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改造只有“艺术干预、资本收编”这个模式吗？

10月20日和21日，“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纽约、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世界各国20余个城市的200多位知名学者和业界专家与会，共同探讨“城市叙事：记忆、想象和认同”。

世界城市文化论坛由伦敦、纽约、上海、巴黎、东京、悉尼、约翰内斯堡和伊斯坦布尔创办于2012年，目前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7个城市成员、横跨世界各洲、持续进行各项研究、倡导和活动的全球网络。作为世界最大城市的协作网络，论坛为全球城市研究者和业界人士交流互鉴“如何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提供了重要平台。

本次论坛共设“城市记忆的文化重塑”、“全球化语境中的城市文化认同”、“城市文学与文学城市”三个议题。在两天密密麻麻的会议议程中，澎湃新闻记者最关注“城市记忆的文化重塑”的议题。在以“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都市化进程中，我们的城市记忆如何安放？居于城市的人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城市认同？我们怎样介入城市记忆的保存中？

成均馆大学中文系的李安东教授以《从韩国话剧的发展看韩流文化的成因》为题，向大家展示了剧场空间如何形塑城市文化。在首尔，共有约500多个话剧剧场，而大学路上就有300多个。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韩国民主化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话剧艺术创作开始繁荣起来。李教授特别提到一点，整个首尔文化空间的主力军是20-50岁之间的女性观众。“有的是家庭妇女，生活比较优越，而且她们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也曾经在欧美留学，她们常常带上她们的丈夫、恋人、闺蜜等等，所以她们是整个首尔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性别的维度来看城市文化，就会发现女性对于一个城市的都市文化的重要作用。

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陈建华题为《民国初年新媒体与社会文化力量的兴起》的演讲中，他提到，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文化力量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现象，当时的女子杂志非常繁盛，而大部分是男性办的，但《眉语》和《莺花杂志》是两个特例，由女性办，以女性为内容，面向女性受众。特别是《眉语》很大胆，当时请了一个画月份牌的人画了一个裸体的女性，这个主编叫高剑华，她自己还不断地把她的女性编辑团队照片登在杂志上，还写了一部小说叫《裸体美人语》。

北大历史系的李孝聪教授特别关注在都市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的问题。作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在题为《城市叙事—20世纪北京城市功能布局与描述》中提到，北京市政府不断拆四合院，改成高层住宅，是1980年代末之后的趋势。“北京传统文化在1980年代末还没有被破坏，因为过去迁入北京的人口是基本协调的，与北京城市文化特征是和谐的。特别是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的变化，中央机关、政治机构、公司、企业代表的剧增，高新阶层人口的增长打破了均质性，这种变化不仅导致了对住房标准有高要求，造成了现代氛围的高层大楼、宾馆和老城区争相建造，说是要留一个保护区，但车辆在城区的拥堵已经和北京传统的城市特征不和谐，蚕食着北京的传统风貌。”

传统房屋的拆毁，一方面给市民带来乔迁新居之喜，但一方面也带走了祖辈的文明。李孝聪教授动情地追问：“难道旧的建筑都应该或迟或早地被拆掉吗？难道像北京的故宫要成为盆景吗？”

正如李孝聪教授提到的，在当前的都市更新过程中，一方面是市民们期盼乔迁新居，拆迁分新房，另一方面则是人文学者们对于逝去的文化的缅怀，这构成了一对基本矛盾。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士芳在评论深圳的湖贝古村时提到，政府要把原来湖贝老的村推掉，然后有一些设计师在网上发起抗议，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把湖贝村留下一部分，保留记忆。“但是本土的村民很不满意，因为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给湖北村的村民留下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是留下的那一小部分非常的反感，因为他们的房子没有办法改造，所以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村民是不是需要更新。”而这就是今天都市更新和都市保育中的一个典型的利益博弈局面，如何在政府、文化人和村民之间达成一种利益的妥协？

而对于当前以“政府追求效率，资本追逐利益，市民希望改善自己居住环境”为矛盾和特征的都市改造模式，同济大学的王国伟教授一针见血地总结道：30多年来，一个最典型的都市改造模式，无论是从一个城区的改造，还是从一个微空间样本的转型路径，一开始的时候基本是艺术干预，最后是资本收编，然后把艺术赶出去，基本上是这样的模式。

王国伟教授指出，今天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正在从“大拆大建的改建”转入了“精细化转向”。另一个转向是从宏观面转向微观面的转向。每一个空间，作为安放人身体的地方有意义的。但是这两个转向有一定的条件。“第一，政府开始从追求效率到开始追求公平。第二，资本在完成了大量资本的积累之后，资本代入了一点情怀。第三，在互联网时代，市民更多的从线上的虚拟空间向线下实际空间的增加。

王国伟教授观察到，今天活得最好的两个业态是餐饮和独立实体书店。“因为互联网没有办法替代吃饭。餐厅是向外部空间的延伸。第二个是客厅向公共空间的延伸，就是人和人之间还是要相互见面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实践，从社会实践对微空间的改造中梳理出来。”

相比于物质化的记忆载体，我们如何处理那些无形的、终将随着岁月逝去而湮没无闻的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史？首尔文化财团文化提携室室长Ji Yeoe Han向大家展示了首尔的口述史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把公民放在项目中心，特别是公民的记忆。按照Ji Yeoe Han的说法，历史学家选择的部分才会进入书本，但是公民的记忆如何进入历史呢？

这个项目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首尔记忆”，起始于2013年，当时有1481个人参加了这个项目，他们书写的记忆故事达到了2474个，都已经进入档案存档。她举了一个例子，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事故，首尔中心的一个百货大楼倒塌，造成了多人伤亡。这个项目就让这个事故的不同主体来讲述这个故事，有的来自于媒体，有的来自于当时救灾的消防员，还有一些来自于遇难者家属，我们把他们的记忆用录音记下来做了一个总体的收集。

另一个部分是旧物收集。主要是收集首尔市的一些旧货或者是平民的拥有物，以此体现他们在首尔不同时期生活的景象，这样可以建立一个集体性的记忆收集物，用于每个人的分享，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旧物可以用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定义首尔的历史，也可以给市民进行分享，从而也让普通市民成为书写自身历史、保存集体记忆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