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考古学者在人民大学：如何理解“异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于2016年10月14日至16日举办“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的第二次会议，去年关注“空间”，今年讨论“差异”。这次会议议程紧凑，午餐时间的“期刊发表论坛”也成了学者的交流平台。这次会议围绕“差异”这个主题，设了两个会场，以不同专题的形式进行，比如“全球/地方视野下的东亚史”，比如“信仰、性别与空间：比较宗教史的视野”，比如“边缘与中心：近代中国文化的重构”等。

几场讨论听下来，澎湃新闻记者个人感觉10月15日下午举行的“类型之外：差异的考古学解读”是最精彩的一场。这场讨论由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未主持，他并没有像别的场次那样很严格地控制发表人和评议人的时间，这虽然不太符合当今学术会议的“规范”，但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发表人和评议人的介绍和发挥都比较自由，阐述更加充分，评议也更到位。

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的韩巍在本场第一个做主题报告，题为《“延滞”与“超前”——西周铜器演变中的特殊现象及其对断代研究的影响》。我们知道，经过长期的研究验证，类型学在考古研究中是十分有效的，不过“考古类型学是管大道理的，符合自然界万事万物发展的原理；但自然界总有少数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韩巍这次要处理的就是这类“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也就是标题中所说的西周铜器演变中的三种特殊现象，即“复古”、“延滞”和“超前”。所谓“复古”，是指晚期晚期器物有意模仿早期器类、形制和纹饰风格，大多制作粗陋，失去了“祖本”的实际功能，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不同于“复古”这个概念——学界已有相当的关注和研究——“延滞”是韩巍发明的一个概念，包涵“延续”和“滞后”两个层面，是指某一器类、形制或纹饰在极盛期之后还会存在相当长时间，仍有实际功能，同时吸收晚期新因素形成“混合风格”。所谓“超前”，是指某些被认为晚期才出现的器类、形制和纹饰，其实在早期就已存在，只不过很长时段没有流行和发展。韩巍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对这些特殊现象做了辨析和说明，正确理解这种现象有助于重新判断某些器物、形制和纹饰的年代，进而解决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疑难问题。

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曹斌做点评，他说这是“小学生评大学生”，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表示。

厦门大学历史系张闻捷报告的题目是《葬钟制度与周代乐悬制度》。他开门见山，介绍自己想讨论的几个问题：周代的乐悬制度究竟如何实施？典籍记述与考古资料所见折曲钟磬存在何种异同？葬钟陈列（葬制）与宗庙礼乐（庙制）是否一致？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而又层层递进的。

古人尚礼，《周礼》对乐悬制度是这么说的：“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与中国古代其他礼仪一样，也是讲究等级差别的。不过，《周礼》的说法很笼统，比如各种等级的乐悬到底应该摆放多少钟磬，以及在什么地方摆放，并没有具体的说明。这样一来，学界就出现了各种解释，其中郑玄的观点很有影响：“钟磬者，编悬之，二八一十六枚在一虞，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不过郑玄的这种说法应该只能代表某个时段的制度，考古发掘的一系列成套编钟材料就是明证。早年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是支持郑玄“二八之说”的，但随着更多考古材料的出土，学者对周代编钟数量和音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不再偏信郑玄的观点。

通过梳理考古发现中的编钟编磬数量和摆放情况，张闻捷指出，曾侯乙编钟的摆放形式其实是一种特例，并不具有礼制上的普遍意义，既不能作为葬钟制度的代表，也不能成为复原乐悬制度的统一标准和依据。随葬乐钟是根据具体情况摆放的，比如墓地的大小，比如葬钟的保存情况，比如墓主的喜好，与实际演奏的乐器组合、位置和音律原则并不一致。张闻捷还讨论了折曲钟磬现象，他认为这种现象是有意模仿形式化的乐悬制度的结果，目的是标榜身份，显示礼乐教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乐悬制度确曾流行过，而且对贵族阶级颇有影响。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常怀颖做了简明切要的点评。在他看来，这篇文章对待材料是非常谨慎的，所讨论的问题也非常重要。不过，他也指出张文有几个值得进一步检讨的“小问题”：文章主要是基于楚地的考古发掘，北方的考古材料用得比较少，而葬制的区域差异和族性差异特别大，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具体情况有待深入挖掘；其次，文章也注意到器物“生用”和“祀用”的差别——铜器有生前的实用器，也有专门用于墓葬的明器——但对引用的一些材料没有仔细区分，比如有的钟磬明显是没有演奏意义的，只是明器，它和实用器都进入墓葬，这就是两个概念了，需进行详细讨论。

与会学者在交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报告的题目是《被凸显或忽视的差异：考古学文化、类型与早期历史、民族研究的反思——以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为例》。王煜首先简单梳理了早期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学术史。据介绍，西南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与族群的对应研究，大体肇始于冯汉骥、童恩正等先生，他们都曾撰有相关论文，如《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石寨山青铜器人物活动场面》（冯汉骥），如《遗存与民族类型、分布》《器物类型与民族类型、分布》（童恩正），此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与民族类型、分布的研究与讨论愈演愈烈，后来还涉及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争论，比如到底是叫“滇文化”还是叫“石寨山文化”，比如“八塔台文化”与“滇文化”之间的关系。

王煜的报告将近半个小时，不过他说自己是提出问题，主要是“破”，几乎没有涉及“立”的层面。国家博物馆单月英点评时也指出这篇文章“光提出问题，但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西南夷，文献记载简单零散，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由于边疆地区族群复杂、文化多样，又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单月英指出，面对这种研究困境，或许可以借用王明珂“华夏边缘”的概念再做梳理。

王煜作报告

中央美术学院耿朔提交的论文题为《大同与小异：南朝墓葬所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砖画再思》。关于“竹林七贤”画像砖的研究已经很多，耿朔根据近年出土的新材料，着重从技术角度再做讨论，比如墓砖的生产和使用情况等。2016年初出版的《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土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公布了包括石子冈M5在内的四座墓葬所出部分画像的五面拓片，这成为作者讨论“基础”问题的材料基础。作者花费好几个月整理、还原了随意堆砌的墓砖画像，让人一目了然，进而提出一些推测，逻辑上似乎严丝合缝，相当严密。

“竹林七贤”画像

吉林大学赵俊杰点评时指出，这篇文章相当精彩，“如果说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也是一朵大红花”。不过他对作者的推测提出了不少疑问，认为整个“推测太完美”，总体上是一种理想化的逻辑链条串起来的。比如文章对墓砖的生产、使用和陈放都做了推测，文章说是存放在王室府库中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散佚的情况，不同模子又是怎么一回事；文章说“竹林七贤”砖画是供帝王使用的，那么该怎么解释图片乱拼的问题；另外，文章没有讨论模具与粉本的关系；文章说南朝人相信图像的力量，但如何理解修墓的时候，纹样朝里而不是朝外的现象，这就涉及图像的神圣性、经典性与现实情境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