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如何拓宽启蒙运动的研究视角

10月15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了一场题为“观念、规范与秩序——社会科学与当代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聚焦观念、规范与秩序的问题，对启蒙和现代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反思。其中，多位学者的报告中都谈及了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其中仍有许多讨论、研究的空间。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华东师大政治系的周保巍、来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张智关注的都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前者的报告题目是《自利、商业与交往——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论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后者的报告题目是《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及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盛文沁研究的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他“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从其出生与成长的时代，到他的法律、政治与道德思想都深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的付长珍教授则讨论了启蒙伦理场域中的劳动观念变迁，“劳工神圣”的口号是如何提出的？“劳动”是如何进入中国人社会公共生活视野之中的？在五四启蒙的独特语境下，“劳动”又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观念？这些问题在会议中都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华东师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赵修义，作为一位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他还在会议中谈及了启蒙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系。他指出，德国启蒙运动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苏格兰启蒙运动对马克思的学术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可待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对一般读者来说，“启蒙运动”都是一个如此熟悉的概念，却引发了学者这么多的讨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李宏图教授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作为改造近代中国的思想资源，常常被提起，但研究还很不够。他举例说，通常我们讲启蒙运动，大家都会想到法国的启蒙运动，而忽略了苏格兰、德意志、意大利的启蒙运动，即使是把启蒙运动看作是法国的启蒙运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还很欠缺。他指出，启蒙运动不能仅仅将其看作为思想资源，学者还应该从学术上系统而细致地重新思考启蒙运动，拓展启蒙运动的研究视角。

李教授在发言中提出了六点。第一点是空间性的扩展。研究启蒙运动，不仅要关注法国的启蒙运动，还要关注发生在苏格兰、德意志、意大利的启蒙运动，甚至还可以将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纳入其中，从空间上拓宽启蒙运动的研究视角。

第二点，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研究启蒙运动，过去将其看作是一个整体，但其实启蒙运动有其内在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差异，即使是法国启蒙运动本身也存在差异性，比如卢梭和伏尔泰之间的差异，学者可以更细致地考察其中的差异性。

第三点，是从社会角度进行研究，关注思想观念的传播、接受，这一点也被称为观念的社会史，历史学界称之为新文化史。“启蒙运动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它是怎么传播，怎么被影响的。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启蒙和革命之间的关联，以前说启蒙运动催生了法国大革命，但也有观点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塑造和形成了启蒙运动。”

第四点是启蒙运动与知识秩序的重建。启蒙运动如何引发思维模式的变化，知识是如何重新更新和重新塑造的？李教授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这本书是传播启蒙运动思想的最好载体，而原本这个出版计划是要翻译英国的百科全书。李教授说这方面的研究国内还很欠缺，“要研究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我们还需要研究启蒙运动”。

第五点是启蒙运动和社会规范。启蒙运动是如何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规范，重新建立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针对旧时代的特权、专制，法国启蒙运动提出了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和宽容，这些新的观念是如何与儿童教育、婚姻家庭关系等实践行为中的社会规范结合起来的，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进行思考。

第六点是启蒙与宗教的关系。李教授说，启蒙和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学界还没有搞清楚，缺乏系统、细致的研究。宗教资源对启蒙运动有何影响，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为指引中国现代性成长的思想资源，启蒙运动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思想资源，只有拓展研究视角，从启蒙运动内部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研究，才可能使其作为思想资源，更好地指引中国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