭审理”。据说有一天富凯在法庭上长篇大论后，主审官主动拜见科尔贝，请求后者的宽恕，声称自己无能，“实在无法打断富凯”。富凯每一次出色演讲都能打动观众——某次中途有人企图打断他的发言，结果现场引发强烈反感，差点被当庭逐出。

除了演讲技巧，富凯还手握多张王牌，其中最管用的是已故红衣主教马扎林。马扎林擅权误国，在民间声誉不佳。富凯则刻意渲染自己在高压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的两难困境。马扎林负责法国军队军需采购，每年仅小麦一项，转手便有上千万利弗尔滚入他的腰包。富凯本人作为国家的财政总监，对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心知肚明，但他从未加以阻拦。因为首先，以他的了解，非常时期的军费开支数目庞大且突如其来，红衣主教也经常自掏腰包“襄赞军务”；其次，因为所有这些款项流转都是“由科尔贝一手操持”。

对于某些来路不明的非法收入，富凯也巧妙地将其渊源与红衣主教——乃至国王——挂钩。比如有一笔富凯经办的贷款去向不明，疑为非法侵占。富凯则声称乃是奉红衣主教之命，交与西班牙公使，用以说服该国君主脱离反法同盟。当法官追问书面证据何在时，富凯直截了当地回答，主教日理万机，习惯于对属下口头传布谕令，除非是呈请国王的材料上才会有他的亲笔签名。“唯一的例外”，富凯神奇地当场展示一封书信，“是主教临终前亲笔写给我的感谢信”。在信中，马扎林衷心感谢富凯多年来为国家（以及他本人）做出的卓越贡献，并相信他今后在路易国王统领下，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绩，云云。抚今追昔，令人不胜感慨，据说有法官感动得当场落泪。

富凯取胜的另一大法宝是利用王室与高等法院之间的矛盾，博取法官及民众的同情。国王亲政不久，便下令禁止高等法院随时集会，并宣布暂停其注册及谏诤权，敢于抗争的法官或被罢黜，或遭流放。其余噤若寒蝉，至多只能腹诽。富凯对此状况了如指掌。当科尔贝派人至巴士底狱没收他的纸和笔（庭审期间他一直坚持写作自辩书，后来友人助其出版，洋洋十三卷），并禁止家人探望时，他径直向巴黎高等法院发出吁请，要求高等法院保护他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为此，拉穆瓦尼翁和掌玺大臣塞吉耶吵得不可开交，科尔贝也无计可施，只好呈请国王裁决。迫于各方压力，国王恢复了富凯部分人身自由，并“恩准”他和夫人“一年通两次书信”。

富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经法庭查证，所谓富凯谋反集团成员，主要是几名近年安插至海军的亲戚，最高级别不过舰队司令（舰长），其余多为享受富凯特殊津贴的文人（富凯倒台后，文人大多变节投靠科尔贝，唯余几名死党负隅顽抗）。然而这几位文人却给庭审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塞维涅夫人倾慕富凯的才华，坚信他是蒙冤下狱，为之四处奔走呐喊。其他文学友人如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和拉罗什富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以及寓言作家拉封丹和莫里哀等人也纷纷著文，为富凯大鸣不平。富凯的秘书佩利松（Paul Pellisson）在危难之际，连发两篇雄文，一面向国王陈情，一面为富凯洗冤。佩利松感情真挚，文笔精妙，在巴黎士民中引起强烈共鸣。国王恼怒之下，将以上诸人统统贬称为“文学的投石党”。

在印刷出版受到管控的巴黎，上述文字材料只能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地下流传，随时可能遭到查封。考虑到读者需求，又有好事者将庭审实录整理成文字，在荷兰出版印刷，然后再通过走私途径（或人肉挟带）流入巴黎，真可谓煞费苦心。科尔贝奉命查抄，并逮捕数名盗版印刷商，益发激起民愤。在舆论压力之下，被捕的出版商很快被释放。科尔贝深知，在他们背后，存在一股强大力量，即巴黎金融家的财力。众所周知，富凯在金融界深耕多年，他的名言是“停止谈论向金融家征税，应当向他们示好。不要与其合法的利益和利润去竞争，应当给予他们优惠和保障”——为答谢他的美意，在富凯被捕后，几乎一夜时间，巴黎金融界筹集巨款两千万利弗尔，试图以此为筹码，将本案改由高等法院（而非特别法庭）进行审理。

历经大小三十三场庭审（以及若干次质询），富凯愈战愈勇。他成功地将主审官的注意力吸引（并停留）在经济层面：柄国数年，经手钱财账目不计其数（有据可查的卷宗多达六万份），一一查证，谈何容易。相比之下，科尔贝言之凿凿指控富凯的叛国罪（high treason），反而被后者轻易洗脱——到底是法庭的故意轻纵，还是的确“证据不足”，史家至今仍未有定论。

根据科尔贝的秘密调查报告，富凯在预知即将垮台之前花费重金购买贝勒岛（Belle-Isle），试图将其打造为海军基地：“岛上共有两百名守卫军，堡垒里有四百门火炮，以及供六千人用的武器和弹药……大部分武器和弹药来自荷兰，当地人在岛上和镇上站岗守卫。”科尔贝宣称此举足以证明“圣芒代计划”不仅落实在纸面上，更落实在行动中。有了这一基地，进可以炮攻巴黎，退可以远遁敌国——其居心之险恶，昭然若揭。

在答辩中富凯承认购买岛屿及装备过程中“挪用公款”，但他矢口否认任何武装暴动或谋反的意图。众所周知，因为法国海上军事远逊于英西荷等国，筹建海军一直是路易的基本国策。富凯申明，这一举措并非是他的原创，而是红衣主教的战略布局：基地建立后，首先致力于演练海盗劫掠战术（通过掠夺过往商船获利在十六、十七世纪是通行的做法，伊丽莎白女王曾私人资助英国海盗船打击西班牙），待力量强大以后再组建海军舰队——可惜由于公务繁忙，他尚未能一一施行。富凯强调，这一计划不但得到红衣主教首肯，而且经主教大人转呈国王御览——言下之意，即便法官斗胆入宫与国王对质，结果也有可能是主教于百忙之中“遗忘”向路易国王禀报此事。

如此一来，科尔贝视为王牌的“圣芒代计划”也就成为一纸空文，加上他临时找来的“证人”被当场识破，法庭认定谋反之罪断乎难以成立；与此同时，对于庭审过程中（科尔贝一方）伪造文书及作假证之罪行，也免于追究——相当于“各打五十大板”。科尔贝进退失据，在宣判之前，只能寄希望于国王最后的强力干预。

特别法庭的裁决令国王大失所望，且倍感屈辱。法庭以十三比九的票决，推翻了富凯大多数罪名，包括最严重的谋反罪。鉴于富凯身为大臣，犯有贪腐及挪用公款等罪，法庭判处将富凯流放（具体地点由国王钦定），非法所得全部没收。路易原希望将富凯判处死刑（他在私人日记中早已宣言“我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权力”），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但这一结果无疑令他颜面扫地。对于那些不听招呼的法官，国王终身不肯原宥（大多被发配到边远省区）；而对于富凯本人，路易决定打破先例，动用“国王法权”，判处富凯终身监禁。

根据法国政治传统，国王是国家的首席大法官，权力至高无上，但与此同时，国王也必须履行维护法律权威、主持公平正义的职责——此即波舒哀主教（Bishop Bossuet）所谓绝对权力（法国）与专制权力（俄罗斯、土耳其）差别之所在。因此历史地看，国王行使法权通常是“开恩”以示仁慈（比如减轻甚至赦免刑罚），而不是相反。

路易改判的理由冠冕堂皇：富凯掌握太多“国家机密”，一旦逃之夭夭，后果不堪设想。其实正如富凯日后在“自辩书”中所说，国王不肯将他流放，真正的原因是他掌握了太多“国王的机密”——以富凯之名挪用的公款，相当部分都归入国王囊中。科尔贝经过研究，也发现了其中的奥秘：马扎林红衣主教可以轻易地将个人财富拱手转让给国王（路易有言：“朕即国家”），同时又可以轻而易举地窃取包括国库在内的一切公共资源，这一笔糊涂账谁也算不清，乃是由于“公（国家的公共财富）私（当权者的私人财富）不分”的缘故。

十七世纪是法国王权制度转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国家财政掌握在权臣手中，国王受制于人，难有作为，但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又迫使君王必须直接控制公共资金，保障财政安全，否则任何伟大的社会改革计划都无从实现。反之，以等级特权体系为基础的旧制度，为维护既得利益，必定会竭力抵制日益扩张的中央集权，这也是路易必须要拿富凯开刀的根本原因（富凯下狱后，财政总监一职被永久撤销）。

诚如美国历史学家皮茨（Vincent J. Pitts）在《富凯的审判》（Embezzlement and High Treason in Louis XIV’s France: The Trial of Nicolas Fouquet，2016）一书中所说，富凯一直以为科尔贝对他的构陷是出于“嫉妒”和“觊觎”；科尔贝在国王面前却坚称，他和富凯之间并无“个人恩怨”，扳倒财政总监纯粹出于“政治需要”——可谓一语道破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