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讲座：十九世纪列强的对内协调与对外干涉机制

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位从剑桥辍学的爱尔兰年轻人詹姆斯·安德森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中国海关的一名职员。在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他跑遍了小半个中国，当过许多海关的领导，参与过打击走私的工作，结了两次婚。1936年，他的第二任妻子维罗妮卡在昆明生下了一个男孩。1938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母腹中孕育，但是受到中国抗战的影响，他们一家人不得不回到伦敦，第二个孩子也是在那里生下的。这两兄弟，哥哥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2015年刚刚去世。而弟弟则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被特里·伊格尔顿誉为 “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是英国左翼出版社Verso的共同创始人，曾经长期担任国际左翼标杆性杂志New Left Review的编辑。他的12本著作在欧美知识界与中国知识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发了许多新的研究。

10月18日晚，在主持人章永乐的介绍中，这位重量级的思想家出现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全场座无虚席，过道挤得水泄不通，连地上都坐满了听众。应北京大学 “大学堂” 讲学计划的邀请，佩里·安德森此次将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次讲座。第一次讲座题为 “大国协调：十九世纪” ，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担任评议人。

佩里·安德森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第一次讲座题为 “大国协调：十九世纪” ，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担任评议人。

作为欧洲协调机制的维也纳体系：

在核心地区保持和平，在边远地区实行暴力

安德森教授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讲述维也纳体系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过程。1815年，随着拿破仑遭遇滑铁卢，彻底战败，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君主制的复辟。欧洲的五大强国，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了一致，形成了维也纳体系，也称为欧洲协调机制（the Concert of Europe）。

安德森认为，维也纳体系主要有两大目标：它要防止任何类似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动荡事件，维护世袭王朝的统治；同时，它要控制列强之间的战争。其实后一点同样最终也是要防止列强之间的战争，造成它们内部的革命。这个协调机制主要由五大国家同意，要经常召开会议，解决外交上的不同意见，并协同平定任何暴动和革命——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武力。这就是这一机制所遵从的正统主义（legitimism），即所有的统治者都必须以世袭的方式获得统治权，它成为了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标准。

在此之后，在沙皇牵头下，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形成了神圣同盟（the Holy Alliance），其目标同样是以和平的方式应对任何平民革命，当然在必要的时候要诉诸武力。由此，奥地利立即进军那不勒斯，恢复波旁王朝统治。希腊人为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而向沙皇求助。虽然俄国与土耳其之间有各种各样的领土争端和仇恨，但沙皇却听任土耳其继续残酷压迫希腊人，以此避免希腊发生真正的革命。1823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被推翻，法国立即入侵西班牙，复辟了君主制。1830年，比利时也发生了革命，列强相互协调，限制了革命影响的外溢。安德森特别提到，当时法国外交官塔列朗在被问及什么叫“不干涉”（non-intervention）的时候，甚至说：“不干涉是一个形而上学观念，它跟干涉差不多是一回事。”1848年，匈牙利人起来反抗奥地利的时候，又是俄国人出手镇压了革命。

安德森认为这一体系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取代了过去简单的力量均衡（the balance of powers），而创造了一种不同的平衡：稳定的政治合作。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让欧洲各大政治力量能够实现协调（coordination）。它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直到1854年，欧洲都没有发生主要的战争，而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还基本上保持了和平。

欧洲列强之所以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并不是这五个国家的结构有多么相似，或者它们有多么平等——实际上，它们非常不同。安德森说，这一五头统治的霸权由英国与俄国分享。沙俄帝国是个专制帝国，拥有最强的陆军。英国是第一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国家，非常富有，并且已经实现了全球扩张，是最强的海上力量。实际上，欧洲协调机制将稳定带到了欧洲，把战争的倾向出口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在他们的殖民地那里，帝国主义的扩张根本不受任何限制。在殖民地，这些传统力量将战争全都释放到殖民地的人民身上。这就是这种秩序的双重特征：在核心区域保持和平，而在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实行暴力。

奥斯曼帝国：

这一既不核心又不边缘的国家对欧洲协调机制的威胁

但是，在这一体系当中，安德森指出了两大异数（anomaly）。第一是美洲去殖民化的进程。在拉丁美洲，西班牙的日渐式微，使得它无法再在欧洲协调机制当中保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了五大力量所担心的倾向于革命的力量。在葡萄牙控制的巴西，由于英国的干预，巴西最终顺利实现独立。去殖民化是对于正统主义的一大破坏，但是这一过程基本上没有对欧洲协调机制产生制度性的损害。

安德森认为，真正产生制度性损害的是另一异数，即维也纳体系遗忘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地位比较特殊，它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在维也纳会议当中，不可能将它认同为欧洲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不能成为“文明的标杆”。它的疆域非常广阔，包括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以及部分中东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地中海重要力量。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统治极其腐败不堪。因此，四个与这一帝国利益相关的国家，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互相制衡，防止任何一个国家产生对帝国政府的过多影响。但安德森指出，这样的均衡并不稳定，也对欧洲协调机制产生了威胁。巴尔干半岛首先发生了多次叛乱。沙俄以东正教的名义帮助起义者，而英法则帮助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这直接导致了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中，英法重创了沙俄，但战争本身却重创了维也纳体系的稳定性。随后，欧洲各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战争：普法战争、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法奥战争）、镇压巴黎公社运动等等，但这些战争没有彻底摧毁欧洲的和平，似乎体现出人们对于欧洲协调机制还有一定的信任。确实，在1884年各国还可以聚集起来，讨论瓜分非洲的事宜。1900年，欧洲国家甚至联合起来，在离欧洲如此遥远的中国协同作战——但是，安德森指出，八国联军侵华已经是维也纳体系的绝唱了。

协调机制瓦解：

一战和俄国革命相继爆发

随着德国完成统一，其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且它比英国这些传统工业国家更具有活力。很快，它就超过了维也纳体系中最主要的五个国家。到1900年，德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是显然，它的殖民地要远少于英法等国家。英德开始在海军军备上互相竞争，而为了制衡德国，英国还与它并不待见的沙俄结成同盟。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当中，英国站在了法国一边，而德国表示坚决反对，欧洲国家内部的冲突已经逐渐展现。之后，在一系列巴尔干战争当中，欧洲五强已经明显分裂成两个派别：英法俄在一边，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另一边。1914年，一战爆发。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正是最初设计维也纳体系的时候各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至此，维也纳体系彻底灰飞烟灭。

佩里·安德森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也卷入了这场起于欧洲的争端当中。1919年达成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坚决要求收回青岛，而安德森认为，由于英国担心中国会以同样的方式试图收回香港，因此没有答应中国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这次战争之后，维也纳体系所维持的王朝统治再也不能继续了。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沙俄的帝制全都被掀翻了。因此，安德森认为，世界秩序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回到1815年这一体系建立之初，欧洲各国的想法就是在核心区域保持和平，而将武力全部输出到边缘的殖民地。但是，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界限并没有明确地划定，奥斯曼帝国这一既不核心，又不边缘的国家将所有的暴力又带了回来。这一明显而又致命的地缘政治漏洞，最终导致了在那之前从未见过的人类战争。

维也纳体系在最初带有明显的反革命倾向，但是到了世纪末，多数列强的国内统治都已经转变成一种混合体：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新兴资本主义慢慢淘汰了封建制度。列宁观察到的各个欧洲国家之间殖民地分配的不均等，和熊彼特观察到的来源于过去贵族封建制的军事体系，共同造成了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一些现象——普遍宣称热爱正义与和平、世界上的重要国家领导人常常会面、以 “不干涉” 的名义进行干涉、频繁使用国际法作为标准、常常进行掠夺与压迫，等等，即我们称为 “自由的文明” （liberal civilization）的元素，都在一战之前汇集到一起。时至今日，这些元素还继续遗留在我们的时代当中。

与汪晖教授对谈：

“干涉” 活动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

安德森教授完成演讲之后，汪晖教授发表了他对于这次演讲的评议。

首先，汪晖试着从更大的历史谱系范围内，探讨维也纳体系对今天的影响。如果将维也纳体系放在更大的历史谱系当中观察，即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这一整个世系当中去看。维也纳体系作为第二阶段的国际秩序，在国家主权的概念出现之后，形成了大国联合政治的局面。汪晖提示说，我们是否还应当考虑，正如马克思引用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会在未来重复之前发生的整个过程，而又如德勒兹所谈到的，或许每次重复都是不同的，这就使当下维也纳体系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变得十分有考察价值。

其次，汪晖也指出，对这段历史，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历史学家将一战之前的这段时间称为“百年和平”。在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当中，他认为势力均衡、国际金本位、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拥有独立主权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四大元素。列宁看到了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不均衡趋势，对此，波兰尼认为必须要从帝国的结构、国家的结构等进行考察。安德森的讲座只是从势力均衡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安德森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之前于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则是从民族主义出发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在汪晖看来，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

汪晖还补充道，除了安德森的讲座所集中讨论的欧洲及作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维也纳体系也在亚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从“八国联军”的英文（The 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出发，指出这也是维也纳体系的正统主义的体现。八国联军入侵的正当化，对义和团的镇压，正是正统主义的体现，这一逻辑完全符合维也纳体系的想法。汪晖又向安德森提问维也纳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他认为，维也纳体系中的五头政治可以看作一个 “家庭” ，这与中国儒家的 “家庭” 概念有类似之处， “家庭” 绝不是中国儒法国家独有的概念。奥斯曼帝国被排除在这个家庭之外。维也纳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都有这种家庭的概念，这其中似乎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维也纳体系对亚洲的影响也体现在俄国对于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特殊地位之中。在体系形成于欧洲的同一时期，汪晖发现当时清代文献中开始大量讨论中俄边境的问题。由于俄国横跨亚欧大陆，疆域广阔，维也纳体系的形成让俄国有精力开始关注中俄问题。从1820 – 1840 年开始，鸦片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鸦片战争，这一后果，间接地也是来源于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的五头政治其实对《马关条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而紧接着发生的事件，如日俄战争中，英国秘密支持着日本，而德法俄却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即“三国还辽”事件。另外，还有青岛的危机、美国在中国东北试图垄断铁路经营权，这些都是维也纳体系的国际秩序下， “干涉” 活动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中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对于我们理解许多事件，例如蔡元培为何支持中国士兵参加一战等，都有极大的帮助。

汪晖还提醒大家，要注意近代以来不同世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国际体系这一系列战争与媾和的反应。汪晖以鲁迅1908年的重要文本《摩罗诗力说》为例，鲁迅在其中所赞赏的摩罗诗派代表——拜伦、裴多菲和普希金及密茨凯维奇，他们作为 “恶魔诗人“奋起反抗的历史事迹，均与安德森教授在本讲中分析的欧洲协调机制中的 “干涉” 活动有关。例如，拜伦挺身而出，参与到希腊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的反抗战争中；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则反对奥地利帝国对匈牙利的干涉；让汪晖倍感兴趣的，是俄国诗人普希金和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这一对好友，在俄国对波兰进行干涉之后，所采取的截然相反的立场。密茨凯维奇予以强烈批评，而被西方舆论誉为 “自由诗人” 的普希金则写作了三首长诗，为俄国的帝国行径辩护。普希金为俄国辩护是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之下批判西方其他霸权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框架内，而密茨凯维奇则是站在被压迫国家的立场上进行反抗。在这里，鲁迅坚定地站在密茨凯维奇这边。汪晖提示说，《摩罗诗力说》写作的年代正值清末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鲁迅对上述欧洲历史内部不同脉络的处理值得特别关注。

汪晖最后将19世纪的历史带到了今天。他提问，19世纪国家的不同文化身份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当今的世界已经和19世纪有了巨大的差别，除了全球化，还出现了许多地区化进程，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集团，19世纪的历史故事放到今天会怎样？他还希望了解，在安德森所讲的政治和军事历史背后，经济的故事是怎样的？今天，我们有G8，G20这些国家集团，过去也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组织，他期待安德森教授在剩下的讲座中，对经济史的发展展开分析。

安德森主要回应了汪晖老师提出的波兰尼势力均衡的概念，以及他问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维也纳体系的比较问题安德森指出，前者是一种平衡，而后者则是一种协调，是一个合作的形式，是对于波兰尼的势力均衡的一种反对。所谓平衡，其实只是每个国家都想要多占一些，而这样的关系是不能稳定的。其次，安德森强调，英国在当时是一个很强的亚洲力量，因为它控制着印度，所以他同意汪晖有关欧洲这一体系对亚洲的巨大影响。第三，对于汪晖提出的知识界的反应，安德森认为当时知识界对于中国进入一战的支持，一者来自蔡元培本人对于法国的认识，他认为法国是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国家，应当支持法国。二者，中国知识界也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加入了胜利的一方，那么未来或许有机会与战胜国平起平坐，一起磋商未来的世界秩序。最后，安德森认为1870年之后经济的故事才变得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德国、美国的经济实力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英国的金本位制已经式微，这最终才成为导致一战的原因之一。

这一次讲座，安德森为我们具体梳理了维也纳体系的兴衰，分析了为什么奥斯曼帝国这一地缘政治实体被忽视，最终摧毁了这一体系。当然，我相信安德森不是仅仅要进行历史重现，他真正的意图，想必是要在下一讲当中呈现出来，因为他要在21世纪指出，这样一种协调机制还在继续发挥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