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流行病与现代世界》：全球化下的流行病现代性危机

“流行病并非一介深奥的专业分支领域，而是历史变化发展的“大图景”的重要一面”，著名的欧洲社会医学与历史学者弗兰克·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如是说。换言之，流行病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不亚于经济危机、战争、革命和人口变化所带来的地覆天翻。对于这一论断，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历史学教授米切尔·哈蒙德（Mitchell L. Hammond）2020年的新作无疑做出了振聋发聩的力证——《流行病与现代世界》（Epidemics and the Modern World）一书横空出世，从人类学视角重新探讨了流行病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作用。作者重新审视十一种流行病（鼠疫、梅毒、天花、黄热病、霍乱、肺结核、牛瘟、流感、疟疾、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通过阐述疾病在历史上的独立作用和现代社会的塑造能力，将疾病与全球现代化交织在一起，不断拓展人文和社会科学对疾病的理解视域。

米切尔·哈蒙德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在那里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宗教史硕士学位，之后又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了欧洲历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用历史学、政治学与宗教学的视角观察16-17世纪德国的宗教和医学，探索医学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医疗扶贫的发展以及医疗从业者在城市生活中角色的演变，并进一步将探讨主题从文艺复兴一直延伸到现代医学史、疾病史的研究。人类发展史、社会医学史与近现代文化专题的紧密结合，为这部突破传统框架、多视角跨学科的问世铺平了道路。

一、“从黑死病到艾滋病”的历史关怀

自2005年起，哈蒙德博士在维多利亚大学任职历史系助理教授，期间开设了多达六门专门针对疾病史研究的相关课程，《流行病与现代世界》一书的结构框架正来自于他“从黑死病到艾滋病”的课程教之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探索现代历史的关键和解读历史的实践策略，哈蒙德利用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重新审视流行病，并深入挖掘了其起源与社会影响。

对疾病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环境、社会和科学变化的长期探索。近40年前，罗伯特·哈德森（Robert P. Hudson）提出，疾病不是不可改变的实体，而是有自身传记的动态社会结构。疾病既是一种病理现实，又是一种社会构建。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科学在疾病研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医学史上，大量文献表明疾病是一种客观的生物学现象，与疾病斗争最为激烈的是近代科学体系下训练的医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现代西方生物学模式的体现，这些文献通常很少提及疾病对社会结构或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20世纪60-80年代，受福柯理论的启迪，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进一步发现这种实证主义背后的复杂因素，开始认为疾病首先是一种文化结构，根植于精神习惯和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客观生物学的病理现象。他们用社会构建的方式表示疾病和医学的核心是由偶然的社会因素所塑造的，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公共卫生、边境控制和社会政治的演变。医学知识在社会层面的拓展，伴随着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之间的互动影响，病原体和疾病不仅影响着个人健康，而且还影响着社会对疾病的集体认知。从1960年代至今，现代医学生物学的进展和政治进程的转变更是将问题复杂化，以致流行病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科技和思想意识的发展，疾病的宗教象征被去除，疾病越来越成为能够被理解和治愈的自然实体。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社会组织模式，现代性能够包容一切，哈蒙德在《流行病与现代世界》中平衡了疾病病因学和疾病周期的科学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作者深知自然科学的进步推动了医学史的发展，尤其是对疾病史的研究，他巧妙地借鉴现代科学工具来识别过去的疾病，并对当前的科学解释持批判态度。书中每一章都简要概述当前对相应疾病的科学理解，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中按照时间顺序讨论现代历史中与该疾病相关的研究主题。

用美国环境史研究先驱约翰·罗伯特·麦克尼尔（John Robert McNeill）的话说，哈蒙德创作了一部自黑死病以来人类疾病史最受欢迎、最适合学生的教科书。《流行病与现代世界》围绕着疾病历史的诸多问题展开论述，以流畅易读的文本、引人入胜的故事吸引学生和教师，用大量文件、地图和图画将疾病流行与全球化进程交织在一起，抓住读者了眼球。作为一本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的教科书，该书一方面对缺乏科学史和医学史研究经验的读者提供大量图像、概念和技术诠释，具备很强的可读性和严谨性；另一方面，书中阐发的流行病对现代世界的挑战性思考对专业读者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为读者留下了广泛的思考空间。

该书在内容上涵盖疾病史、科学史、环境史和文化思想史等全面综合领域，各种观点分析之间相互印证，史实的说服力和观点的逻辑性完美契合，这归功于作者对大量文献和原始材料的整合，在整个记录过程中，哈蒙德严格地将第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区分开来，每一章的结尾都展示与本章主题相关的一手资料以及对二次阅读的建议，将历史实践的选择权交予读者。可即便如此，资料掌握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哈蒙德从全局观念对流行病的重新审视。

1656年，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瘟疫。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疾病“现代性”窠臼

全球史的出现是近30年来学术史出现的一个显著特征，全球化影响疾病的历史，已是医疗史学者的共识。然而，尽管研究黑死病、大流感的疾病历史学家是早期研究全球历史的先驱之一，历史学的“全球转向”对健康、疾病和医学历史研究的影响却相对较小。大多数学者仍局限于特定的医学传统、民族国家和政治变迁。近年来，学术领域内跨学科研究意识越来越鲜明，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研究注重多维度、多视角、多主题，试图摆脱只注重“内史”研究的学术困境。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名垂之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以瘟疫为独特视角阐述全球人类历史的发展，主张疾病从根本上塑造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方式。1999年，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就将目光转向欧洲的政治和公共卫生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视角完成了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传染病和欧洲国家，1830-1930》（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虽然严格意义上而言，这并非一部典型的全球史作品，但是这本著作的眼界广度和思想深度对之后的医学史、政治理论和欧洲史研究大有裨益（疾病史学与政治学），并激发了学者跨学科研究疾病史的兴趣。2015年，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试图展现疾病、健康和医疗史等主题与全球动态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世界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是医学史“全球化”的重要诱因。根据历史学者莎拉·霍奇斯（Sarah Hodges）的说法，全球化背景下，构成医学历史的关键问题意义重大。然而“全球化”语境为医疗社会史研究提供的几乎都是分析框架和问题来源，在这种范式当中，人们会忽视差异、医学、殖民主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充当了一种抚慰人心的润滑剂，差异由此被整合到共同体之中，逐渐被忽视。因此，一部批判式的全球医学史作品首先要保证的是不再将全球化作为一套制度、话语和实践进行简单化再生产，关注全球化进程下卫生治理的差异与不平衡的使命，正变得更加紧迫。

在这点上，马克·哈里森在《疾病与现代世界：1500年至今》（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中表明，现代化的发生是不平衡的，带来了经济变化和社会混乱。尤其是在全球解决新冠疫情的努力对比中，发展中国家腐败、特权和糟糕的经济管理构成了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哈里森对全球化下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疾病流行困境抱有较大期许。同样是将现代性作为中心主题的疾病史作品，哈蒙德出版的《流行病与现代世界》的出色性在于，它在借鉴哈里森差异论点的基础上，精准探究各民族的卫生治理，指出各国在资源、基础设施和获得卫生保健方面日益增长的差距，既是全球卫生治理的关键困境和巨大挑战，又是现代世界不平衡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项重要特征。换而言之，如果说哈里森是对全球卫生治理的过去的“错误”进行批判，那么哈蒙德则将当代疾病的全球流行视为历史层累所必然造成的危机，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了当下和未来，“现代性”光辉凸显其中。

《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

从15世纪末开始，西方观察家发现西方的许多现代性元素都受到了欧洲人与他人建立的依赖关系或剥削关系的影响，采用韦伯“现代性”的概念作为衡量世界各地社会成就的标准即西方中心叙史的方式发生转变，开始解释世界各地间的许多相互作用和独立发展塑造了所有的现代性。为了避免将西方作为历史的中心进行描述，哈蒙德尝试通过全球史的视野分析疾病在过去和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曼彻斯特大学历史教授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在《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一书中主张，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导致公共卫生措施演变为殖民霸权争夺的一部分，引发了全球性的疾病危机与应对的差异分化。哈蒙德也试图引用这一观点证明殖民管理者与殖民地居民之间的视角差距与决策冲突，以此解释流行病现代性危机在殖民时代的起源，但实际上却在论述中偏向将科学和制度这类积极因素归之于所谓“西方”优越性。如作者在讲述瘟疫在19世纪90年代的全球传播时，探讨的多为殖民体系下其他地区西方式的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突出西方对当时中国、印度和南非公共卫生措施的极大影响，并认为中国和印度与中世纪欧洲一样，设立卫生制度仅是为统治服务，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疾病控制战略。在梅毒全球流行的问题上，作者着墨于西方的管制治疗措施和成果，刻意淡化这种疾病输出对非西方地区，尤其是亚洲的恶劣影响，只简单提及16世纪后期的中国和19世纪50年代的日本。然而历史资料明确表明，1500年左右，梅毒随葡萄牙人传入亚洲——作为一种全新疾病，梅毒新人群中的首次传播无疑是致命的。囿于观点倾向，哈蒙德在这类问题上避重就轻，缺乏较充分深刻的阐述，使其全球化研究实际上陷于“现代性”西方中心的窠臼。即便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但在平衡疾病的病理和社会研究，以及思考全球差异问题上，这本著作依然是医疗社会史“开眼看全球”的代表，具备可供参考的重要学术价值和鲜明的现实意义。

余论

《流行病与现代世界》结合了自然科学在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寄生虫学和气候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地探讨流行病与现代历史主题之间的关系：国家体制、殖民机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对痛苦、性、种族和残疾等问题的看法塑造着疾病的医学历史，而疾病的流行又反过来重新塑造人类社会。二战后兴起的环境史学家敏锐地发现，人类活动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成为塑造自然生态的重要力量。以此为视角，现代化力量形成的成就和挑战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一方面，二战之后，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根除了自然界中的许多危险疾病；另一方面，在这些成就背后，是数百万人的被迫性迁移、广阔自然景观的生态转变、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社会分层与世界经济秩序中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人类对自然环境已经并将持续产生更加深远的互动影响，几千年来，疾病被人类由一个地方传播至另一个地方，农业和城市环境不断的被塑造和改变，疾病以更加复杂的变换方式扎根于此。殖民化、城市化和技术变革，都深刻影响了独特的现代疾病。如今，人类大规模的改造地貌和改变微生物生存环境，不可逆转破坏了病原体和病原体的传播方式，微生物和其他生物体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些变化逐渐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围，现代性力量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又加剧了一些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促成了全新的全球性挑战。人类又将在这些挑战中何去何从？新冠病毒正在全球的工业街道上肆意传播，艾滋病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非洲中部和南部迅速蔓延，流行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新的意义，也应当赋予新的思考。正如作者在全书结尾所言，人类书写历史，但微生物也有历史；重要的不仅是追溯过往，要认清过去发生的事情并寻找未来应对挑战的方案，必须要考虑一段历史是如何依赖另一段历史而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