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这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来上海了

“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了，可能四百块左右。”这是黄永玉“入木八十年”自述的开头，也是他回忆八十年版画创作生涯的开始……

由中华艺术宫、北京画院主办的“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近日在中华艺术宫正式对外展出。此次展览是继2020年8月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黄永玉木刻展基础上，延续“入木”主题，策划的上海站同名巡展。展览以黄永玉第一人称叙述开启，串联了其从1940年代至90年代期间近两百幅版画作品。

黄永玉手书“入木八十年”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

年轻的黄永玉正在刻木刻

为了给上海观众更好的观展体验，根据中华艺术宫展厅空间重新思考布局，形成全新的展览结构，并关联了青年时期黄永玉与“大上海”结缘的历史语境，增加“黄永玉与上海”文献区，同时结合“肖像主题”“插图主题”与“经典主题”三大展厅专区，力图全面、完整的勾勒出这位艺术家的版画发展叙事与创作面貌。

展览现场

“这辈子，我最倾心的地方莫过于上海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盛起。少年黄永玉因木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启了自己的版画创作之路。少时离乡，辗转多地。福建、江西、上海、台湾、香港、北京……黄永玉的流浪之路，似乎没有停下过脚步。其中，停留于上海的短暂一年，却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经历体验。

黄永玉，《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工作者》 35×45cm 1954年

1947年，黄永玉来到上海。“来到上海，打开眼界，看到那么多延安木刻家的作品……一个那么大的局面，那么新的世界，呈现眼前。”至今黄永玉回忆起上海的那段经历，总是带着别样的感慨。七十多年后，黄永玉在其连载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三部里，真切地回忆起了与友人在上海相处的光景：作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青年木刻家，黄永玉加入了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并担任理事，其作品数次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展；黄永玉交游广泛，不仅认识了李桦、野夫、陈烟桥等木刻界的前辈，交往了巴金、臧克家、楼适夷等文学名家，还认识了诸如黄裳、汪曾祺等一群年纪相仿的挚友，以及与张正宇、张乐平、黄苗子、陆志庠等漫画家来往紧密；越来越多的文学家朋友邀请黄永玉为其小说或诗歌创作木刻插图，其中包括为其表叔沈从文小说《边城》创作的《翠翠与爷爷》《花环》等插图，以及为“九叶诗派”女诗人陈敬容诗歌《逻辑病者的春天》作同名木刻等。

黄永玉，《翠翠和爷爷》 13.5×18.5cm 1947年 沈从文小说《边城》插图

此外，此次展览还将在序厅设立“原版对照”专区，为观众呈现一批跨越几十年的木刻原版，并与印制的版画作品进行对照。在黄永玉看来，这些充满了岁月痕迹的木刻板如同他“贴着肉的骸骨”一般，与其经历了一生的颠沛与流离，保存至今，十分珍贵。

黄永玉，《风车和我的瞌睡》 36.5×22.5cm 1947年

“入木八十年”

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条道路开始，黄永玉以其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作品。黄永玉极其擅长各种文学故事插图，尤其是为儿童文学，如童话、寓言故事等创作的大量成组插图更是独树一帜。在此次展览，观众能够欣赏到黄永玉刻刀下那些幽默的、诙谐的小人儿或动物们：狡猾的狐狸，井底的青蛙，流亡的小鸭……活灵活现，趣味横生，却又不等同于儿童世界里纯真无邪的化身。这种天真趣味与讽刺现实的矛盾结合，赐予了黄永玉童话插图更深层次的形式与意味。

黄永玉，《陆志庠像》18.5×13.6cm 1948年

1948年，黄永玉与张正宇、陆志痒为编写画册从上海奔赴台湾，此后又机缘巧合迁至香港，入住香港九龙荔枝角一个小村落——“九华径”。这个地方，在1948年至1949年期间陆陆续续住进了许多内地文化界人士，其中就包括了黄永玉在上海认识的文学家及画家朋友。在香港期间，黄永玉兼任大公报美术编辑，继续从事木刻创作和自由撰稿人，参加人间画会，创作一系列香港百姓生活的作品。

黄永玉 《台湾食摊》 38×36cm 1948年

五十年代初，黄永玉受邀回到北京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筹建。身处新旧更替的变革点，而立之年的黄永玉尝试在新兴版画创作与教学中寻找到更深层次的表达语言：他深入小兴安岭森林，创作了诸如《小鹿你好》《初进森林》《新的声音》等大量森林题材的版画木刻。

黄永玉，《狼与猫》 13×12.8cm 1951年

1954年，他被派往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水印木刻技术，与当时也在北京的齐白石见面，并为其刻制了一幅水印套色版画肖像。为了完成齐白石肖像的木刻作品，他专门去拜访了齐白石先生，在《速写因缘》这篇文章文中，他记录了和齐白石这位老乡见面的过程：

“我画得紧张而顺手。告诉他用木刻刻好，再给他送来。我不信他知道木刻是什么，完成以后见了自然明白。

一个多月后，荣宝斋刻完主版和套色版，再一次次地刷印出套色，大功告成之后，首先送老头儿那里去。同行的有裱画师傅刘金涛，齐的弟子许麟庐，雕塑家郑可和李可染。

我带了三幅拓印品，老人见了笑得开心，用浓稠极了的湘潭话说：‘蛮像咧！’我恭敬地奉赠一张，他接住后转身锁进大柜子里。

我请他在另一张上题字，他写下：

‘齐白石像。永玉刻，又请白石老石（此字错，涂掉）人加题，年九十四矣！’”

黄永玉 《齐白石》 24×34cm 1954年

他还在云南路南县额勺依村住了两个月，以村里的彝族撒尼妇女普支委为模特，创作了经典的“阿诗玛”形象。

黄永玉 《阿诗玛》25.5×12.9cm 1955年

黄永玉 《森林小学》 30×39cm 1957年

“一刀一刀往下刻”

进入六十年代，黄永玉不断拓宽中国新兴木刻的审美与维度，创作了如《春潮》、《花城》《葫芦信》等代表作品。其版画风格逐渐倾向于一种浪漫美学范式的回归，不仅完善和深刻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形式与内涵，也为当时的版画界带来了一股新风。

黄永玉，《春潮》 40×55cm 1961年

晚年黄永玉虽停止了版画创作，然而手中刻刀促使了其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尝试转向更多艺术语言的可能性探索。

黄永玉 《黄大》 1991 于翡冷翠 20×29 1991年

 在《速写因缘》中，黄永玉曾回忆自己在1950年代，拜访齐白石的经历，“一大清早，他住在一个女弟子家里，正吃着一大碗铺满鸽子蛋的汤面。”如今黄永玉过了齐白石的年纪，“活得这么老，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今年98岁的黄永玉，实实在在跟百年历史共命运。在他的新书《走读》里，黄永玉有一段自况：“我也不清楚，一辈子不晓得从哪里得到和敏悟。上当倒霉之后不叫痛，不骚心，甚至不当是一种教训，把自己的傻行当作笑料去取娱朋友。更不做借酒浇愁的类似表演，让朋友来分担我的小小疼痒。”

黄永玉《蔷薇》 38×33cm 1990年

经历过旧社会的苦楚，辗转过烽火时代的分离，见证过新世界的诞生，也走过曲折而平实的旅程。如同刻木刻一般，黄永玉一步步践行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实践。

黄永玉。比目鱼 摄

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