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情深︱陈毓贤：在西雅图加入“婴儿潮”

西雅图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城市，山明水秀，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开发，仍带边疆作风，充满活力和自信。现在很难想象：五十年前美国校园外国学生那么少，华盛顿大学安排了个特别家庭招待我们。接我飞机的是瑞典裔的卜尔葛特（Burgett）夫妇，先生是中学教师，太太是全职家庭主妇，两人是同在一个农村里长大的青梅竹马，本着近乎天真的好奇、理想与热忱，志愿招待我这个外国学生。他们有三男三女，住的房子有花园有网球场，拥有两部二手车，生活虽甚节俭，却可展现五六十年代美国黄金时代中产阶级的富裕。

我在卜尔葛特家歇了数天，便赶忙到学校附近找地方住，最便宜的是在别人家里租一间睡房。我为省钱，和另一位女生合租了个地下室卧房，接着匆匆赶到东亚系找严倚云教授。

严倚云是严复的孙女，在华大主持汉语教学；因小时跌下楼梯伤了脊椎骨，背有点驼，却乐观开朗，声音娇嫩得像个小孩。我申请美国大学时，恰巧她到台湾一趟，我干爹张起钧请她吃饭，介绍我认识她，并怂恿我申请华大中文系，以便获得他在北京大学的“大师姐”照拂。我当时已醒悟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而不是文学，然而申请到的数所大学，得知我想读欧洲历史，都要我从二年级或三年级念起；唯独华大承认我在台湾以及菲律宾几乎所有的学分，让我插入四年级。我当然选择华大，估计储蓄可勉强够我念两年书，先拿到学位再念个与欧洲有关的硕士，未尝不是个折中办法。

严先生说我汉语说得不够水准，没资格做她的助教，但可能有些打字的事可让我做；也许要安慰我吧，她请我跟她回家吃午饭。她在厨房里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噼里啪啦做好四五个菜，把筷子和碗摆好，然后朝着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喊道：“老爷，吃饭了！”楼梯咚咚响，上来的是个头发凌乱，穿白T恤衫和沾满油漆的长裤的中年人，叫谁都不会猜到他是个核能物理博士，而且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公子。

我后来才知道，胡适和高、严两家都很熟，五十年代见两个福州世家子弟在美国都仍单身，坚持严倚云和高书哿通信，成了他们的月下老人。高先生到了西岸没找到适当的工作，那年头西雅图房子很便宜，严先生买了数栋房子收租，让高先生管理。严先生在华大除负责汉语教学外，还当中国同学会的指导教授，同时参与校外各种公益活动，整天有人要接送，有事要接洽，高先生帮她忙，乐此不疲。他平时面容严肃，寡言少语，我开始有点怕他，但不久就发现他很富幽默感，和他与严先生谈话可以毫无拘束，就常往他们家跑。

没想到开学不久，我就不必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了。这事来得有点离奇：我的“美国家长”卜尔葛特夫妇老大老二两个女儿在华大读书，也不住宿舍，而住在Chi Omega会所。美国大学这些姐妹和兄弟会以希腊字母为名，标榜会友志同道合，终生互相扶持；要加入做会友，须经数轮面试方可。此姐妹会全国最大，以培养领导人材为口号，在华大临近盖了一栋可供一百多人住宿的红砖楼。有个周末卜尔葛特太太开车接我到他们家，说老大老二有事要和我商量。她们兴奋地告诉我，该姐妹会本来邀了一位日本女子访问，结果此人不能来，问我愿不愿意代替她，食宿费全免，我自然欣然同意。于是我在该会所住了将近两年，并正式成为会友；因曾受其恩惠，现在每年仍捐钱资助它，虽然我对此类团体至今几乎清一色白人很不满。

姐妹会的成员大多来自中上家庭，穿着时髦，起初令我有点自惭形秽，直到有位会友听说我是修文学的，期中作业要评艾略特的《波特诺伊的情歌》，请教我。这首诗我没全看懂，但很喜欢其中一些意象，便向她解释这些意象什么意思，有什么现代特色。她得了B+回来谢我。看来她们对本国文化也没有较全面的认识，跟风而已！顿然增加了我的自信。

参加姐妹会让我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该会每星期三有个正装晚餐，会友可邀男朋友，男朋友得先在大厅介绍给house mother，才鱼贯入餐厅进食。这“会所妈妈”原则上有责任辅导我们；事实上，她早对我们的私生活没有话语权，遑论执行“不准在会所三条街内和男友手牵手”等滑稽的规矩；舞会及其他活动都从不照会她。随着避孕药的普及，家长交了会费也不再要求姐妹会捍卫他们女儿的童贞。

我因而也顺理成章成为婴儿潮一员。所谓“婴儿潮”，是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以及二战大批男人去当兵造成的“婴儿荒”后，1946年至1964年如潮涌出生的族群。“婴儿潮”人多势众，每一个生命阶段都左右了美国社会：孩提时期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的《照顾婴儿和孩子的常识》（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一书，每年都上畅销书榜；少年时期热衷受黑人音乐影响的摇滚乐，于是“猫王”横扫乐坛；青年时期抵抗被征兵，政府最终只得自越南撤退；八九十年代“婴儿潮”开始成家立业，全社会也跟着趋向保守。现在“婴儿潮”开始退休了，储蓄不多，经济学家恐怕医疗与养老制度会被拖垮；然而“婴儿潮”一代普遍不肯认老，五六十岁仍做健美操，说不定大多数超龄仍继续工作，死而后已。

美国当时的年轻人普遍觉得加入越战是成年人做的愚蠢决定，战争对政客和企业家有利，却要年轻人去做炮灰，愤愤不平，扬言“不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有些主张直接向体制（establishment）挑战——游行、示威，甚至占据公共建筑，一起唱黑人争取平权时唱的We Shall Overcome（我们必定排除障碍）。有些则主张必须从长远看，要改变世界则必须抵制一切企业制造的商品，重返自然，并打破各种国界、种族和阶级的藩篱；于是男子不剃胡子，女子不化妆，大家留长头发，穿宽松适体而颜色鲜艳的衣服，不吸香烟吸大麻。有一部分人组织公社，吃自己养的鸡和自己种的蔬菜；口号是“Make love, not war！”（做爱，不作战！）中文把hippies译为“嬉皮”相当形象，因他们最痛恨装腔作势的人，以揭穿虚伪取乐。披头士之一约翰·列侬写的Imagine（想像吧）成了“婴儿潮”的主题曲。

现今步入老年的“婴儿潮”族群对年轻时天真的想法多少有所检讨，但六十年代开打的“文化战”延续至今。本来是青年和成年人的抗争，演变成北方开明派与南方保守派的抗争，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抗争；近年来，东西两岸向民主党靠拢，而中部和南部成了共和党阵地。

当时华大也有些教授视年轻人叛逆不道，无理取闹。有趣的是：承袭了五四遗风的高先生和严先生，本来就待人不分国界、种族和阶级；并且没有什么禁忌，不注重外表，凡事自己动手。他们认为学生争取个人自由、种族平等、世界和平，是天经地义的事——可以说时代终于赶上他们两位——学生都觉得他们酷极了，与他们完全没有隔阂。

我在华大要拿学位，除了须补修四门与科学有关的学科外，还须上中国文学史。我选了人体学、地质学、海洋学，还有华盛顿州植物，都学得很兴奋；虽然植物学我差点不及格，因许多植物我看不出到底有何差别，幸而大考那天碰上全体学生举行反战罢课——校园草地望去全是白色十字架，标识越战里阵亡的兵士——老师决定不打分数，让我们全班通过。上中国文学史我却是抱着吊儿郎当的态度去的，心想在台湾师范大学已选过“国学概论”，现在和些汉语对话都不太行的洋学生重修，简直开玩笑！没想到就在这班上遇上未来丈夫。

（本文原载于10月16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