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姚大力——学术世界里的游牧者

我最初耳闻姚大力老师之名，主要因他是一位蒙元史专家；后来得到一些请益机会，知道他对整个中国民族史都有独到而富于同情心的见解；最近获读其学术随笔集《读史的智慧》，发现其学域之宽广远超我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像自己笔下的草原民族，过着游牧般的学术生活：早期的汉字书写、宋金元的道教生活、欧洲近代的殖民扩张、十九世纪西方列强权力格局的演化，皆在其阅读思考范围内（当然不须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他则是深耕细作，成就斐然，有目共睹）。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姚先生曾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下过一番切实工夫。这直接地体现为书中几篇评述密尔《论自由》、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和徐复观政论的文章，间接地，则是全书许多篇章背后所弥漫的一种立场，不动声色，偶露激昂。

从拉铁摩尔到姚大力

这立场的核心观念，我们可以在他对拉铁摩尔的一段评论里找到：“拉铁摩尔确实具有某些与针对他的所有这些臧否相关联的性格特征，那应当就是他对边缘人群的天生同情心，和过于简单、因而也是他特别容易受蒙骗的理想主义眼光。”因此，“当年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与遭遇其侵辱的中国之间，他站在中国一边。在清朝、民国政府与饱受不平等待遇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他站在少数民族一边。在蒙古僧俗上层和被他们欺压的蒙古大众之间，他站在普通平民一边”。一句话，在强权与弱者之中，拉铁摩尔永远选择站在弱者一边。

这是典型的“仁者见仁”，因为它就是姚老师自己的立场。身为一位专业史家，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呼吁反省和批判“大汉族主义历史观”、充分理解少数民族的“情感、意愿与主张”的重要性。或许会有人以为这话只是一句“政治正确”的口头禅，缺乏理论原创性。但这是不相干的。若把它看作一句口号，确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这并不减弱它在实践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想想看，有多少汉人学者和干部不假思索地以少数民族代言人自居，却从未曾想过，自己应该哪怕只是粗浅地学习一点少数民族的语言——语言是一个民族梦想和经验的家园，其中浸透的世界观不能轻易地为另一种语言所通约。如果连这个基本原则都被忽略，任何高调都会失去起码的道德音准。因此，仅仅这一事实就告诉我们，“大汉族主义”仍是许多人思维的潜在起点。如何“更多地引入少数民族自己的各种叙事和声音”，沿着其自身的意义与逻辑脉络去理解其言行举动，仍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和社会任务。

单从学理来看，这一呼吁的确展示了中国史学界最近二十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识：每一个人、每一群体、每种文化皆有其不可化约的个性和平等表达自我的权利，并不存在一种能理所当然覆盖他者的全景视角，因此，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应着力将他者作为一个“主体”来认识。事实上，在这些“政治正确”的言词背后，有一道目光，悲悯地投向我们历史观念最为幽深之处：历史是否只是强力意志的体现，而所有的“边缘”人（群）只合做个配角，说完规定台词便倒地牺牲或匍匐在地？

打捞历史中的失语者

在姚先生那里，这道悲悯的目光所及之处，不只是民族和边疆。书里有一篇《另一半东林遗事》，涉及一个更普遍的现象。明季东林党中那些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历来备受史家瞩目，而姚先生在此之外，又多了一重关心：那些东林党人的家属有何遭遇？无论是否心甘情愿，她们都不得不去分担儿子、丈夫、父亲的凄惨命运，然而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她们的身影却一向处于道义光芒的照耀之外。看到这里，我猜不少历史系的年轻学子会抚掌称叹——打捞失语者，已是史学大潮，那些为政治迫害波及的眷属，却至今尚未获得正面描绘，姚老师的选题技巧真是高人一招！

可是，且慢，先来读这段话：“党锢诸人甘戮如饴、杀身成仁，尚得以道德英雄的形象流芳于后世。他们的妻子仅因‘罪人’家眷的无辜身份而横被祸延，受尽荡产倾家、颠沛流离的困厄，却几乎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样地一概被历史与后人遗忘。这公平吗？”读完这段话，我们会不会觉得，如果仅仅从职业规划角度来理解这篇文章的意义，是不是太过轻飘，乃至势利？使失语者发声，最初正是建立在那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对既往学术盲点的道德反思之上，但随着它日益成为一股潮流，在今天的很多学人那里，实际已沦为一种学术利益的算计结果，其目的不过是在一场智力马拉松中迅速出人头地，这样，“自下而上的历史”乃真的成为一句“政治正确”的口号。然而，这样的心灵真的能听到历史车轮碾压下的细微哀鸣吗？

在此基本立场上，姚先生绝不稍加退让。比如，对好评如潮的《让子弹飞》，他就不买账——因为这影片“毫无顾忌地把普通人民当作可以肆意践踏的形象来表现”。

不过，有必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能把姚先生的意思理解为，凡“普通人民”的所作所为便天然合法。作为独立个体，每一个“普通人”可能都是弱者；可是，随着他们被集结、利用和操控起来，组成一个“集体”，就很快化为强权机器的一个齿轮，理直气壮地参与对“少数人”的迫害，哪怕后者原是他们的家人和邻居。对此危险，姚先生有着清醒自觉。他强调，即便是“国家”，即便是为实现一个“政治上正确的目标”，也“不能肆无忌惮地践踏少数人或者哪怕只是个别人的合法的个人权利”。警惕“大多数人的暴政”、保护“个性”，乃是自由主义传统中最可贵的思想准则之一。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以个体方式存在的“人”，一旦为“人民”和“国家”的集体镜像所摄，很容易就成为极权统治的帮凶；而暴民政治的终端，必定站着一个暴君。这是“现代”政治权力的结构性特征。要防止“国家”和“人民”的名义被盗用，就必须从保护作为“个体”的“人”和“民”入手。

“政治正确”不是一味地站在弱者一边

我想补充的是，从类似现象出发，我们也应进一步注意到，“弱者”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而是具体社会情境格局下的产物。一旦情境改变，也许只是转瞬间，面对不同对象，有些“弱者”便立刻变身“强权”的一部分——比如一个在外受气、回家打老婆泄愤的小工。因此，站在弱者一边，不只是针对个别弱者的同情，更根本的是对社会权力场格局的反省。这要求我们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网络系统中观测强权的运行轨迹和方式，兼从“角色”而不只是“身份”的角度观察人——“角色”由特定社会情境决定，“身份”则受制于宏观的社会结构，这两种视角，一个也不能少。其实，仅就概念而论，强弱与对错本属完全不同的范畴，彼此并无直接对应关系；但在实践中，权力场的结构特征却决定了，弱者往往缺乏必要的保护，更容易成为强权的牺牲品，因而也更值得予以特别保护——可是这的确不是说，“弱者”本身就代表了正义所在。

所以，要研究强权，就不能不研究“弱者”。首先是因为，弱者是强权塑造的结果，从他身上才能清楚分辨出强权的实际效应；其次也是因为，有一种强权正是通过将自我界定为“弱者”而获得合法性的。姚先生书中《走调的“终战”纪念》一文，谈到日本右翼势力对年轻一代历史记忆的扭曲，而他们所使用的一个基本手段，就是反复陈述、展示原子弹给广岛、长崎人民带来的苦难，却丝毫不提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暴行。对此，姚先生指出，包括日本普通民众在内的所有人，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痛苦，都“理应为世人所牢记”，可是，这绝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区分是不必要的。事实上，在我看来，只有厘清正义和非正义的界线，才是处理战争遗产的唯一方式，否则，任何片面的宣传只不过是在为下一轮战争埋设伏笔而已。这一实例提醒我们，“受害人情结”如何可能成为一种歪曲事实的手段：其中的关节点就是将“受害人”的身份孤立化、固定化，切断它和历史前后文的内在关联，而抵抗这种歪曲的最佳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将其重新放回关联互动的历史脉络中。

站在弱者一边，并不代表无视于具体的现实情境和社会利益，一味徒唱高调，相反，它更需要我们对人类社会诸种权力与利益因素的频密互动及其多元后果保持足够的敏感。身为史家，姚先生对历史的吊诡之处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保障了他不会把充沛的道德情感直接转化为历史判断的唯一尺度。他很清楚，历史绝不是按照线性的伦理运转的，相反，“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在实际的政治和社会困境面前，简化人类互动的复杂效应，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导致后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使得人们的道德热情陷入进退失据之中。

明白这一点，对我们直面今天这个世界，尤为紧要。这是因为，最近几年欧洲所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和移民潮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已经使得“政治正确”原则声名狼藉；甚至有人提出，正是西方人对殖民主义行径的负罪感，为他们的对手打开了野蛮复仇的大门。按照这种逻辑推论，我们似乎就只能认定：历史是铁血铸就，丛林法则是唯一的选项。

理想主义的辩证法

但问题是，“政治正确”原则所遭遇的危机，是它本身的必然结局，还是人们对它使用失当的结果？姚先生的观点显然倾向于后者。在一篇讨论中国当代大众文艺创作的随笔中，他敏锐地觉察到“口号式的‘政治正确’”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正确’”的损害，只有艺术家不再僵化地理解这个原则，“才能在自己的作品里充分表现出‘对复杂性的回应和关怀’的不朽的人文主义精神”。姚先生所说的“复杂性”指什么？我们为何要对其加以“回应和关怀”？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复杂性”是人性本身（包括其不可避免的脆弱）和人事处境的多层次、非线性互动的表现，这使得我们很难在其作用力和结果之间勾画出一条简单的对应线索。这一原因决定了“政治正确”不同于一时的慈善冲动，更不等于对其字面意思的简单执守。在将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评估各种相互冲突的原则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它们组成了一个雷区，这个雷区无法单靠理想主义精神凌空飞掠，而只能在现实主义原则的辅助下，以戒慎恐惧的态度小心穿越；可是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光芒的照耀，我们又如何辨别眼前纵横交错的泥途？

这一结论的适用范围当然不限于艺术创作，也一样适合于历史研究。姚先生不赞同把蒙古帝国的历史简单地等同于野蛮对文明的征服，因而对杉山正明等人的著作予以了积极肯定，但他同时也强调：“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他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为了结论的新颖而大做全盘翻案文章。他尊重历史中复杂线索的纠缠导致的不经意结局，但仍然坚持聆听弱者的哀号：结局的伟大并不足以把丑恶变成辉煌。显然，对人类事业的成败得失进行现实主义的冷静分析，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被迫退场：用道德信条取代利弊核查固属短视之举，但纯用利益算计来引导历史走势，只能把人类带至你死我活之境，而难道只有这样才是睿智和高明？

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把“政治正确”当作各种危机的替罪羊，而是需要探索一种真正负责的“政治正确”原则。这要求我们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又对时刻变化中的社会权力网络保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清醒态度，认真考量每一决策可能引发的政治伦理后果（当然，没有任何一种预期可以是笃定的、全面的，它们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但这丝毫不等于预期这一行为是不必要的），临深履薄地维持利益和道义的动态平衡，才能最终使道义选择变为真正的利益所在。

因此，站在弱者一边，就是同时担当了道义和智识的双重责任。它不单是一个政治伦理姿态，也是一种综合观察各种具体情境下权势脉络的区分与变动并做出恰当调整的因应能力。用姚先生的话说，就是要“以良心为道德内容，以当下、直接的照察和判断来紧扣良心、印证良心”。正是这种“当下、直接的”心智工作，精确引导了我们同情心的流向，也为理想主义精神提供了细腻保护，使其不至因屡受蒙骗而遭到人们的冷落和遗弃。就此而言，姚先生这本书为我们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提供了一个起点。

（本文原载于10月16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永远站在弱者一边》，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