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路 | 舞女说不

四马路 | 舞女说不 原创 老夫鱼 四马路轶闻录

尽管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年逾七旬的陈慧玲在2002年接受访问时，仍对1948年1月发生在上海的那场惊世骇俗的舞女群体暴力事件记忆犹新。她坚持说：“我是去劝的，不是去打的。”

四千舞女怎样活下去

事发半个月前的1948年1月15日，《申报》刊发了一篇访谈，名为《四千舞女怎样活下去》。上海滩最有人气的十二名舞女集体接受了《申报》记者采访，被报纸冠名“十二金钗”。陈慧玲位列“十二金钗”之首，当时她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人所知——金美虹，维也纳舞厅的顶流舞女、上海妇女会舞女联谊会总干事。

1948年1月15日，《申报》刊载了对12名舞女代表的的访谈。

1922年，一品香旅社举办上海滩上首次交际茶舞，使得以往只在外侨圈中流行的社交舞会走进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上海的跳舞之风随之兴起，新兴的舞女行业也迅速做大。

一品香旅社，原址即现在的上海人民广场来福士

“因为家庭生活艰难，我初二就辍学，折过锡箔、糊过火柴盒，但毕竟都没法长久。我大姑母有三个女儿，都是做舞女的。其中一个比我大两岁，介绍我到维也纳舞厅伴舞。她叫金美珍，所以给我取了个花名叫金美虹。”

到了1946年，上海各地已经有米高美、仙乐斯、百乐门、维也纳、大都会、丽都、新仙林、立德尔、扬子、华都等大小舞厅29家，舞女约3000多人。

上海中央饭店夜总会内一处沙发，五位舞女紧挨而坐，等待客人光顾

然而内战全面爆发，很快使《四千舞女怎样活下去》真的成为了问题。

1947年7月，国民政府为了缓解内战带来的财政和物资压力，制定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有一项就是禁止营业性跳舞场。消息传到上海，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弹。

1947年9月3日，《申报》对节约消费实施办法的报道

9月10日上海舞厅业同仁在《申报》发表紧急宣言：“非常恐惶，奔走呼号！”，声言跳舞事业在上海有三十多年的悠久历史，禁舞将断绝一大批人的生计，促使民生不安。因此强烈要求当局收回禁舞令。

上海舞厅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孙洪元更是痛心疾首：“禁舞原意推行节约，但全市数千舞女并无其他技术，将来如流为娼妓或交际花，徒造成舞厅以外之嫖赌浪费。”

1947年9月10日，上海舞厅业全体同仁紧急大会宣言

不单业界，上海地方政府也对南京政府一刀切的禁舞令颇有微词。舞厅业一直是上海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向舞厅征收的娱乐税税率曾一度高达50%（后逐步降为25%）。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禁舞将影响地方税收，应该先限制舞厅的新设，提高税率，使舞厅逐步淘汰，而不是一概禁绝。

上海社会局局长关于禁舞政策的谈话

9月9日，数千舞女、舞厅乐师和职工在新仙林舞厅集会请愿，现场哭喊哀嚎声不绝于耳：“我们要吃饭！”、“节约不是制造失业！”、“我们不要嫁人！”。两位舞女代表——米高梅舞厅的孟燕和扬子舞厅的孙致敏先后上台发言。能说一口标准北京话的孟燕泣不成声：“一个柔弱的女子在万恶的环境中已经被折磨得受够了，现在再要禁舞，不是要将我们推向绝望的死路吗？”

1947年9月10日，《申报》对于舞女第一次请愿的报道

“当天集会上我们就决定分头请愿，孙致敏和孟燕去了南京，我就留在上海去民政局和市党部请愿”陈慧玲回忆说，“张晓崧（民政局局长）和陈保泰（党部组织处处长）分别出面接见，他们都表示同情。”

为了帮助舞女寻找出路，上海妇女会的理事、同时也是上海知名的女律师张红薇和陆惠民在这次集会后主动找到了金美虹她们，提出可以帮助舞女们成立一个舞女联谊会，作为上海妇女会的下属机构，给予舞女们很多具体指导。

很快，上海妇女会舞女联谊会就在1947年初秋在新世界三楼成立了。上海各大舞厅共选出50多人参加了会员代表大会，大会推选金美虹、孙致敏为正副总干事。联谊会在奔走请愿的同时，还迅速办起“转业学习班”，下设缝纫、烹饪、打字、簿记、刺绣等专业。先后共有500余名舞女报名参加，她们以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了渴望转业的心情。

张红薇和陆惠民两位女律师也因为在这场舞潮中对舞女们积极伸出援手的善举而顺利当选国大代表。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南京政府最终妥协，决定“分批抽签淘汰，限期一年禁绝。”上海市社会局负责草拟实施办法并制订失业舞女的救济政策。

至于究竟如何救济？吴开先局长在媒体上支招：“舞女仍以嫁人为最好出路。被取缔的舞厅将按计划改造成经济食堂，以维系职工生计。如老板有办法，改造成商场等皆可。”

“舞女仍以嫁人为最好出路”

但抽签淘汰政策的实施自始至终没有征询过舞女联谊会的意见。而且舞女的安置政策从未真正落实。

《四千舞女怎样活下去》访谈中，金美虹说：“舞女职业训练的费用如何筹措？更何况训练后也未必能找到合适的职业，大学生况且都在失业！”普遍偏低的教育程度、大多三十多岁的年纪，又有沉重的家庭负担，这让金美虹、孟燕、孙致敏等“十二金钗”在接受《申报》访问时说感叹连连。“我找了三个月的职业，至今毫无着落”，孙致敏说。

1948年1月15日，接受《申报》访谈的金美虹、孙致敏、孟燕等“十二金钗”

“粉红色的炸弹”

上海市社会局的抽签定于1948年1月31日进行。

“我们准备先到新仙林舞厅开会，再到社会局请愿。要求舞女们全体参加，穿着朴素、厚实，带上干粮，准备在社会局门前示威过夜，最好能导致交通堵塞”陈慧玲在2002的访谈中说，“从新仙林到社会局这段路由孙致敏、孟燕带队前往，我断后。后来发生的捣毁事件确实是事先没想到的。”

1948年1月31日，在新仙林舞厅集会，即将前往社会局请愿的舞女、乐师和舞厅职工们

在社会局大院中聚集的请愿人群

刚开始，气氛还算融洽

“粉红色的炸弹”既意想不到又意料之中地爆发了。

上午11时，社会局的抽签结果传来，包括了仙乐斯、百乐门、米高美、丽都等14家一流舞厅将首批在1948年3月前关门。这彻底点燃了请愿队伍的怒火。6000多名舞女、舞厅乐师和舞厅职工等在下午3点涌进了位于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的上海市社会局，急切地等待与吴开先对话。数千张口一齐对空怒吼:“我们要吃饭！”“吴开先滚出来！”“政府禁舞，我们饿死！”

举着反对禁舞横幅的请愿队伍

此时等候谈判消息的人群突然听到社会局楼上玻璃窗被砸碎的巨响，又传来“打人了”的叫喊，愤怒的人们积累了多月的怒火，开始与维持秩序的警察打斗了起来。

舞女们和其他人员蜂拥而上，一起涌到社会局的办公楼内，局面开始失控

“我当时也很激动，在广场上大喊：冲啊！冲啊！”陈慧玲说。为请愿队伍断后的金美虹好不容易在人群中挤进了社会局大院，看到的是已近乎疯狂的舞女们。有拉电线的、撕纸的、砸东西的。舞女们将砸毁的办公桌椅家具、电灯、电话各类杂物从早已用木棍、竹竿捅破窗口扔了下去。社会局大院一片狼藉。

办公室的桌椅都被拖出来摔烂，走廊上更是玻璃窗被打碎后，玻璃渣一地

社会局院内，文件散落各地

“我冲上社会局二楼三楼，高声劝大家赶紧住手，但当时太嘈杂，加上舞女和职工们都已经失去理智，劝阻毫无效果。”，她说。

舞女涌入社会局大楼

舞女手持木棍，英姿飒爽

4时30分，“飞行堡垒”，也就是使用装甲车的快速反应警察部队呼啸而至，荷枪实弹的军警边打边拖，把大批舞女架入囚车。

佩戴“飞行堡垒”臂章的警察

期间一名名叫金莉萍的舞女在社会局楼下大喊：“美虹，警察来捉人了快来救救我！”“我赶忙下楼，刚到门口就和警察遇上了。警察抓住我的头发和围巾，像摔邮包似的，把我掼进了飞行堡垒”，陈慧玲回忆道。冲突中数十人被打倒在地，金美虹和孙致敏、洪小萍、朱霏(职工)等700多人被警察逮捕。

抓捕请愿者的警察

抓捕现场

维持秩序警察集体照，身上扣子消失数个，右一警察帽子被打飞

事件发生后，家属、上海妇女会和社会各界对舞女们展开了声援。“虽然没正正规规吃过饭，但肚子也没有饿过。在被关在嵩山分局时，社会各界送来的咖啡、糖、面包、油条等吃了不少”，陈慧玲说，“在押期间警察也没有动粗。”

得益于社会的关注，金美虹、孙致敏和孟燕都在除夕前保释。最后，金美虹因为这一事件被上海特刑庭判处3个月徒刑2年缓刑。上海妇女会舞女联谊会被同时查封。

迫于各方面压力，南京当局不得不于1948年3月31日宣布取消禁舞令，各大舞厅复又开始营业，上海滩紧张的氛围这才得到缓和。

这一事件平息后，孙致敏在上海某区公所当了不长时间的抄写员，又去了香港重操舞女旧业。

孟燕投身电影业，出演了《肠断天涯》等影片。

从影的孟燕，及其出演的《断肠天涯》海报

金美虹在长宁区公所当了几个月出纳后，进入上海女子中学继续求学。在解放前夕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解放后，金美虹曾经担任提篮桥区党委人民民主改革办公室秘书、科长，后又在该党委下属的干部文化学院任副教导主任。

在2002年的访谈中，她感叹，最让她遗憾的是从1958年到1979年——这20多年人生最好的岁月，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原标题：《四马路 | 舞女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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