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吴佩孚与“段氏下台”

近日翻阅《民国日报》，看到作者署名为“无射”的时评一则，名为《段氏下台》，兹摘录如下：

老徐当选后，段氏曾一度表示辞职，而实无下台之意，此可就其近来种种阴谋而知者也。今段忽又要下台，其骤然变计必有何种黑幕在也。

以吾观之，如段真肯下台，亦不足为时局之乐观，尤不能达吾人之“倒段”之期望。盖西南所争者为法，段去而护法不满足，即时局不能解决也。段虽辞非法总理，而借据参战督办、招兵购械，野心勃勃，其把持兵权操纵政局如故，则与不下台又何异哉？

早期的《民国日报》一度被视为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之喉舌，后又转化为国民党机关报，所刊时评、社论多属国民党人一派主张。尽管如此，在忽略掉政治倾向之后，此类文字中所谈的时势风潮亦多能反映时人之心态，以此为窗口或可进一步了解民国初年纷繁复杂的政治情势。

此篇时评刊登的时间为1918年9月29日，彼时徐世昌作为北方直皖各派均能接受的人选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皖系领袖段祺瑞又坚辞国务院总理一职，时评作者认为段祺瑞的下台并未能起到“倒段”的效果：一则西南护法之事难平，南北依旧分裂，二则段氏仍占据参战督办一职，尾大不掉，掣肘政局。欲探知段氏仓促下台的原因及其背后“黑幕”，须了解之前直皖政争中的一些关键性因素。笔者拟爬梳史料、钩沉掘隐，试以徐树铮、吴佩孚等关键人物为主线略述此前直皖两派政争的关键走向。

直皖相争，曹锟得利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民国总统，皖系首领段祺瑞担任国务院总理，直系首领冯国璋为副总统坐镇南京。而段祺瑞依仗“倒袁乃己之力，故对于徐世昌、王士珍等尚有不可一世之概，遑论黎、冯（国璋）”，冯国璋“在此时已滋不悦，遂联络长江各督，扩充其势力”。

1917年“府院之争”激化，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复辟，黎元洪于仓皇之际分别电请段祺瑞、冯国璋两人，请前者依旧担任国务院总理，后者以副总统之职代理总统。冯国璋认为“黄陂（黎元洪）既受制于段派，段派之必不与己也”，所以他在北上之前，“先举李纯督苏自代，以陈光远代李督赣，遂联合鄂督王占元为长江三督之联盟，以为外援”，北京总统府的护卫也由他从南京带来的十五、十六两师担任，“冯、段之斗争，乃于焉开始”。

冯国璋就任总统之后，先在南北和战问题上与段祺瑞产生分歧，冯氏主战，段氏主和。湖南省地处南北之要冲，冯国璋长时间在江苏交和南北双方，所以他力主国民党人谭延闿留任湘督，但是段祺瑞却坚持傅良佐担任湖南督军。因为之前段祺瑞已经同意冯国璋麾下的李纯、陈光远两人分别担任江苏督军和江西督军，所以此次再不让步，最后皖系的傅良佐和吴光新担任了湖南督军和四川查办使。段祺瑞打算以北洋派的优势兵力压制西南，傅和吴的任命是其提前所布之局，但是“冯国璋却企图维持西南军阀现有地位来交换他们对北洋派中央政权的承认”。

1917年10月，桂系不满北方政府在湖南督军一职上的安排，于是南北双方战火又起，皖系的傅良佐兵败长沙，到了11月14日，北军的前线将领王汝贤、范国璋不经北京政府允许就擅自宣布停战撤兵，段祺瑞“武力统一南北政策”破产，段氏内阁也随即遭到各界人士谴责，为缓解舆论压力，段祺瑞引咎辞职，直皖双方第一次因南北和战而产生的对抗，皖系暂输一筹。

11月18日，直隶督军曹锟与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联名发表巧电，力主南北停战，并愿意居中作调人，电文中称“请双方先罢川、湘之兵，锟等愿负完全排解之责……先以停战舒和其求，徐作条件之磋商”。

作为日后直系的领导者，此时的曹锟却派系色彩不甚分明，陶菊隐认为：“曹锟本来属于直系，但未加入长江三督的主和集团，又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所以当时被称为直皖两系的双栖者……发巧电时李纯曾征求曹锟意见，曹锟作了无可无不可的回答，李纯却将曹列为领衔人。但是曹本身不愿因附和李纯而与段结下深仇……（徐树铮）竭力挑拨曹锟与各方面的关系，许曹锟以副总统，暗示李纯是主和派领袖，执长江三督之牛耳，如果南北和平实现，将来他的政治地位必然更高，而曹锟是洪宪旧将，必然遭到排斥。”

徐树铮向曹锟明言利害，使曹锟又投向皖系阵营。在以后的两派政争中，直隶督军曹锟成为最具关键性的人物，几乎达到了“在皖皖胜，拥直直赢”的地步。而曹锟也借助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地缘优势，游离于长江三督和段祺瑞、徐树铮之间，寻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12月2日，在段祺瑞、徐树铮的策划下，经曹锟、张怀芝邀集，晋、奉、闽、皖、浙、陕、黑、沪、察、绥、热等七省三区的督军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会议制定了两路南下出兵湖南的方针，分别以曹锟、张怀芝为主帅。6日，曹锟等十名督军又联名要求中央政府下令南征，督军团先斩后奏，是对主和的继任王士珍内阁乃至总统冯国璋的挑战，迫于压力，北京政府最终任命曹锟为“攻湘援鄂”第一路司令，张怀芝为二路司令，各率所部“应援鄂赣，以定大局”。直皖这一轮的较量中，在曹锟等武人的助力下，皖系扳回一局。这再次证明，民国时期的政治逻辑，浅而言之就是以武力为主导的权衡与较量。

徐树铮的野心

1917年12月7日，徐树铮向各省督军接连发电，称日本人仍认定“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以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明言外有日本结援，是为稳固督军团人心，减少南征的后顾之忧。

8日，徐树铮又向督军团说：“欲求国事进步，非先更易阁王（士珍）、苏李（纯）……李去则赣之陈（光远）无能为，王去则河间（冯国璋）亦难为害……王去极以东海出任为策之至长，但国会未成，无从选举……及时组织国会，正式选举。”此封电文可谓是徐树铮心迹的流露与次年的规划，他不再遮掩，直接将矛头对准总统冯国璋，也是他自身一贯狂傲性格的表现。首先，他声明要换掉总理王士珍，这样冯国璋就无力“祸害”时局，江苏督军李纯也要撤掉，他是长江三督的核心，那么江西督军陈光远就失去支援，江苏、江西便可成为北方军队南下的另一条路。徐树铮希望徐世昌出山，将北洋元老徐世昌预设到自己的规划之中，还要重新组织国会，操控总统选举权。

至此，徐树铮的全盘谋划已呼之欲出，外部军事上依仗曹锟、张怀芝等督军，南下侵湘，扩展地盘，武力统一；内政上颠覆王士珍内阁，打击直系领袖冯国璋，扶上徐世昌，组织国会进而操控日后的总统选举。后来1918年北方时势的演变确实有一些在徐树铮的预演之中，他一手操办了安福国会，冯国璋辞职，国会又选举了徐世昌当上大总统。然而徐世昌却并未成为皖系的牵线木偶，靠贿选闻名的安福国会又广为世人诟病，埋下了皖系倾覆的祸根。但民国九年徐树铮最大的直接失误，却不在这里，而是在曹锟和曹锟下属师长吴佩孚身上。

随着北军的胜利，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主战派“声威”大振，1918年3月19日，以曹锟为首的19省督军、省长联电段祺瑞，敦劝他出组内阁，冯国璋于3月23日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

段氏三度上台，徐树铮以首席智囊居功自傲，他想做“直隶督军以便控制北京政府，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但是曹锟“很气忿地电辞两湖巡阅使，在未获批准前请假一个月，去鸡公山养病”。自此曹锟与徐树铮埋下嫌隙。

吴佩孚的电报战

吴佩孚是北军南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最有能力的将领，徐树铮便想将其拉拢过来架空曹锟，亲赴衡阳前线会见吴佩孚。画虎不成反类犬，一个多月之后吴佩孚未经中央政府允许便在衡阳撤兵媾和。8月7日，他发表了一份致江苏督军李纯的阳电，态度和之前判若两人，由主战转向主和。

吴佩孚在阳电中说：“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糜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 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

吴佩孚是民国时期电报战的高手，文笔犀利，他首先痛陈内战的危害，又说自己受命国家是为了维护统一，但是中央听信“小人奸谋”，笔锋直指总理段祺瑞和徐树铮，政府“平川援粤”是祸国的政策，最后又以“傅良佐祸湘”和“徐树铮杀陆建章”二事痛责政府。

皖系尚未及回应，8月12日，深感无力的总统冯国璋再次发表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称：“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

吴佩孚随即借冯国璋辞职的契机又公开发表马电：“我经略使前于在汉时迭颁电示，谆谆以和平授意，曾经本此宗旨，质之于苏、赣、鄂三督帅，亦俱表同情……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典礼，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吴此时一力主和，在电文中先将顶头上司曹锟拉上，然后言及长江三督，最后又劝冯国璋继续留任，总统选举不可进行，与皖系的内政方针悖然相离。

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气势，曹锟终于表态，通电呵斥吴：“吴师长佩孚竟欲联电元首罢战解决，殊属不明事理。元首文日通电，吴师长竟至误会……元首既因和平无效，决然以武装致讨，现当军事进行，焉能自相矛盾？……吴师长欲联衔电请元首罢兵和议，岂非大谬。锟病虽新愈，不敢稍息，兹已拟定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集合所部，即行南下，区区愚衷，惟知始终服从中央之命令。”

这则电文名为训斥吴佩孚主和，但实际上皮里阳秋，意蕴不止于此。最为蹊跷的是曹锟要亲自率军南下，此时皖系参战军尚未编练成形，张作霖又取消了徐树铮奉军副司令的头衔，张怀芝所部战斗力较差，皖系真正可以依仗的唯有曹锟所部。曹锟南下，既可与吴佩孚北上会师，共同应对时局变化，又远离了徐树铮，免遭暗算的风险（陆建章前车可鉴）。

相较于曹锟，段祺瑞发给吴佩孚的斥电则要严厉得多，更是摆出老师的姿态，直接令吴佩孚以后不要再妄谈政治：“该师长军人也，当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

吴佩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师生之义回敬段祺瑞，声明自己只服从曹锟与冯国璋，主和是曹、冯两位之取向，又自述自己通电是效法段当年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旧例：“学生不忍见中国沦亡，用敢执诤友之义，为我师苦口陈之。钧电云：军人应尽服从天职以驭下等语。学生直接服从者曹经略使，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在汉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学生此举，乃令效我师在孝感时通电共和之宣布也，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并非节外生枝。”

此时不止有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骨干均声言要处罚吴佩孚，然而一则南北休战是人心所向，二则皖系手中军事力量不足，空言不足惩戒，吴佩孚仍然是第三师的师长，其余主战派的督军均驻兵观望，皖系的外强中干也暴露无遗。

引咎辞职是段祺瑞摆脱困境、以退为进的惯用方式，8月31日，他继1916年“府院之争”、1917年兵败湖南之后第三次发表通电辞职声明：“今幸国会告成，已议决组织大总统选举联合会，实为我国第一次改选大典。元首改任时，既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即前文时评中所说的“一度表示辞职”。

这个由段祺瑞为主轴、徐树铮构建的皖系主战派体系，看似体量庞大，鼎盛时期几有主宰中国政局之势，竟然在前线一个师长几封电文的质疑下土崩瓦解，实是北京政府异态政治下的咄咄怪事。

段祺瑞黯然下野

9月15日，曹锟再次表态，似已与吴佩孚“合流”，发表寒电：“民国七稔，祸变侵寻，政潮之湍急未平，地域之争衡愈烈……今日睨墙之祸，殆如狭路之逢，一言以蔽之，曰权力竞争而已。内哄方殷，外侮将至，循此以往，立召危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切望当世明达，急起共挽之。地方之于中央，腹心所托，干城所寄，既担拥护之诚，为大局策完全，非为一方徇私意；为亿兆谋幸福，非为一人谋禄位。”电文看似仅批评国内各方权争内耗，实则将矛头对准段祺瑞。《晨钟报》在电文后面的评论写道：“措辞沉痛，似不以继续主战为然者，闻昨日段总理阅电后，即召集各要人在府学胡同本宅特开一紧急会议，结果决议下野。”

9月15日当天，段祺瑞连夜召集亲信与在京的皖系要人在私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曹锟“寒电”，靳云鹏同徐树铮展开激烈讨论，认为“非速退无以自全”。段祺瑞最终决定下野，10月9日正式发表退职通电，表示以后专任参战督办，再不过问国内政局。

段祺瑞的第三次下台，其实并无什么自身谋划的“黑幕”，最初辞职或许意在以退为进，而到了真正下台时遽然失措是受曹锟寒电之影响，向前追溯此次危机又发轫于吴佩孚的阳电。纵观过去直皖历次较量，胜败关键往往在于自身军事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比对之上。经此一役，段祺瑞与徐树铮深知军队的重要性，徐树铮北上担任西北筹边使，编练西北边防军。这支军队最终在1920年直皖两派的兵戎相见中接受了检验，结果却导致了皖系势力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