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反智主义”，科学家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

面对“反智主义”，科学家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 原创 PUPChina 普林斯顿读书汇

Editor's Note

美国的公共生活中充满了关于科学判断的问题：牛羊肉真的会导致癌症和心脏病吗？气候变暖真的如科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存在吗？全球变暖的影响是什么？这背后最令人痛心的疑问也许是——人们为什么要相信科学呢？

也许没有人能够比哈佛大学地质学和科学史学家Naomi Oreskes更适合回答这些问题了。2010年，她和Erik M. Conway合作出版了Merchants of Doubt（怀疑的商人）一书，向读者介绍了一小撮科学家与工业巨头和政治右翼合作煽动了人们对酸雨和全球变暖等“令人不安的事实”的怀疑。2014年，由这本书衍生的同名纪录片上映。这一组作品揭示了公众对“科学事实”的怀疑来源于企业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烟草业在20世纪50年代自豪地宣称：“怀疑是我们的产品”。Naomi Oreskes的书就揭露了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

在她的新书Why Trust Science?（为什么要相信科学？）中，Oreskes提出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信任的制造和维持。这本书以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的关于人类价值的系列讲座为基础，探讨了20和21世纪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共识的追求、科学观念从个人追求到社会共识的演变，以及人们对“科学错误论”的反应。

为什么会写这本新书？

2010年，我和Erik Conway出版了Merchants of Doubt（怀疑的商人）一书。这本书关注了那些对酸雨、臭氧层空洞和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产生系统性怀疑的人。我们试图去理解为什么有人，甚至是科学家们，会这么做。他们似乎并不是埃克森美孚这样石化业巨头的托儿，似乎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因素在发挥着影响。

我们起初的发现是，这些人和烟草行业存在关联。他们对香烟与癌症、肺气肿、心血管疾病等存在联系的科学证据提出质疑。我们在书中论述了这些“贩卖怀疑”的人是如何为我们当今所称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政治意识形态所效力的。当然，在05年我们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新自由主义”这个说法还没有流行起来，我们当时称之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这种观点认为，自由市场是好的，任何让政府监管市场的企图都应受到严格的审查，最好是全盘拒绝政府干预市场。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人们应该相信环境问题背后的科学。我们或多或少地接受这样一种前提条件：如果有一组证据充分且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报告，或者是国家研究委员会或皇家学会这样知名科学组织的报告，或者说，我们的科学研究有一系列完整健全的机制，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怀疑科学甚至为科学辩护。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即便如此，还有人会去质疑科学呢？

这本书出版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能把“相信科学”想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很多美国人，他们并不是埃克森美孚或肉类产业的代表，也不一定持有德克萨斯石油公司或沙特阿美这样石油巨头的股票，但他们总是会出于一定原因，对科学产生怀疑。

我在做出版后的巡回演讲时，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演讲所传递的信息是：气候变化不是一时的流行，这不是民主党人戈尔为了竞选所发明的东西，而是长期存在的、实证的科学。发现环境问题的科学家们绝大多数都不是环保主义者，而是普通的、无党派的科学家。

而这一切的意义，正如我所说，就是要告诉人们：科学不是人们所常常认为的“最新的时尚”，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得到公认的、来之不易的知识。

在一场讲座之后，听众中有一位男士站了起来，相当具有攻击性地质疑道：“呵，这些是都很好，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科学呢？”

他的问题给了我非常大的冲击。我回到家后，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合理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假设科学值得我们信任。这本新书所想要做的就是去切实证明科学值得我们信任。

人们为什么会对科学产生怀疑？

据我们所知，人们很容易对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产生怀疑。有时人们对科学产生怀疑或怀有敌意，是因为他们觉得科学是一个“黑匣子”，觉得科学家傲慢且不能很有耐心地对他们的发现加以解释。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合理的批评。因为通常在公布科学发现时，人们总是公布结果，而很少去解释这个结果是如何得出来的。

如何打开科学的“黑匣子”？

举个例子来说吧：一组2019年发表的研究声称，几乎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大量食用牛羊肉和加工肉类对健康有害，因此建议美国人继续保持其饮食习惯。这一建议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期刊《内科学年鉴》上，但这个结果肯定是不对的。

大量证据显示，总的来说，饮食中少吃或不吃牛羊肉、不吃加工过的肉类肯定会更健康。现在，一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这些广泛的证据提出挑战，声称这不是真的。然后媒体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暗示许多传统观念已经被推翻了。其实媒体的报道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误导性。因为，仅仅一篇论文或者一组研究人员的论文是很难颠覆已经形成稳定共识的科学知识的。我们应该对任何声称要推翻已经确立的科学研究持怀疑态度。在上述牛羊肉的案例中，系列论文的几个作者确实和食品工业存在着关联。媒体在做出报道之前应当进行更严谨的审查。

为什么说女性主义科学是更加理性的？

当下，女性科学家的许多观点还没有被科学界很广泛地接受。这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呼吁人们更多关注女性的观点和力量。我在写作过程中有机会去重温很多材料。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一直以来都知道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但在对材料的重新阅读中，我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研究中的女性主义理论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许多科学家们对此是感到愤怒的。他们认为任何对科学的社会分析都是对科学客观性的攻击。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对他们所看到的“自然科学的过度权威”提出了反对，因而被认为是“反科学”的。然而像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就认为他们的工作并非“反科学”，而是让科学更加客观，更少受到偏见的影响。

在重读朗基诺的论点时，我意识到，当时的科学家们实际上可以利用女权主义的观点来充实自己的理论，然而他们却选择了对此予以攻击。

我们通常会说一个人要客观，但女性主义科学家们会说，这并不是最佳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带着我们的偏见、信仰和喜好来讨论任何话题——这是人的本性。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遇到一个没有偏好、没有价值观的人，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是某种机器。

科学的目标不应该是消除个人偏好，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相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足够多元的社区，这样人们就可以对不同的价值偏好进行标记。这给予了我们发现和指出信息盲点的机会。如果科学界在性别、经济、种族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多元化，则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的社群多样性越强，就越可能会有人提出对假设的质疑。

女性主义哲学家对女性科学家指出盲点、弥合差距的方式特别感兴趣。男性科学家在研究中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些被遗漏的部分通常是由女性指出的。当这些盲区被指出时，科学会更加完善。如果能依靠多元群体来指出盲区的话，将是一个更系统化、更强大的策略。

然而，很可惜的是，这种思维方式目前还没有在科学界受到承认。比如，在政府间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组织的科学评估中，科学家们仅仅是基于道德上理由去支持多元团体的参与，但从认识上，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更加客观和正确的。只有当我们向所有才华横溢、努力工作的人抛出橄榄枝时，才会真正推动科学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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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追溯了19世纪晚期至今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从而指出科学观点的可信度来自于对其进行严格审查的社会过程。尽管这一过程由于人的参与而并不完美，但人们的共识可以成为衡量知识可信度的一个关键指标。科学知识的社会特性是我们相信科学的一大重要理由。

PUP作者简介

Naomi Oreskes是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著有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View from the Future和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原标题：《面对“反智主义”，科学家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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