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重视“民间”，挑战内藤——增渊龙夫先生百年祭

予生也晚，在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亦即1983年，增渊龙夫先生便已过世。七年之后，我方踏足岛国。是时，增渊先生墓木已拱。据岸本美绪先生讲，增渊先生在中国广为学界所知，有部分论文曾被译成过中文。不过，无知如我，增渊龙夫仅仅是一个符号的存在，对其学说所知甚少。最近，因应约撰写一篇书评，从我的好友、早稻田大学教授近藤一成先生的叙述中，了解到增渊学说的一些梗概。进而查阅资料，觉得这是一位多少探得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真谛所在的学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我之孤陋，推想国内学界除了秦汉史领域之外，至少是年轻一辈或许寡闻，因略述增渊学说，以期从中获得启发。今年，适为增渊龙夫先生诞生百年。此文亦聊作百年之祭。

一

刚好一百年前的1916年，3月3日女孩节，一个男孩在山青水秀的那须高原，枥木县那须郡乌山町诞生了，这就是日后杰出的历史学家增渊龙夫。时光快速翻页，1940年，在家乡县立乌山中学走出的增渊，已经在东京商科大学完成学业。东京商科大学战后更名为一桥大学，是一所坐落在东京西部的以经济研究闻名的国立大学。毕业后，增渊到福岛高等商业学校就职。

两年后，想继续从事研究的增渊辞去教职，又回到母校，成为东京商科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45年就任东京产业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参事。1947年，担任返回东京商科大学担任副助手，从此便与东京商科大学结下不解之缘，直到退休，未曾离开。1949年成为副教授，1957年升任经济学部教授，1960年转任社会学部教授，1962年获得一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0年担任社会学部的学部长，1975年担任一桥大学附属图书馆长。在一桥大学，还担任过大学评议员以及小平分校主事等要职。

除了一桥大学，还先后在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东北大学、冈山大学兼任讲师。作为社会职务，曾任日本图书馆协会大学图书馆部会长。1979年退休，获得名誉教授称号。翌年，被聘为私立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81年出任成城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长。1983年早春，因突发脑血栓住院，三个月后的5月12日去世，享年67岁。

二

述及增渊龙夫先生学术，首先有必要考察其学术背景。增渊原本并非研究中国史出身，在大学期间，他师从上原专禄专攻德国中世纪经济史。大学毕业后，增渊是作为德语老师到福岛高等商业学校就职的。再度回到东京后，增渊转向以先秦两汉为主的中国史研究。早在1951年，便发表了一篇题为《汉代民间秩序结构与任侠的习俗》很有影响的论文。包括这篇论文，作为论文的结集，于1960年由弘文堂出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此书一出，便在学界引起轰动，被誉为名著，在增渊生前便已售罄。1996年，日本著名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又出版了由其弟子增补改订的新版。

目前活跃在日本明清史研究第一线的著名学者岸本美绪先生回忆，她通过后来成为我们学习院大学校长的小仓芳彦先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传〉研究笔记》的引述，得知了此书的存在。阅读之后，感受到冲击般的震撼。在岸本看来，此书运用社会学方法，将中国社会的个性十分清晰地描绘了出来。她说，增渊对中国社会个性的把握与内在的理解对她的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岸本的讲述折射的是一件个人体验的个案。增渊《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的出版，还在当时的学界掀起了论争的波澜。这就是有名“西嶋：增渊之争”。相对于西嶋定生重视国家控制之下的秩序，增渊龙夫重视民间的人际结合。究竟是国家还是民间？“西嶋：增渊之争”作为研究史叙述，到今天相关领域的新一代学者也依然无法回避。

增渊的研究首先以《史记·游侠列传》为基础，从中国古代人们的人生方式与生活感情切入，将“任侠”作为关键词加以展开。关于游侠精神产生的背景，增渊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以血缘为纽带的世袭贵族统治体系解体，伴随着游民层的出现，下层民众势力上升。面对这种状况，统治阶层吸收游民，养士作为私属，以期扩充势力。由此出现了 “食客三千”的现象。“士为知己者死”，甚至可以为认可自身价值的主人舍身赴死。食客与主人有着紧密的结合关系。当然也有因待遇差和不认可其价值而离去的情况。增渊的研究还把视线投向了超越血缘关系的墨家，认为墨家的“兼爱”说正是在当时社会性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

增渊的研究着眼传统中国的秩序结构，从内在的逻辑观察中国社会的结构。认为在传统中国，公的秩序的虚弱往往造成强有力的私的人际结合。内在的理解是增渊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关键词。内在理解观照下的人便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带有那个时代特征和心性的具体的人。

从增渊所描述的中国社会面貌中，可以捻出“不安”这一关键词。从不安定社会去考察在不安定状态下生活的人们的行动，两千年来秩序问题便成为最为深刻的问题。在表面上秩序井然的皇帝统治体系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不确定的弱肉强食的一面。因此个人层面的结合形成私人性质的秩序就成了人们的追求，从而便形成了各种团体。这些团体并非是在安定秩序下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激烈竞争之下产生的，这又使社会更为不安定。在这样背景下的团体内部的专制，其性质则又产生非合理的一面。

令人感兴趣的是，增渊最初受到的是欧洲史研究的训练，不过他却反对带着西洋的眼镜观察亚洲社会。这也是他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进行反省的一个初衷。不过，他并非空洞的反省，而主张从具体问题的解决出发。增渊从任侠切入的研究，可以说正是他的具体操作。

在进行具体实证操作之后，增渊将视野放宽，写出了《关于历史家的同时代史的考察》这样气势宏大的论著。其中对他对日本两位史学研究大家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所从事的历史研究进行了犀利的分析。对津田左右吉的批判，增渊认为他是以西方的框架来机械地解释中国。对内滕湖南，增渊则认为没有他正确评价中国民族的主体性和革命，为日本侵略中国寻找正当理由。后来京都学派成立了以谷川道雄为首的湖南研究会，对增渊的内滕批判进行了全面反驳。在近藤一成先生看来，双方的争论都是在同一层面进行的。其根底应当追问的是，历史是什么这样的本源问题。

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960年代冷战的背景，也是促成增渊审视和批判内滕湖南的一个因素。增渊应当说是那个时代的左倾学者，这由他反对接受美国亚洲财团和福特财团的巨额中国研究基金可见一斑。我们今天叙述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实际上剥离了内藤提出议题时的具体背景，将其抽象化，作为一种历史分期来认识。显然，增渊犀利的目光一直没有从内藤议题的背景离开。

研究中国的增渊作为大学教员访华团的一员，曾在1977年踏上过中国的大地。

在以长寿著称的日本，增渊年仅67岁便溘然长逝，甚为可惜。不然，可以想象，假以天年，增渊会有更为精彩的论著嘉惠学界。在增渊逝去的同月，他的学界同仁和弟子编辑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增渊龙夫先生退官记念论集》由汲古书院出版。

由“西嶋：增渊之争”，使二人并称双璧。作为中国史学者，增渊则与日本史学者网野善彦，在日本并称为以社会史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先行者。从1957年开始，增渊便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一直担任日本的社会经济史学会的理事。而他的名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甚至被誉为史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必读之“圣经”。遗憾的是，这部名著至今尚无中译本。期待有识之士早日将增渊的学说介绍到中土。

增渊的内藤批判和内藤弟子的反驳，让增渊在学术文化的层面上被再度关注。较之这些，我更看重增渊早年对学术本身的贡献。从增渊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成果所得到的启示，与我一贯的主张颇相契合。

这就是：第一，做中国史须有世界史的视野。从欧洲史起家，又有本国日本史观照的增渊自然具有这样的视野。

第二，做断代史须有通史的视野。增渊做先秦两汉，但他对当代中国都具关怀，因此可以对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进行全面反省，能够对内藤湖南的宏观理论提出批判。

第三，增渊对无序（与秩序相对）的关注，其实也是对历史的偶然性的强调，反对机械地套用各种理论，反对机械地理解制度。

第四，增渊对人的内在喜怒哀乐生活感情的关注，也提示我们，人是历史活动的主角，历史研究应当直指人心。

审视增渊的学术方法和特色，再环顾增渊之后的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学术取向，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概。这就是，尽管增渊的论著让很多学者惊叹和震撼，也直如一道闪电的炫目，却并非巨石入水，生出层层波澜与涟漪。日本的的中国史研究还是沿着老路，关注制度史、事物史以及事件史，尽管有时这样的研究也可以以小见大，引出大议题，但毕竟不是增渊那种直指人心的路径。一匹令人惊艳的学术黑马，横空出世，最终广陵散绝，成为学术特例。学术史的苍穹上，星座孤独。如此想来，天国增渊很寂寞。　

再叹予生也晚，不然愿执鞭随蹬。

（作者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本文原题为《从“不安”求解——增渊龙夫先生百年祭》，系作者专为澎湃撰写之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