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谢尔比农场公园：用树和野牛提高公众参与

 “大家来猜一猜谢尔比农场公园(Shelby farm park)有多大哦？”

我问围坐在花圃旁、脸庞被太阳晒得通红的7个小孩子。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公园——谢尔比农场公园实习的六周里，我常会领着来参加“我来种”（Dig It）项目的孩子们参观位于公园一角的绿道花园（Greenline Garden），并帮助他们在简单了解植物的成长过程后，播种属于自己的一棵小植物。每次参观之前，我都会为他们粗略介绍一下谢尔比农场公园。

“100 英亩！”

“400 英亩！”

……

……

等不及举起小手，孩子们就你一言我一嘴地猜了起来。他们的回答一开始总与标准答案相差得无边无际，不过渐渐地接近正确面积：4500 英亩 （即1821万平方米) 。

“你们都去过橄榄球场吧？一个橄榄球场差不多是一英亩……” 还没等我说完，一个小孩子就叫起来，“哇，也就是说这个公园能装得下4500个橄榄球场！”

望着孩子们惊奇的表情，我笑起来。其实，连我自己也感到这个数字不可思议——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里，居然能有这么开阔宽敞的公共绿色空间。

不过，谢尔比农场公园之“大”，绝不仅在于其面积，更在于它对孟菲斯城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它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付出的努力。这些工作有不同的形式与规模，但无不在倡导更健康更绿色的生活方式，营造更富活力与包容力的城市空间。

图片来源：谢尔比农场公园官网。

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绿荫户外探险园地”（Woodland Discovery Playground）。这个儿童户外场地的设计由景观设计工作室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以及当地的孩子共同完成。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充分尊重并积极听取当地孩子们的意见，因为孩子们不仅是这个场地的主人，更是真正的玩耍专家。

“我们相信，一个出色的儿童户外活动场地能改变世界。”这是谢尔比农场公园在其官方网页上的宣言。我丝毫不认为这句话里有任何夸张的成分。

我常会利用午休的时间去园地旁走走，一边走一边还得极力抑制住冲进场地蹦蹦跳跳的欲望。滑梯间，秋千上，蹦床里……不同肤色的孩子在一起自由自在地玩耍，流汗、大笑。这个场景让我动容，让我不由想起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掷地有声的那句话： “我梦想有一天，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即便种族隔离政策早已是过去，孟菲斯城作为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重地（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城的旅店被暗杀），仍然有黑人主导的空间（Black Space）以及白人主导的空间（White Space）的明显区分。

举个例子，上文提到的“我来种”项目，一般是与当地小学合作。孟菲斯城的各小学,由于所在区域不同，生源的差异也较大：有些小学白人孩子占绝大多数，有些小学黑人孩子占绝大多数。有一次，我们在绿道花园接待了70余个来自同一小学的孩子，其中90%左右都是黑人孩子。当我在孟菲斯城中骑着自行车闲逛时，常常路经一些小型的社区儿童活动场地。我留意到，在一些经济较落后、犯罪率较高的社区，其儿童活动区里也很难见到白人孩子的身影。

所以，谢尔比农场公园营造的这一个公共空间，在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对各种肤色、成长于各种社会阶层的孩子完全平等。我相信，每一个孩子在这里玩耍，其得到的快乐是纯粹而发自内心的。他们无论背景如何，都会感受到这个场地就是为自己而建。

这一份对更平等、更开放、更富生命力的公共生活的追求，渗透进谢尔比农场公园的每一个具体的探索之中。依托于谢尔比农场公园 的公共项目覆盖面非常广，首先介绍 谢尔比农场公园如何鼓励公众参与。

你想领养一棵树？还是一头美洲野牛？

在谢尔比农场工作的第一天，我就见到了比尔先生。满头白发的他坐在访客中心的书桌前读一本历史小说，有电话打进来时，他就接听，耐心解答公众问题。我和他自然地聊起天来。我进而了解到， 比尔先生退休后（此前他是大学心理学教授），便在谢尔比农场公园做志愿者，如今已有不下八个年头，他基本是最了解谢尔比农场公园发展历史的人。

“我喜欢在这里做志愿工作，当我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传递给访客时，我是最开心的。”比尔先生这样告诉我。

第二次见到比尔，是公园在国庆日前夕举办的夏季星空露营上。那一天，30多个家庭在一起野餐、远足、游戏、看露天电影……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是观星。而比尔作为25年的观星爱好者，自然又承担起提供器材与星系讲解的工作。整个晚上，他被一群小孩子围着，耐心地给他们介绍可见行星的行动轨迹。他的脸庞在微弱的星光下闪烁着孩童一般兴奋的神情。

我在实习的短短六周里，就在谢尔比农场公园里认识了好几位像比尔这样充满热情、知识丰富的志工。他们之中，有风度翩翩童心十足的老者，也有和我差不多年龄、梦想毕业后做环游世界的农场旅行的姑娘。他们参与的领域极为广泛：导览、游乐设施管理、景观设计、花圃维护、特别活动协助……与他们交谈，我能感受到，他们之所以那么热心公园事务，是因为一种非常强烈的主人公意识。他们感激公园为孟菲斯城带来的积极变化，并坚信自己出的这一份力，能让公园变得更美好。

其实，除了提供志工服务机会，谢尔比农场公园还为那些无法直接出力的民众提供了许多间接参与公园发展事业的途径。 这使热心城市绿色空间营造却受时间等门槛所限的孟菲斯民众感受到，在谢尔比农场里，他们不是被动的访客，而是能够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参与者。

这些途径尽管形式各异，但基本围绕捐款这一主题。管理谢尔比农场公园是一个眼光与野心兼具的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它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向社会各界募款。这些款项不仅用于公园空间的日常维护，也用于新项目的启动运作。例如，今年九月竣工的园区大型扩展项目“公园之心”（ Heart of the Park） 从公众那里募集到了14万美金的捐款。

“公园之心”扩建项目鸟瞰图，图片来源：谢尔比农场公园脸书平台。

为了让公众有动力捐钱，谢尔比农场公园也动足了脑筋，让捐钱变成了饶有趣味并富有意义的一件事。比如“一百万棵树”（The One Million Trees Initiative）这一个项目。在项目的宣传界面写道：

在谢尔比农场公园我们将种植一百万棵树， 也是在创造一百万个崭新的动人故事。您的捐款将帮助我们承担种植每一棵树的成本，以及森林的长期养护。每一份捐献，于我们而言，都是一个礼物，一个通向未来的故事。（“At Shelby Farms Park we are planting one million trees, writing one million new stories. Your donation helps offset the cost of each tree and ensures the longevity of our forests by assisting with ongoing care and upkeep. Each contribution is a gift – a story told to future generations.）

这段宣传语言，我读来非常感动，它把捐款定义成一个指向未来的故事的开启。为了让普通民众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谢尔比农场公园把起始捐献数额定在了$50。项目又细化成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个人捐款。谢尔比农场公园希望，捐款者能通过支援植树活动，减低个人在地球上留下的碳足迹。“您出钱，我们出力，这样您呼吸时会更感到心安。”（We do the work for you and you can breathe a little easier as a result.）

第二种是礼物捐款。民众可以选择以他人的名义捐款——例如，他们刚出生的孩子， 他们的爱人伴侣，或是任何一个他们想要表达感恩之情的人。谢尔比农场公园收到捐款后， 不仅会把善款用于植树造林，还会给民众选择的这个特别的人，寄出一份小小的感谢礼物。这样，收到礼物的人会感到自己与这个21世纪的公园典范产生了一种善意的联结。

第三种是纪念捐款。民众可以通过捐献一棵能屹立数百年的树木，缅怀逝去的至亲至爱。

另一个项目，是专门为动物爱好者准备的。提起谢尔比农场公园，不得不说到在其中漫步的美国野牛。

在公园闲庭漫步的野牛。来源：谢尔比农场公园脸书平台。

1989年，公园负责人Tommy Hill引进了6只美国野牛。目前，公园内共有25只美国野牛。公园为了保障游客们的安全，给野牛划定了活动范围，不过它们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之广，估计会让待在动物园里的野牛目瞪口呆。公园希望每一头野牛都能有充足活动空间，所以在近期并没有增加野牛数目的打算。这些野牛个性温和，深受游客们喜爱，也逐渐变成了公园的标志。公园制作的各项纪念品，几乎都会把野牛放进去。

公园纪念T恤。来源：谢尔比农场公园脸书平台。

也许25头听上去不是个大数目，但公园在这些美国野牛身上倾注了很大心血。我查找到的资料显示， 公园的管理员一年要在美国野牛身上投入1000个小时呢！公众喜爱野牛，自然也乐意参与到野牛的成长中去——尽管无法亲身参与，但至少可以出钱为胃口极大的野牛买粮食。每一天，25只野牛会要消耗30加仑的水，吃50000磅的食物。公众可以选择捐献100美元，“领养”一头野牛（还有“领养证”哦），或者可以捐献50美元，50美元可以保证野牛群一天中除了牧草之外的营养供应。

谢尔比农场公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让捐款者看到，他们当下的个体生活与公园的未来之间，具有一种有力的链接。他们的善款不仅对公园的发展具有意义，更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产生意义。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愈来愈感受到，为什么谢尔比农场公园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民众助力”（people-powered）的公园。 的确是这样，因为它为民众而建，也就需要民众的支持——无论出钱还是出力。

（作者就读于美国威廉大学，主修统计和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