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卓宣：从旅欧“少共”负责人到反共“理论家”

任卓宣（1896-1990），原名启彰，笔名叶青，四川南充人。1920年6月，在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自此从四川走向全国。在法期间，任卓宣参与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创建，并在《赤光》等中共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理论文章。大革命失败后任卓宣历经两次被捕后加入国民党，后成为国民党内著名反共“理论家”，名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月公布的战犯名单。但对其早期政治生涯，社会各界关注较少。

旅欧“少共”负责人

1922年6月，任卓宣作为代表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并担任会议主席。1923年2月，旅欧“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卓宣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出版委员会。1925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留德法组改为中共旅欧支部，任卓宣担任书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这也成为任卓宣政治生涯的新起点。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法国华侨群起而响应。中共旅欧支部原想组织“合法”的游行示威，但是未得到巴黎警察厅允许。任卓宣等人便组织一百多华侨冲击中国驻法公使馆，后被法国警察逮捕。在狱中，任卓宣受到野蛮对待，如笼中鸟一般，这使得任卓宣对帝国主义恨之入骨。入狱四个月后，任卓宣才被释放，被驱逐出境。

离开法国后，任卓宣经波兰到苏联，先在东方大学暂住，后入中山大学就读。进入中山大学后，任卓宣成为中共旅莫支部、中山大学支部的实际负责人。据孙冶方回忆，中共旅莫支部当时存在两个错误倾向：一是轻视甚至反对党员的理论学习，用功研读马列的党员都被视为“学院派”，还反对学生学习俄文；二是家长制作风和党内生活不谈思想问题，只注意生活琐事，鼓励党员之间相互揭发、打小报告。(《关于中共旅莫支部》，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任卓宣是始作俑者，据其后来辩解：“在校学生，无政治行动，则可有自己底组织，以研究自己国内的问题，藉收互相训练之功，以补教育之不足”；“东大支部在互相训练上极为严格。其法是列宁所说党底自我批评……学生都是知识份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共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他们放弃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色彩而无产阶级化。这就是说，在思想、言论、行为、态度上都要从原样改变过来，否则要受批评，严厉的批评，至改变而后止”；“在精神方面，是鼓励大家多研究，早回国，不一定学俄文，因为国内需人甚急。这个观念，也是东大支部底看法。”（《留俄及归国后的回忆》，收入《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绰厉》，中华图书出版社1988年版）

任卓宣以及中共旅莫支部的初衷没有问题，但在实际中引发各方不满：到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是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接受政治训练的，不想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生活琐事上；共产国际、联共（布）耗费巨资创办中山大学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不想中国学生把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上。1926年春，任卓宣支部被共产国际和中山大学校方解散。是年夏，任卓宣回到国内。

两次被捕，脱党变节

任卓宣回国后，由于其特殊的留法、留苏经历，再加上长期担任中共旅欧支部、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所以中共中央对其十分重视。陈独秀找他谈话，他原本以为陈独秀会留他任职中央，但是最终被派往广东主持宣传工作。任卓宣在广东期间，主编了《人民周刊》、《我们的生活》，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出版了《共产主义问答》一书，专门向人们宣介共产主义。（《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任卓宣到湖南工作。1927年10月24日，罗亦农、王一飞在长沙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省委工作情况，以及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进行改组，由王一飞任省委书记，常委有任卓宣（宣传）、何资深（组织）、杨福涛（工委）、潘心源（农委）、余洒度（军委）、郑杰（妇委）、李子骥（秘书长）。会议讨论通过《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提出组织与集中广大工农群众，制造全省新的革命高潮和工农暴动。12月10日，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长沙举行暴动，因准备仓促、敌人有所准备，暴动失败，这次暴动史称“灰日暴动”。这次暴动引起严重后果，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人被捕牺牲。（《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这次暴动的时机并不成熟：各郊县并未形成割据局面，城市斗争也没有发动起来，工人秘密武装组织也不完备，兵士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接着，任卓宣代理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春，国民党内部发生军阀混战。李宗仁、白崇禧军队西征唐生智，进而占领湖南全境，李、白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何健为湖南绥靖主任。鲁、何在长沙设立“惩共委员会”，大肆反共和捕杀共产党员。约3月间，长沙的中共党组织因叛徒出卖而遭到严重破坏，任卓宣等几位同志被捕。

中国共产党曾设法营救任卓宣等人，但是“惩共”组织决定深夜枪决任卓宣等10人。“在执行中，其它几人均以弹中要害而光荣牺牲，惟独任卓宣以弹对穿胸腔，未伤致命器官，倒地未死，且执刑者竟未发觉即扬长而去。”（邹隐樵：《任卓宣在长沙枪毙未死》，载《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94年）任卓宣苏醒后，无法起身。正好有附近村民到刑场来扒死人衣服，任卓宣因此获救。这位农民便将他扶离刑场，隐藏休息，又帮他找到熟人。第二天，党组织派人将任送往长沙湘雅医院医治。任卓宣住院期间，党组织派一位女同志照顾他，这引起“惩共委员会”怀疑，进而侦查得知任卓宣未死，即将任卓宣与女同志一并逮捕。

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不愿牺牲，遂脱党变节，并委托族兄任佑生之妻营救。任佑生之妻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鲁涤平、何健为任卓宣说情，任卓宣最终被释放。任卓宣第一次被捕后坚贞不屈，第二次被捕后脱党。在任卓宣看来，第一次生命已经献给了党（第一次枪毙未死），那么第二次被捕脱党也算情有可原。“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任卓宣评传》，帕米尔书店1965年版）后来在讲起这段往事时，任卓宣表示自己被捕的责任在于组织不顾自己的反对，坚持将自己住处作为通讯机关。而且，自己在住院期间被捕，党组织“难逃其咎”。任卓宣最终“说服”了自己。

如何认识任卓宣的叛变

实际上，任卓宣叛变、彻底走入反革命阵营有一个过程。有学者对于任卓宣叛变持“两次叛变论”：1928年叛投国民党后，任又提出重回中国共产党，但被果断拒绝；后来，在中共默许下，任卓宣又到中共人士组成的上海辛垦书店工作几年；1936年，任卓宣与辛垦书店脱离关系后，他与中共的关系才彻底断裂。（尹涛：《从中共理论宣传者到国民党理论家的任卓宣》，《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任卓宣叛变后先到国民党第21军工作，给官兵讲课，据时人回忆：“他所讲的都是有关革命的理论、事实，没有‘反动言行’，颇受欢迎。”（邹隐樵：《任卓宣在长沙枪毙未死》，《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任卓宣后到成都工作，创办《科学思想》旬刊，并向党写了一封万言书，表示自己绝不参加国民党工作，希望中共恢复其党组织关系，但是被中共中央拒绝。事实上，中共中央不但不可能恢复其党籍，更早已把他当作反革命者的代表。

任卓宣脱党后一再申请入党，是否意味着第二次被捕、脱党后他未叛变呢？显然不是。据郑超麟回忆，任卓宣在投降后是尽其所能来为国民党服务的，一批同志因他而牺牲。更为严重的是他联合其他几个叛徒劝说坚贞不屈的同志向国民党投降。任卓宣的投降给陈独秀、周恩来、郑超麟等人以很大打击。因为任卓宣是有着相当资历的老同志，又曾担任领导职务，在法国的运动中表现英勇，其叛变更让人费解。过去的叛徒不是卧底就是投机分子，所以对大家的思想震动并不大，而任卓宣这次叛变着实引起党内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让人直觉难以置信。陈独秀对于任卓宣叛变的消息也很震惊，表示：“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污蔑他。”（《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如果任卓宣没有叛变，那么他如何全身而退呢？郑超麟所指的“族类”应当是经过各种主义的比较、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较深的认识与理解，基于这种思想认同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之后便不再改变。这种认识或观点显然不够客观和全面，因为思想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以陈独秀为例，其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更不用说其他认识不深的共产党员。

走向反共阵营

任卓宣加入上海辛垦书店后最终走向反共阵营。辛垦书店的发起人是杨伯恺、沙汀、任白戈、王义林等人，组织出版社的意图是“自己出版自己的翻译著作，宣传革命理论，是同人性质的出版社，不是想做出版商人”。之所以取名“辛垦”，实为取英文“Thinking”的音，译为思想。创立初期，沙汀出资500元，并承诺凑足1000元；杨伯恺、任白戈各出资200元；陈子中出资300元；葛乔、王义林没有入现金股。众人推举沙汀任董事长，葛乔担任经理。

为筹措更多资金，杨伯恺于1929年冬回川募款。正好当时任卓宣在四川，杨伯恺与任卓宣又为留法同学，遂约任卓宣入股辛垦书店。由于上海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全国的书店都到上海采购图书、杂志等，任卓宣又想到上海找中共中央解决组织问题，便答应加入辛垦书店。（沙汀：《杨伯恺烈士在辛垦书店的情况回忆》，《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任卓宣从陈静珊、张志和、王瓒绪等人那里谋得一些股金，算作入股书店。但是这些资金仍不足以应付书店运营，众人只能翻译书籍筹款。任卓宣、杨伯恺懂得一点法语，便负责法语书籍的翻译工作，其他人主要从日文书籍翻译。最初，并非辛垦书店所有人都知道任卓宣叛变脱党的事情，后经任白戈反对他参加书店一事，全书店的人都知道了此事。杨伯恺也不能坚持己见，第二次讨论此事时达成妥协：“叶青（即任卓宣）只能写作、翻译理论性文章，不能搞政治活动！乃至不能出头露面。”据杨伯恺所说，当时四川省委、上海市委均同意任卓宣加入辛垦书店。（沙汀：《辛垦书店》，《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这显然在辛垦书店同仁同意任卓宣加入书店一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入辛垦书店后，任卓宣向他人讲起叛变一事时极力为自己开脱，并把自己第二次被捕的责任归咎于党组织，并表示自己要埋头翻译、著述，绝不参加政治活动。辛垦书店的创办者撰写、翻译了大量书籍，其中任卓宣翻译的书有Charles Rappaport的《历史哲学》、Jeon Jaunties和Paul Lafarge的《在历史观中之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Plekhanov的《无政府主义批判》，署名为青锐，以示与青锋有关系；任卓宣还撰写了批判胡适、张东荪的两本书《胡适批判》、《张东荪哲学批判》。

辛垦书店是中共影响的书店，出版这些古典哲学类书籍只能起到文化宣传的作用，并无现实批判意义，遂在任卓宣的提议下决定出版《二十世纪》杂志。《二十世纪》创刊号发行于1931年2月1日，主编为杨伯恺，实际负责人是任卓宣。任卓宣为《二十世纪》倾注了全部心力：“他几乎成天都捂在家里为《二十世纪》写稿、看稿。吃、用相当简单，连多弄一样菜都认为麻烦，总主张饭和菜一锅熬，连吃肉都这样。尽管他自己不动手，周（周绍章）除了帮他做饭、跑街打杂，还要抄写他的稿件。他总担心为吃食把时间耽误多了……”由于周绍章向沙汀等人讲起任卓宣的情况时是当作“笑话”来讲的，所以很可能有夸大成分，但是足以看出任卓宣对于《二十世纪》之用心。《二十世纪》名为月刊，实际上并未按时出版，但是该刊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批判性，阐发科学的理论和内容，并以科学性衡量一切学术思想，“以科学最高成果作方法和标准，批判一切。戊戌、五四以来输入的新文化——个人主义文化，被清算了”（陈离：《我与辛垦书店的关系及其活动的经过》，收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思想性、批判性兼具，文字流畅浅显的《二十世纪》，发行后大受读者欢迎，销售数日增，甚至再版、三版。任卓宣因使用笔名“叶青”，为大众所熟知。

《二十世纪》发行后引起广泛关注，这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了保护书店，书店派任卓宣到南京拉拢关系。虽然沙汀、任白戈反对这样做，但是杨伯恺还是派任卓宣到南京疏通，南京当局（可能是周佛海）趁机拉拢任卓宣，并介绍中央大学的一个女学生与他交往，任卓宣的生活也因为稿费、版税等变得富裕。这一事件也成为辛垦书店分裂的导火索。辛垦书店虽然是受中共影响的机构，任卓宣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名，但是任卓宣与中共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显著差别，至辛垦书店1936出版《研究与批判》时，任卓宣便另作他图了。任卓宣与陈伯达、艾思奇等中共理论家进行了激烈论战。中共主张辩证法，反对形式逻辑和哲学消灭论；主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任卓宣主张形式逻辑是论理学，不容反对，形式逻辑是思想静态规律之研究，辩证法不过是思想动态规律之研究而已；唯心论和唯物论各有优劣，综合二者才能全面发现事实，哲学至黑格尔已经灭亡了。（任卓宣：《留俄及归国后的回忆》，收入《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绰厉》，中华图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至此，任卓宣在政治实践、思想主张两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渐行渐远。

1939年，任卓宣重新加入国民党。与蔡和森同为旅欧“少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任卓宣，至此彻底走向反共之路，以“叶青”笔名“闻名于世”。与蔡和森、赵世炎等被捕后坚贞不屈而牺牲，以及周恩来、邓小平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等“同仁”相比，任卓宣确可算作旅欧“少共”的特殊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