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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说地图：浅谈沪渎、沪渎垒与沪渎重玄寺

2021-11-23 08:2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图溯上海图溯上海

浅谈沪渎、沪渎垒与沪渎重玄寺

吴淞江源出太湖，流经上海市中部，是黄浦江的最大支流，在外白渡桥东侧注入黄浦，目前在市区境内的宽度仅四五十米。但在古代，它却是一条直接流入东海的大江，原名松江，其河口一带，又称沪渎。南朝梁简文帝《吴郡石像碑记》即提到：“吴郡娄县界，松江之下，号曰沪渎。”“沪”原本是一种竹子编制的捕鱼工具，类似今日的“蟹簖”。捕鱼时将沪插入水中，鱼随潮水进入沪内，潮退时就被沪拦住了。这种捕鱼方法曾在松江下游广泛使用。而江凡独流入海者谓之渎。故唐陆龟蒙《渔具咏》序言中说：“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也。”北宋《吴郡图经续记》谓：“松江东泻海日沪渎，亦日沪海。”而《元丰九域志》“秀州”条下则称为华亭海。可能是因为沪渎南岸在唐宋时属华亭县，因而以华亭海相称。

清嘉庆《上海县志》卷首《古上海镇隶华亭县境图》记录了沪渎与芦子城的方位

吴淞江口既称以海，说明该河口极阔。清嘉庆《松江府志》即谓“吴淞江唐时阔二十里”。那么，唐时吴淞江的河口在哪里呢？由地质工作者所发现的盛桥、月浦、江湾及北蔡、周浦、下沙一线的断续地下沙带，今被认为是唐代开元初年所筑的捍海塘遗址。而江湾以南地下沙带中断处至浦东严桥浦建路唐代遗址以北之间，当为唐代吴淞江的宽阔河口。市区东距当时呈喇叭状的吴淞江河口不远，所以河道仍有相当的阔度。明嘉靖《上海县志》提到：“今指旧江（虬江）南通行者为江，皆江中沙洪，江上之人直以沙洪呼之。”意思是说，无论新江、旧江都是原来吴淞江中沙洪的组成部分。《文物》1976年第11期《从考古发现谈上海成陆年代及港口发展》一文认为：“从地图上看两江，今日青浦以东的南北分流处，其间距正呈现喇叭形张开的水面形状，这就是当年的沪渎或沪海。”“从今状推想，很可能旧江是沪渎的北沿，而新江则是南沿。”1978年2月，在当时的嘉定县封浜公社（今属嘉定区江桥镇）虬江以南、距吴淞江1300多米处的开河工地发掘出南宋沉船即是明证。

同治《上海县志》卷首《上海县北境水道图》局部

由于吴淞江今河道系人工开挖及夺宋家浜而成，加上江流自然变迁等种种因素，故在市区内两江之间并非有规则地呈喇叭形张开，如在普陀区潭子湾附近，两江即汇于一处。所以，古代沪渎的南北两沿为新、旧江之说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范围。从普陀区虬江北岸及偏北处曾有宋代侯氏古桂及多棵“相传宋时植”的古银杏、普陀区以东的闸北区彭联路第一牧场与中山北路压缩机厂出土过唐代陶瓷器来看，横贯于普陀区中部的虬江或其偏北处当为古时沪渎之北沿。而古时沪渎之南沿，可能为吴淞江今河道，也许还要偏南或偏北一些。因此，在普陀区南境于唐宋时期尚在沪渎之中。

杨嘉祐《上海名胜古迹记略》提到，宋代真如一带又称“海口”，看来就是因靠近沪渎之故。在真如镇东，梨园浜与大场浦交汇处，曾有一座天妃宫，洪复章《真如里志》称：“建筑年月与创建人均失考”。从官前曾有古银杏树来看，其历史相当悠久，天妃官往往建于各地沿海的港口附近，天妃被认为是“护海女神”。由此亦可证明该地昔日距沪渎不远。

1914年《上海市区域北市图》（复制版）

同治《上海县志·古迹》中关于沪渎垒的记载

吴淞江滨以沪渎得名的古代遗址，著名的有沪渎垒、沪渎重玄寺等。沪渎垒为晋代沪渎口的海防要垒。据清同治《上海县志》载，该垒“晋虞潭所筑，以防海寇，隆安四年，左将军袁山松复修以备孙恩。”如果说，上海西部娄塘、嘉定、南翔、柘林一线的冈身为四、五千年前的海岸线，而唐代海岸线已推到东部下沙捍海塘，那么，晋代的海岸线很有可能已到达本区东部一带。宋绍熙《云间志》称：“沪渎垒，旧有东西两城，东城广万余步，有四门，今徙江中，余西南一角。西城极小，在东城之西北，以其两旁有东西芦浦，俗遂呼芦子城。”东西芦浦是吴淞江南岸支流，据清同治《上海县志》的水道图和1914年的《上海市区域北市图》，东芦浦原在小沙渡东入江，西芦浦原在曹家渡附近入江（今均湮没），故沪渎垒东城约在今江宁路以东地区，西城约在今曹家渡与江宁路桥之间，很有可能在今本区范围内。唯早年就已毁入江中，明《永乐大典》即称吴淞江“两岸皆平畴茂林，无复有垒”，因而难以考证其具体方位。

上海最古老的碑额——云汉昭回之阁

沪渎重玄寺乃静安寺之前身。其初建年代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上海古代历史文物图录》认为该寺“建造年代不迟于五代吴越宝正元年（926年）”。依据是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静安寺”条下有“宝正元年置”的记载。吴贵芳《静安寺始建年代辨伪》认为：“唐代沪渎成为兴盛的河口港，天宝开始有佛寺分布于沪渎沿岸，沪渎重玄寺也建于此时，唐代宗永泰改元，寺亦易名永泰禅院，有景筠《石幢记》为凭。”也有人认为初建于六朝时期，其中最早的说法谓建于三国孙吴赤乌年间（238—250年）。如1936年《上海市年鉴》“静安寺”条即说：“静安寺，相传始建于吴赤乌时。绍熙《云间志》亦云：‘按寺记，吴大帝赤乌中建。’因此后人遂疑为即康僧会传中所称建初寺之遗址也。然亦未能证实，姑从阙疑。”关于该寺的沿革，除上述最初称建初寺外，一般均初作沪渎重玄寺。

“静安八景”之四景

清光绪九年《重建静安寺记碑》称：“考诸志与孙吴时碑所年月，实从沪滨迁此，于唐为永泰禅院。静安者，宋祥符元年所易名也。”至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因旧寺址逼近吴淞江岸，波涛冲激，屋舍有倾圮之虞，乃迁于现址。元至正时寺僧寿宁定静安八景、辑“静安八咏”，其中赤乌碑、陈朝桧、沪渎垒、芦子渡当在旧址处。不过，赤乌年所建的建初寺位于建业（今南京），并非在沪渎。赤乌碑是否为赤乌年间之碑前人亦早有怀疑，清同治《上海县志》曾提到一种看法：“碑盖宋时物，漶漫不可识，仅有赤乌字，遂名赤乌碑。”《法华乡志》“赤乌碑”条则谓：“吴赤乌中、天竺康僧会始入建业，创寺日建初，华亭继之，号重玄寺勒碑纪事。……赤乌碑或因碑有赤乌字，非可定为赤乌年也。”既然沪渎重玄寺为赤乌年间所建的依据之一是由赤乌碑而来，但赤乌碑可能只是碑上残存有赤乌字样而得名，并非赤乌年间所立，故该寺始建于孙吴赤乌年间之说并不可靠。关于旧寺址的方位，又有多种说法。刘惠吾《上海近代史》认为在虹口附近，而《上海地方史资料（二）》认为在潭子湾一带。考虑到沪渎垒（芦子城）及芦子渡曾为静安八景的内容，说明旧寺址在其附近。《法华乡志》即提到：静安寺旧址内原有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建的云汉昭回之阁“在芦子渡”。而“芦子渡在沪渎垒旁”，可见旧寺址即在沪读垒旁。因此，它可能与沪渎垒一样，亦曾在今普陀区境内。但因早为江水吞没，已了无踪影，具体方位现亦无法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