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困县的村小萎缩之困：硬件好了，仍有1/5“单人校”

去年有四个学生，今年只剩陆明明一个。老师吴黎星没有想到，开学两天后，陆明明也“离开”了。

福建省203国道，从葛岭镇台口村往北，是一段尘土飞扬的村道。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看到路边围护墙上写着：永泰三环市政工程。四公里处是东星村，唯一的东升教学点坐落在村子的山坡上。

一千多平方米的围墙内，一栋三层黄色教学楼前，有一面红旗高高飘扬着。

9月1日，有媒体报道永泰县的“单人校”，提到了陆明明和东升教学点：“一名老师一名学生，守着一所乡村小学。”陆明明家人看到后，担心被别人知道孩子在村小上学“没面子”，带陆明明离开了东升教学点。

为提高教育质量，2001年，国务院出台名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文件，此后“撤点并校”潮席卷中国农村，直至2010年，全国农村中小学数量锐减一半，《南方周末》曾援引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话称，过度的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

2012年，教育部暂停撤并教学点。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的王定华强调，农村教学点的变化首先要尊重农村的实际情况，严格撤并程序。

但数年过去，城镇化的进程如同一列加速的火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越来越多，农村小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

各地出现“单人校”某种程度正是村小的晚钟。在闽东的山区县永泰，还剩七所这样的“单人校”，“（它们）最终肯定会消亡”，永泰县教育局副局长张元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但是只要有一个学生，我们就会坚持办下去。”

面子

9月中旬，东升教学点。教师吴黎星的教室里，那张黄色的桌子空了。

教室里还剩几个小朋友，他们都只有五岁，本来是来和陆明明作伴的，如今叫嚷着要到隔壁去玩球。

隔壁是个空教室，里面空无一物。阳光从窗户外折射下来，洒落在水泥地面和小朋友的头上，照出了秋天的一片橘黄。几分钟后，追篮球的他们累了，又坐回教室，嚷着要吴黎星老师开风扇。

东升教学点解放前一直是村里上学的地方。1983年这里新修了教学楼，学生最多时有两百多人；2005年吴黎星调来时，学校还有四位老师和四十几个学生；到2013年只剩他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今年9月，57岁的他只等来了陆明明一人。

离葛岭镇有十几公里，学校所在的东星村，其实并不算偏僻落后。早在2011年，县政府在此规划种树养育繁殖基地；2013年又开启“中海创科技园”项目，打造特色小镇。

几年过去了，一切都还未成型，但是已经开始了：马路西边的科技园区项目，正拔地而起，机器发出隆隆声响。但是即便如此，这个野心勃勃的村子，还没让村民看到希望，很多人都外出务工了。

父亲在福州上班，母亲在厦门工作，陆明明跟爷爷奶奶在老家蒲边村，距离东升教学点有四公里的距离。

去年的四个学生，两个去了县城读，一个去了镇上读。今年陆明明报名时，爷爷陆钟祥其实有些犹豫，他想把孙子转到女儿镇上去，但是又觉得转校太过麻烦。

“吴黎星老师教得好，他原来还教过我儿子。”陆钟祥选择让孙子留下来。8月31日，他带陆明明去东升教学点报名，交了保险费和作业本费一共250块。

9月1日开学的第一天，陆钟祥骑摩托车送孙子，几分钟后到达学校门口。站在台阶下面，他看着陆明明爬上台阶，迅速地钻进了铁门背后。

当天中午，陆钟祥来学校接孙子时，看见有记者在学校拍照：吴黎星牵着孙子，跨出铁门后走下台阶。

第二天，亲戚看到报道后，把他的电话打爆了。“（报道）说家里怎么怎么……我们家哪里穷了？”陆钟祥觉得很受伤。

两层高的白色小洋楼，边上种有几棵桂花树。9月14日，陆钟祥一个人在家，一边吃面一边看电脑。旁边的客厅里，地上放了几盆绿萝，桌上摆有一盆假花，看起来干净又整齐。

“家里有8个房间，6个厕所，还是九十年代修的！”陆钟祥说。陆明明的父亲在福州做设计，每个周末都会开车回家看儿子。

“别人家小孩都去城里读，你家孩子一个人在村里读，是谁都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村卫生所的廖德林说。

过完周末，奶奶带着陆明明去了女儿家，转到大洋镇上的一所小学读书，但是陆明明的学籍并没有转。

可能过段时间还会回来读，陆钟祥说。

留守

9月14日下午，天空下着毛毛细雨，陈昱光飞奔出教室，转眼消失在路的尽头。

这个“风一样的少年”今年7岁，上小学一年级，生活在大山的深处。从洑口镇沿着山路往上爬，一路杳无人烟，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看到山窝窝里的白色房子。

距离永泰县城一百多公里的洑口镇梅村，是永泰县最偏远的地方之一。

曾经上千人的村子，如今只剩耄耋老人，“大家都搬到外面去了”，村主任陈家华说。下雨的清晨，马路边的房子外，坐着一排的老人，看到有陌生人来，目光齐刷刷的冲击过来。

梅村小学坐落在半山坡上，里面只有陈昱光一个学生，和一个还没到上学年龄的玩伴。每天早上，他一个人飞奔去学校，下午一个人小跑回家，时间都不会超过两分钟。

他家在村子马路边，距离学校不过两百米，是一栋白色的小房子。房子靠着小溪，溪水清澈见底，坐在房间里面，能听到哗啦啦的流水声。

五年前，爷爷陈克栋花三千多元买了这个小房子，在此之前他们住在一公里外的山坡上。

房子原来是个小卖部，下面是用来卖东西的。被陈克栋改成房间后，窗户用门板封了起来，关上门有一种压迫感。9月天气已经微凉，为了让空气流通，房间依旧开着风扇。

陈昱光觉得冷，躲进了被子里。

房间里很凌乱，到处堆满了衣服。床边有几个蛇皮袋，里面装着鸭子食物。床前一米高的柜子上，放着一台老式彩电。21英寸的屏幕正播着动画片，被子里的陈昱光看得入迷，不时地发出笑声。

“爱看动画片，他一放学回家，就是打开电视看动画片。”

陈昱光两岁的时候，爸爸因病去世，后来妈妈也离开了，家里只剩七十多岁的爷爷。“一个男人怎么带小孩？”三四岁的时候，他被送去了姑姑家，在外上了两年幼儿园，之后回到了村里的小学。

“不能一直住姑姑家啊！”陈克栋说，如今爷孙俩相依为命。

村里给陈昱光办了“五保”（注：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学校每年也会给些补助，但是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爷孙俩的生活依旧艰难。晚上吃的是面，里面放了虾米。陈昱光一边吃面，一边看动画片，很快吃完面后，向爷爷要了一块钱，跑到村里小卖部买了两颗泡泡糖。

“爱买东西，每天都要钱。”陈克栋抱怨说，小孩子又不能不给，一天经常要用几块钱。

暮色降临，村子亮起了灯，在雾气中闪烁，越加显得寂静。“还记得爸爸的样子吗？”陈昱光没有回答，手里拿着一顶牛仔帽，是两年前妈妈回来买的，现在他早已经戴不下了。

妈妈不经常回来，“回来会给我买玩具。”陈昱光想妈妈，但是不敢跟爷爷说。

“村里到洑口镇只有三个学生，一个上四年级，一个上五年级，一个上六年级，其他都到外面去了。”57岁的池兆彪在梅村小学教学三十多年，三年前成为了这里唯一的老师。

梅村小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了，七八年前新修了校舍。虽然学生少，但村小教师都是“公办”身份，每月工资有四千多，大家都说“待遇还不错”，但村子太偏远了，出去只有摩托车，山路蜿蜒曲折，骑车要二十多分钟。

很多村民到外面买了房子，买不起房子的，也在外面打工租房子住。“90%以上都出去了，只有家里条件不太好的，才会把孩子放在村里读。”

年轻的教师也逐渐调走了，往中心小学调，留下来的都是年纪大的老教师。梅村小学原来还有一个老师，也在三年前退休了。池兆彪也临近退休了，一切都习惯了，他不想调到外面去。

陈克栋觉得孙子读书不错，“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作业也做得不错” 。但这唯一的学生总让池兆彪头痛，“你让他不要到危险的地方去，他答应得好好的，等下他马上爬到危险的地方去。”

陈昱光看起来很听话，但或许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有一个玩伴，叫做阿宝，阿宝有“枪”，这让他很羡慕。“长大了想当兵、当警察，因为可以拿枪。”

过了一会儿，陈昱光又说：“想上大学，长大了赚钱给爷爷用。”

转校

九月的这个新学期，兰新荣转到塘前中心小学，结束了他两年的“单人校”生活。

星期一的早上，他和村里的几个同学，一起坐上面包车——中心校没有校车，面包车是几位学生家长一起包的。

车子沿着破碎泞泥的路，经过一个砂石厂，颠簸十几分钟后，到达古树边的塘前中心小学。学生们飞快地钻下车，跑进各自的教室，立即听到铃声响起。

从今年九月起，兰新荣都是这样开始一周的，到了星期五，面包车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家。而在今年夏天之前，他还一个人在村里的芋坑小学，在那个有名的“美丽乡村”，他和吴志光老师一对一的上课。

9月中旬，走在芋坑村马路上，看见白墙青瓦楼房，路边是花草葱茏。“一到周末，福州和福清的人都喜欢来，初夏山上到处都是枇杷。”村里的农家乐店主何健说。

芋坑小学，兰新荣曾经的教室如今大门紧锁，剩下隔壁几个幼儿园小朋友，由村里请的幼儿园老师照料。吴志光老师说，今年有一个二年级学生报名，但那孩子情况特殊，后来也又调入了塘前中心小学。

“村里就我一个老师，三年级要上英语课，我一个人根本教不了。”57岁的吴志光说，他是六七年前调过来芋坑小学的。

这所村小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了，2009年左右，吴志光还在塘前中心校，芋坑小学需要调老师进去，塘前的老师只得“抓阄”决定，一位年轻的老师抓到，哭了起来，吴志光就主动要求过去了。

不光是芋坑小学，永泰县所有的“单人校”，都只办到小学二年级，9岁的兰新荣必须到塘前中心小学上三年级。

在新学校，班上有十几个学生，兰新荣坐在教室中间，每一节课都很认真。“成绩有点跟不上。”三年级班主任陈祖泰说，“我们尽量去帮助他。”

学校有三栋楼房，有一个宽阔的操场，有十多名老师，但兰新荣好像还没有适应。“有一天放学前，我看到他在学校哭。”吴志光说。

9月13日中午，兰新荣坐在座位上，在人群中显得有些落寞。“他都不愿意回答问题。”班上一女同学说，他还总是不做作业，兰新荣听到后，小声地反驳说：“我做了。”

“他还被人打了，在那边的树下。”女生指着那棵老树。

“为什么被打？”

兰新荣没有回答。

学校有六个年级，近100个学生，有十几个在校住宿。宿舍在教室对面，穿过操场，走上台阶，看见三个宿舍，里面有6或8个床铺。

浅蓝色的铁床，铺着粉色的床单，小碎花被子叠在床尾。

“所有的这些，都是学校免费提供的。”校长王国锋说。早餐也是免费的，兰新荣的一日三餐，学校全部给他免费，“他家里条件不好，学校也是为了照顾他。”他说。

五年前，兰新荣的父母离婚后，妈妈很少回来看他，爸爸在青口工厂打工，每月工资三千多块，回家的时间也很少。兰新荣不记得上次什么时候见爸爸，他的生活一直都是爷爷和奶奶。

一个星期拿五块零用钱，“他都不用，又拿回来。”爷爷觉得他不会读书，奶奶说他钱都不会用，“二十块买了三块，不知道还剩几块。”

“读书不进怎么办？”兰新荣的爷爷很犯愁。

消亡

距离福州市区五十多公里的永泰县，是一个群山连绵的省级贫困县。

“（全县）200多个村，原来每个村都有村小学。”县教育局副局长张元明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学生逐渐减少，大概在2000年左右，很多村小学被撤销了。

2001年，全国各地推行“撤点并校”政策，据南方周末报道，《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但这一条款被某些地方断章取义地引用，导致农村学校数量锐减，撤点并校的规模远远超过自然的状态。

据教育部统计，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3153.49万人，减幅为37.8%；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

永泰县的很多村小学，也是在那时被撤销的。2005年，吴黎星从蒲边小学调到东升小学时，蒲边小学还有一个老师和五个学生。

“如果没有老师了，我就打算再回去。”在蒲边小学教了十几年，吴黎星每次回老家焦坑村，都会一个人到里面看看。“人多的时候，有十几个老师，有六个年级。”回忆“辉煌”的时候，吴黎星一阵感慨。

2007年，蒲边小学空了，学生都去了镇上读书。再过了几年，蒲边村试图重启学校，但是因为没有学生来，蒲边小学最终被撤销。大约两三年前，村委会搬进了蒲边小学。

从两层高的红砖房，沿着马路走进去，左边是黄色的教学楼，如今已改成村委会，右边的操场空空如也，刚被一场水洗过。9月11日，教师节的后一天，正好是周末，村委会的大门紧闭，除了楼顶的红旗和操场的篮球架，那些学校时光已一去不复返。

在上一波“撤村并校”潮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十个省份农村中小学做了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里；而解决上学远的主要措施是发展寄宿制学校，这又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2012年，教育部暂停“撤点并校”后，永泰教育局鼓励低年级在村里读，小学三年级再到乡镇中心校上。“撤销必须村民代表同意，村民代表不同意的，则会保留在那里。”但很多村小依旧被陆续撤销。

张元明说，永泰县有很多停了好几年，后来又想办起来的村小，但真正重新办起来的极少，因为没有学生再愿意去。“留在村小学读书的，一般都是家里条件不好，或者是学生本身条件不好的。”

去年全县有43所村小，今年剩下35所，其中包括东升教学点、荷溪小学、芋坑小学、梅村小学、三峰小学、官路小学和西安小学，7所“单人校”。

为什么没有学生再愿意到村里读？澎湃新闻走访蒲边、东星、芋坑、梅村、西安等多个村庄发现：村子空巢化严重，有不少村民表示，有钱人都搬出去了，都带小孩到外面读。留在村里的，也感慨：在村小读书没有面子，村小师资力量也不行。“就一个老师，怎么把小孩教好？”

如果学校只有一两个学生，教育局也会相应削减教师数量。张元明解释说，如果不削减将会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我们保证每个学生享受到义务教育，并最大能力的实现均衡化。”

在这个人口不足40万的山区县，目前中小学生人数，从历史峰值的9万降到4万。事实上，乡村学校跟县城学校已实行“均衡教育”，即使“单人校”的校舍也是修葺一新，整洁明亮，校内都配备多媒体、电脑房。

但即便如此，在乡村，很多“村完小”变教学点，再变“单人校”；而在永泰县城，最开始的两所小学，现在已经增加到六所。

9月18日下午5点，永泰县樟城小学门口，放学的学生排起了长长的队。

“县城有六所小学，学生占了整个县的一半。”张元明说。

（文中人物陆明明、陆钟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