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用三件作品说明旧有文化无法界定艺术家的创作

10月15日，在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的文化论坛“无名的现实：今日中国的表象冲突”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家徐冰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谈论了艺术家如何处理与现实关系的问题。

在徐冰看来，社会现场的能量，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场的变异性、不确定性，用人们旧有的知识、范畴、概念、主义、宗教、理论……都已经不能完全解释。

“我时常觉得我们人类的思维是被动的，因为我们人类的思维节奏远远跟不上社会现场节奏的变异。”徐冰认为，“实际上，今天人类的被动状况，是因为人类没有足够经验，用一种与当下速度所匹配的节奏，对事物做出判断。我们对于今天的很多事情无从判断。这就是今天人类文明，或者说，文化方式，与现场之间的巨大矛盾和错位。”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创作在面临社会现场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徐冰在讲座上  陆晔 摄

徐冰坦言，他在创作的时候，从来不会把风格和流派当一回事。“我觉得如果过分把艺术流派太当回事，一定是一个没出息的创作者。以往任何艺术流派和风格都是那个时候的艺术家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场，说他想说的话。任何一种现成的形式，都无法挪用过来，说今天的社会现实。”

“我们要说的话，是过去的人没有说过的。怎么把过去人们没有说过的话说得到位、有感觉、深入，就得找到特殊的方法和语汇。这时候，艺术新的语汇就出现了。”

在徐冰看来，如果一个人对社会有深刻认识，可以表述得极其深入，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理论家。但是，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提出一个对过去已有艺术系统有启示的新的艺术语汇，就永远没有完成作为艺术家的本职工作。这就是徐冰对于艺术和社会现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徐冰在现场通过自己的三件作品，解释艺术家的创作如何与社会现场发生关系。

徐冰《凤凰》，在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2015） 

《凤凰》是徐冰刚从美国回国后的创作，这件作品原本要安放在北京CBD的世界金融中心。当大厦还在建造的时候，艺术家来到工地现场，看到建造辉煌大厦的贫苦工人，他当即想到，可以用现场的施工材料，他们的工具和生活用具，完成一件装置作品，在大厦建好后悬挂在中庭。

这件作品呈现了资本和劳动背后的关系。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这件作品没能安置在大厦中庭。起先是因为奥运会，建筑停工了三个月，大卡车不能跑了，材料也没了。然后又遇上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以后，资本家对于艺术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他们对于艺术的潇洒、幽默感，没有了。“徐冰如是说。

从《长城》、《鬼打墙》、《天书》，到《凤凰》，徐冰在中国创造的作品尺寸都很大， 这也与创作的社会现场很有关系。“我们中国什么都很大，”徐冰表示，凤凰这件作品的尺寸也是“根据当时的中庭量出来的”。

尽管最终没能安置在北京世界金融中心的中庭，此后，《凤凰》在全球创作、展出，在世界各地也有它自己的命运。

《凤凰》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2014）

《地书》同样是徐冰近年的创作。艺术家将其称作“世界上第一本什么人都能读懂的读物”，因为“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文化背景、教育程度高低，都可以读懂”。

《地书》的出现实际上和全球化的进展息息相关。徐冰坦言，他在10年前就酝酿创作《地书》这件作品，但是当时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当时没有这么丰富的emoji，这么丰富的标识。”直到4年前，这个作品才正式出版，拥有正式书号，在世界各地也有出版，它是世界上第一本不需要翻译的读物。

《地书》在上海沪申画廊展览现场（2012）

“艺术家在做什么？艺术家就是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交给理论家，由理论家来分析，寻找艺术家创作的蛛丝马迹，找到原因，他为什么做这个。最后，整理出新的概念，这时候，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才得以发展。”对于徐冰来说，“艺术家都是在做一些旧有文化无法界定的东西。”

《地书》在上海沪申画廊展览现场（2012）

《地书》打开了艺术家对于创作的理解，《蜻蜓之眼》可以说是徐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

《蜻蜓之眼》是徐冰的团队正在创作的项目，完成之后会是一个90分钟左右的剧情片。这个剧情片的独特之处，是它既没有摄影师，也没有演员。

“我们的工作室有无数电脑，24小时下载中国或者世界的监控摄像头所记录下来的现实场景，它们被传输到网络上。”徐冰解释说。

因此，《蜻蜓之眼》这个作品将是一个无法归类的电影，因为它的每一帧都是真实发生的。

“你说它是最真实的纪录片，我觉得它比纪录片还要真实。”徐冰表示，“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电影的工作方法。我们没有一个摄影师团队，但是全中国的监控摄像头，只要放到网络上，都在为我工作。这是与当代文明相匹配的工作方法，也是今天艺术有可能的工作方法。”

徐冰坦言，这个项目4年前开始做的时候，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他们弄到一些视频素材，但是还远远不够。直到去年初，徐冰发现在网络上有取之不尽的材料。

一些网站上传的直播视频甚至会标注来自哪个城市、哪条街、哪个经纬度的摄像头，因此所有的视频影像都可以有精确的发生时间地点的记录。徐冰坦言，他和他的团队也对一些寺庙、美容院、酒吧、餐馆做了长时间的跟踪。“它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清楚得很，”徐冰表示，“有几个服务员，服务员换衣服的频率，穿衣服的风格，我们都知道。”

更加重要的是，对于这些监控的深入观察，甚至会影响到人们的历史观。“如果好莱坞大片安排一些镜头，你会觉得太假了。但是监控的力度就在于，它确实发生过。“徐冰表示，“其实人类历史上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有趣的事情，但是我们无法证明这些事情发生过，因为没有被记录。今天的监控影像记录了这些超越我们思维范畴的事。”

他甚至设想，如果把上海一年监控摄像头的镜头全部存起来，一百年以后，人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年的上海是怎样发生的。

“曾经有一个电影叫《楚门的世界》。电影里造了一个大型舞台，楚门从出生就生活在里面，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在被直播，只有他自己不知道。最精彩的就是电影最后，他一下撞破了幕布。”徐冰表示，“实际上，《楚门的世界》的想象，被《蜻蜓之眼》证实了。现在的人开始学习使用监控，和监控发生关系。这当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相关链接：徐冰谈作品《背后的故事》

《背后的故事》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展出（2014）

“背后的故事”这个系列开始已有10年了，其创作手法一直在不断进化和发展，最早一件作品诞生于德国。当时我在德国美国学院在驻，德国有个东亚博物馆，在二战时候丢失了80%的艺术藏品，被苏联红军拿走了。我想，怎样能够创作一件新的作品，和博物馆的历史发生关系。

现在这种手法，我觉得很好表达了曾经在博物馆出现过的艺术品，现在远离这个地方，而它们的影子，这些风景画和艺术作品的灵魂，仍然出现在它们曾经所在的地方。

《背后的故事》并不是真正的绘画。图为2012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

我们所看到的绘画，不是真实的绘画，而是由空间中的光构成的，是一幅不存在的绘画。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空间中调节光的状况，由前面这块玻璃，记录下空间中光的状况，形成一幅图像。

我们有油画、国画，为什么要用光来作画？因为光是比任何实体物质，都要丰富的。它的黑白灰的程度，是极其丰富的，而且是我们现有绘画概念不能完成的。它极其适合再现中国古代绘画，古代绘画由于时间氧化的关系，它的墨色，完全进入了纸本绢本，就像光渗透在空间中一样丰富。

这次在喜玛拉雅美术馆的作品，让我有一种意外惊喜，因为它和空间——山水的临时建筑的虚幻性，有一种特殊的呼应。由于现场光线比较亮，也有一种特殊的虚幻的感觉。这种特殊的效果，也是我比较满意的。可以说，限定性，空间的局限性，让这个作品获取了我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