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顺走日本酒店马桶盖，能说明中国人素质差吗？

顺走日本酒店的马桶盖，能说明中国人素质差吗？

上周，日本的一只马桶盖吸引了国人的极大关注。

10月18日，一导游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称，一对年轻夫妇跟团去日本旅游，退房时竟把酒店房内多功能马桶盖带走，酒店发现后打电话给导游并报了警。19日，事情出现反转，另一个微信号发文称已就此事致电事发酒店，酒店前台柜员竟对此毫不知情，由此认为“马桶盖事件”是刻意抹黑中国游客形象。

然而19日晚间，宁波市旅游局通过其官方微信“宁波旅游”证实：游客拿走日本酒店马桶盖一事为真，但并非卸下马桶盖带走，而是将床下一个备用马桶盖带走，且涉事游客并非宁波人。游客李某还写了道歉书，承认其误以为马桶盖是前一位住客遗落的物品，抱着贪小便宜的心理将此物带出酒店。李某在信中表示由衷的抱歉与忏悔，并已委托导游于18日当天将马桶盖寄回酒店。

继中国游客在日本狂购包括马桶盖在内的日用品、王楠丈夫郭斌在日本酒店“放水爱国”之后，中国游客在日形象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包括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凤凰新闻在内的众多媒体参与了此次讨论。

评论员敬一山在东方早报发文《偷马桶盖：管好个人脸面，国家脸面自然不差》，文章指出，不管以为马桶盖是酒店的，还是别的旅客的，带走都是素养品行问题。而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在于其触动了国人的集体羞耻感，反映出一种渴求世界认同、追求文明的焦虑。他认为这种集体羞耻感，对于整体提升中国人的素质有着重要意义。

央视评论特约撰稿人王健则发问：“马桶盖事件”仅谈游客素质够吗？他分析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众旅游时代蓬勃到来，但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没能实现同步提升，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就显著超越了旅游时的购买力。一个人，在国内习惯于排队加塞、随地吐痰，到了海外旅游时亦不会脱胎换骨，变成文明人。从这个角度而言，提升文明素质才是正途。提升文明程度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反躬自省，久久为功。总之，做文明游客，同时也应该做理性公民。

学者张鸣注意到，本次事件引发的网上议论，除了极少数之外，并没有视之为爱国行动，可见国人的见识还是高了一些。这几年，一个小小的马桶盖负担了太多的中日民族情结。日本产的马桶盖，如今成了中国游客旅日的必购物品，也会伤了某些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他直接地指出，占小便宜的事儿，在中国国内俯拾皆是，而这次的“顺走事件”炒爆网络，背后含义是：你丢人丢在家里也就罢了，怎么会丢在国外，而且还是日本。张鸣认为，国人这种内外有别的道德观很要命，这样不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反而给自己平添虚伪。“家里家外，国内国外，坏事就是坏事，在哪儿都不能做。如果没有这点自律，国人整体的道德水平，就永远都提高不了，也就永远也不会让人看得起。”

时评类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连发两篇文章参与讨论。《顺走日本酒店里的马桶盖，跟“国民素质”有关系吗？》一文作者连清川认为，顺马桶盖这件事，和国民素质既没关系，也有关系。没关系是因为我们多数人，包括那对夫妻，都能够分辨出这是一个私人道德的错误，某个同胞的素质低下没必要和全国人民挂起钩来；而有关系的是：当我们以国民素质去衡量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本能地跌进了是非观混淆、罔顾公共秩序的漩涡之中。中国游客频频出现在酒店里顺走东西、在外面大声喧哗、去国外的奢侈品店里扫货等等现象，恰恰反映出我们疏忽了公共秩序。因为“酒店提供的服务就是你的票价，而顺走东西，是违背了公共道德甚至法律的事情；大声喧哗是对他人的私人空间的一种侵犯，它违背了彼此尊重创造良好公共空间的原则；而扫货则剥夺了其它人也能够获得产品的机会。每一个看似私德的事情都是对公共秩序的一次侵略和破坏。”连清川指出，我们有各种道德的教育，惟一没有进入的就是公共秩序的教育，因此对于公共秩序的是非观有着本质上的基因缺陷，以至于我们在成人和看过良好公共秩序的样子之后必须无时无刻地自我警戒与痛苦地自我矫正。

另一篇《果然是孔乙己的老乡，连偷个马桶盖都这么文雅》的作者西坡指出，贪小便宜是一种让体面人深恶痛绝的痼疾，在国人身上很常见。而偷马桶盖事件打破了关于贪小便宜的两个传统认知：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穷人才贪小便宜，富裕起来之后毛病自然就改了，可是这对夫妇能负担得起去日本旅游费用，显然不是穷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老一代人才贪小便宜，他们从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路走来，习惯已深入骨髓难以改变，可这次是一对年轻夫妇。西坡认为，在合法边界内尽力争取自己利益，不叫贪小便宜。我们常说的贪小便宜，通常指贪不属于自己的便宜，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然而，不光每一件物品是有价格的，每一种品质也都是有价格的。许多人小偷小摸成瘾，与其说他们见钱（物）眼开，不如说在他们心里，诚实、体面、慎独这些品质太不值钱。

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北大讲了些什么？

佩里·安德森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第一次讲座题为 “大国协调：十九世纪”。

被誉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来中国了。他曾长期担任国际左翼标杆性杂志New Left Review的编辑，12本著作在欧美与中国知识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0月18日晚，佩里·安德森在北京大学进行系列讲座的第一讲，题为“大国协调：十九世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担任评议人。

这次讲座主要讲述了维也纳体系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过程。1815年，随着拿破仑遭遇滑铁卢而后彻底战败，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君主制复辟。欧洲五大强国，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一致，形成了维也纳体系。这个协调机制主要由五大国同意，要经常召开会议，解决外交上的不同意见，并协同平定任何暴动和革命——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武力。这就是这一机制所遵从的正统主义（legitimism），即所有的统治者都必须以世袭的方式获得统治权，它成为了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标准。

安德森认为这一体系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取代了过去简单的力量均衡，从而创造了一种不同的平衡：稳定的政治合作。其主要功能即让欧洲各大政治力量能够实现协调。在此之后，直到1854年，欧洲都没有发生主要战争；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欧洲基本上保持了和平。

安德森指出，欧洲协调机制将稳定带到了欧洲，把战争的倾向出口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在他们的殖民地那里，帝国主义的扩张根本不受任何限制。在殖民地，这些传统力量将战争全都释放到殖民地的人民身上。这就是这种秩序的双重特征：在核心区域保持和平，而在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实行暴力。

然而，由于奥斯曼帝国这一明显而又致命的地缘政治漏洞的存在，以及德国完成统一、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欧洲五强逐渐分裂，至“一战”爆发和俄国革命，维也纳体系彻底灰飞烟灭。

安德森总结，维也纳体系在最初带有明显的反革命倾向，但到了十九世纪末，多数列强的国内统治都已经转变成一种混合体：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新兴资本主义慢慢淘汰了封建制度。列宁观察到的各个欧洲国家之间殖民地分配的不均等，和熊彼特观察到的来源于过去贵族封建制的军事体系，共同造成了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一些现象——普遍宣称热爱正义与和平、世界上的重要国家领导人常常会面、以 “不干涉” 的名义进行干涉、频繁使用国际法作为标准、常常进行掠夺与压迫，等等，即我们称为 “自由的文明” （liberal civilization）的元素，都在“一战”之前汇集到一起。时至今日，这些元素还继续遗留在我们的时代当中。

汪晖在评议时，试着将维也纳体系放在更大的历史谱系中观察，即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这整个世系中去看。维也纳体系作为第二阶段的国际秩序，在国家主权的概念出现之后，形成了大国联合政治的局面。

汪晖还补充，除了安德森的讲座所集中讨论的欧洲及作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维也纳体系也在亚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从“八国联军”的英文（The 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出发，指出这也是维也纳体系的正统主义的体现。维也纳体系对亚洲的影响也体现在俄国对于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特殊地位之中。此外，从1820–1840年开始，鸦片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鸦片战争，这一后果，间接地也是来源于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的五头政治其实对《马关条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还有青岛的危机、美国在中国东北试图垄断铁路经营权，这些都是维也纳体系的国际秩序下，“干涉” 活动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汪晖指出，中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对于我们理解许多事件，例如蔡元培为何支持中国士兵参加“一战”等，都有极大的帮助。

汪晖最后将十九世纪的历史带到了今天。他提问，十九世纪国家的不同文化身份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当今的世界已经和十九世纪有了巨大的差别，除了全球化，还出现了许多地区化进程，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集团，十九世纪的历史故事放到今天会怎样？他还希望了解，在安德森所讲的政治和军事历史背后，经济的故事是怎样的？今天，我们有G8，G20这些国家集团，过去也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组织，他期待安德森教授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对经济史的发展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