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插瓶花在处安”——中国插花源流考

插花，狭义地讲，是将植物的一部分从母体上截取下来，按照一定规则插贮在容器内。至于选择哪些植物，插在什么样的容器里，遵循怎样的取势规则，就成了不同插花艺术的主要区别。

插花大概是少有的明明以静态立体实物为作品，却无法长时间保留的艺术形式之一。一件插花作品，长则一二旬，短则一二日，最美的姿态即如烟花归于寂寞。这一特性导致我们对古代插花作品的解读和梳理，不得不依据间接材料，求诸图像与文字留存。

(宋)李嵩 《花篮图》(夏花册)  故宫博物院藏

驻足插花作品前，将自己融进植物与器物、空间、心绪彼此交织所营造的氛围里，乃东方人共谙的美学智慧。然而，回望插花艺术诞生之初，这份艺术自觉却来得较迟。人类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绘制了花瓣、叶片的形状，却未留下插花图案。先秦《诗经》《楚辞》中有大量的植物吟咏，它们或是先民们的生活必需品，如采葛采艾，或是借物言志，如香草香木。汉以前尚未出现插花活动的记录。

一、汉代插花

已知最早的插花图像发现于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墓主人是东汉显赫一时的宦官孙程，因拥立汉顺帝有功而被封侯。在记录墓主人生平的前室壁画上，出现了一个陶盆，内盛净水，六朵红花鲜明地插在陶盆里。旁边有隶书“戒火”二字。“戒火”为红景天的别称，虽然汉代墓室壁画笔触尚显粗糙，但仍旧捕捉到了红景天的植物特征。陈直先生在《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中考释为：“本壁画描绘戒火，画一

瓦盆，上有花叶六茎，红花绿叶……取绘其象征性也。”该红花陶盆意象，很巧合地预示了日后中国插花的发展特征：起源于宫廷贵族之家，自上而下普及传播，且对插花作品象征的重视高于单纯对视觉美观的追求。

二、魏晋南北朝插花

时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花卉文化已十分成熟。若要选出这一时期推动插花艺术发展的代表人物，非梁元帝萧绎莫属。萧绎提出对节气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二十四番花信风”，还曾作：“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春别应令四首·其一》），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花朝节”的文字记载：人们在春季的这一天出门赏花、插花、簪花、约会、拜花神。民间花朝节的出现，说明中国人对花卉的认知，已经从最早的生殖崇拜和实用依存，转而成为共同的文化纽带和情感寄托。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还记录了萧绎的绘画成就：“元帝萧绎，字世诚（中品），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聪慧俊朗，博涉技艺，天生善书画……《芙蓉蘸鼎图》，并有题印传于后。”众画之一《芙蓉蘸鼎图》已佚，但从画题来看，“蘸”是一种插花手法，类似“贮”“浸”“渍”，所以画的内容应该是以鼎为花器，以荷花为花材的一幅插花图。时人若得一见，当可一睹南朝宫廷插花的靡丽风华。

如果说南北朝时期本土的插花文化在不疾不徐地生长发展着，那么佛教的大流行无疑给这株幼苗浇灌了一瓢营养丰富的灵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相汇流，演变出新的插花样貌，虽不同于佛教来源地印度的供花艺术，却也多少保留了佛教的影子。

不同于原始佛教供花的那部分，涉及中国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核。首先是礼制，主要体现在用器上。中国的插花但凡可盛水的容器都可选用，花器必须符合一定规制，而以承袭上古玉器和青铜礼器的瓶（包括尊、觚、琮等各式瓶器）为正途，因此“瓶花”也称“瓶供”，此外兼有盘花、钵花、筒花、篮花等。

其次是格物，体现在花材的拟人化。中国人将大量的主观观念投射在花材身上，给花材排尊卑位次，给花材赋予性格人品，甚至到了一件插花作品就能透露心迹、传情达意的程度。这一点在宋明之际表现得更加明显。

最后是中国文化最看重的生机，体现在插花的造型上。虽然隋唐时期仍可见印度佛前供花才有的团花、堆花、花蔓等形式，只摘取艳丽的花头，排列在托盘里，或串成串装点佛身与道场，但最终这种块面艺术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而在西方接受度却比较高，比如大家喜闻乐见的婚礼手捧花、筵席桌花等。我们讲究插出枝条本真的样子，不过多艺术加工，喜欢用自然的线条营造空间。中国插花正是凭借以上三点，将外来艺术本土化，转化为供给本土艺术的养分。

反观佛教供花对中国插花的渗透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佛教传播，插花也得到了极大普及。这与后来中国插花被日本遣唐使随佛教一并带回日本，并直接促成池坊花道诞生是同样的道理。佛教传入之前，插花活跃于宫墙之内，苑囿之间。而今更广泛的阶层乃至底层人群开始接触到插花这种新形式，佛窟与墓室内出现带有插花形象的壁画和造像。与此同时，有了佛教义理与供养规则，人们开始慎重地对待插花这件事。佛教“推波助澜”的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有插花爱好者误以为中国插花起源于佛前供花的传入。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最早的瓶花记载。南齐皇子萧子懋，在母亲阮淑媛病重期间，许愿铜瓶中莲花若不枯萎，母亲便能痊愈。《南史》卷四十四《晋安王子懋传》载：“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时称其孝感。”罂泛指圆腹的瓶器。南梁萧景墓神道刻画中有比丘手捧类似瓶花的形象，说明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瓶花范式。

除了瓶花，盘花的第一次亮相也在南北朝时期。大文学家庾信有句：“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杏花诗》）诗人将仔细折来的杏花插在铜盘里，用以待客，正谓之南朝风雅。

一项独立技艺的形成，通常需要代表人物、理论基础以及明确的范式。插花在南北朝时期已基本具备了这些要素。

三、隋唐插花

隋唐经历了大动荡到大一统的社会重塑，经济周期上又逢“大业盛世”与“开元盛世”先后两个国力高峰，李白一句“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道尽财富积累下的花事盛况。插花也开始深入唐人的日常生活。

元稹盛赞西明寺插在琉璃瓶中的牡丹花而作：“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西明寺牡丹》）李商隐同情花叶的不同命运，感慨只有荷花可以花叶常相伴：“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赠荷花》）杜牧亦有一句家喻户晓：“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杏园》）这里的插花人一说是折下杏花插戴在头上，也有认为是用杏花来插花，足见风靡。

晚唐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篇插花理论《花九锡》。“九锡”乃《礼记》中的“九锡之礼”，是皇帝赏赐臣子的九种物品。作者罗虬借用这一说法，总结了插花必备的九个条件：挡风、工具、用水、花器、摆放、画图记录、配曲、酒赏、作诗。首次提到了用花剪刀来剪枝，对花的伤害更小。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多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今人对插花的关注多集中于插花作品本身，至多扩展到周围环境，画图可以用摄影取代，至于行酒配乐作诗，无一能事。有趣的是，唐代的“酒赏”到宋代变成了“茗赏”，亦有人从中辨出浪漫与理性，窥得不同的王朝气质。

四、五代十国插花

五代十国时期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承唐启宋，似乎存在感不强。但在文学艺术领域，依旧有所成就。南唐后主李煜不仅是诗词音律大家，还是一位插花艺术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插花大赛——锦洞天。“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做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清异录》）

“梁栋窗壁，柱拱阶砌”，不同的摆放位置，暗示了不同的插花类型。“梁栋”需用吊花，“窗壁”“柱拱”指壁挂花，“阶砌”是可直接放置于台阶上的插花，三种类型，皆以竹筒为花器，并张贴作品名单。以插花游戏作为一年一度的宫廷盛会，是这一时期插花艺术繁盛的一个缩影。李煜选用了文人偏爱的竹，以竹筒为花器，既是竹筒花在历史上的首次亮相，也为普遍华丽富贵的“院体插花”增添了新的审美可能，一种雅致、明净的新风格。

此时期还出现了插花“黑科技”。曾经，为解决敞口盘中花材无法站立的问题，唐代出现的“春盘”用蔬果、假山石作为临时固定花枝的工具。然而不足是场合与时令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插花都适合出现蔬果和假山石，而且这种办法只能固定短小花材，并不牢靠。五代郭江洲发明的“占景盘”，是历史上第一件专门为插花而发明的工具，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郭江洲有巧思，多创物，见遗占景盘，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每用时，满添清水，择繁花插筒中，可留十余日不衰。”（《清异录》）

目前出土的占景盘未见铜器，只有陶瓷残器，亦尚未发现达数十细筒之多的，通常只有五筒或七筒。细筒越多，可造型的余地越大。后世出现的多孔花插、多管瓶、连体瓶、多孔盖，恐有占景盘的启发在先。

五、宋代

宋代是插花艺术当之无愧的黄金期，上至官家世家，下至市井商铺、寒门小户，普遍插花。

官方上，有政府筹办的“万花会”，形式类似李煜的“锦洞天”。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言：“西京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文人士大夫爱花成风，范成大曾“满插瓶花罢出游，莫将攀折为花愁”。陆游夜里“藤纸静临新获帖，铜瓶寒浸欲开花”。苏辙壶插菊花，“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杨万里怜惜梅花寂寞，采回书房插在胆瓶里：“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

寻常人家也爱插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出于大众的喜爱，商家也靠时令插花招徕顾客。“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梦粱录》）杨万里诗中还写到路边小店：“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清明上河图》中既在“孙羊正店”门口画了卖鲜花的小摊，也有客栈一扇窗内可见桌上的瓶花。“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东京梦华录》）

我们在分析日本花道昌隆背后的原因时，常会提到一个关键因素——插花人口。日本有三分之一人口长期从事插花活动或至少曾专门学习过插花。插花人口就如同金字塔的底层，共同托起了塔尖上各流派争鸣、理论完备、组织有序的局面。宋代虽未发展出日本那样的插花流派，但插花的金字塔尖上站着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宗大师们。“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文人四艺的约定俗成，可视为宋人对插花艺术最终的定位。时至今日，插花爱好者在把握作品格调时，宋代美学仍是重要的参考标尺。

在选器上，受史上第一次金石热的影响，宋瓷烧造形制十分讲究出处，文人们选择花器时，亦青睐复古器型，甚至直接用上三代青铜器来插花，从格调上奠定了高古、高雅的气息。选花上，宋人首开为花卉排列等级、赋予人格的先风。先是由后蜀入宋的张翊作《花经》，按照朝廷品定人才的“九品九命”，再根据花的象征意、外观、气味、气质等指标，将花也按照“九品九命”由高到低排序。能用来插花的花材，通常必须是入品之花。《花经》之后，颇有效法者，陆续又有了“花十友”“花十二客”“花三十客”等说法。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范村菊谱》，王观的《扬州芍药谱》……林林总总，宋人对花卉的品评似乎总是那么饶有兴致。

如果说唐代罗虬的《花九锡》只是概括地提出九点插花必备要素，那么宋代则是实实在在地留下了具体的插花方法。周密《癸辛杂识》中记录了插枝前先要捶碎柄的做法，今天在处理一些不易吸水的木本花材时，也要稍微捶碎柄部。苏轼的《格物粗谈》录有自己的插花心得，比如荷花以乱发缠折处；栀子花将折枝根捶碎，擦盐再入水；插海棠花用薄荷水更好；蜀葵、芙蓉、凤仙花则要蘸过石灰并干燥后，插在滚水里。林洪《山家清供》也有类似记载。

六、元代

元代的插花流变与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周密有句：“深深门巷老翁家，自洗铜瓶浸杏花。唤起承平当日梦，令人转忆旧京华。”汉族不仕文人借插花追忆前朝，表达个人情怀，出现了重在表达个人主观心理的“心象花”。心象，即人在想到某种抽象内容时，脑海所浮现的与其相关的具体形象。心象花，即将这种形象外化为插花作品，从创作动机来讲颇有些当代艺术的意味。心象花的创作主体仍是文人，审美上仍承接宋代的典雅中和，但却不再受到束缚，呈现出随性风格，往往花型简单，有一枝凸显的主枝。除花材以外，搭配与插花主题相关的装饰品，如灵芝、翎毛、如意、珊瑚、卦符、蔬果，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清供文化逐渐形成。

七、明代

明代插花诞生了“理念花”“十全花”“双体花”等新花形，出现“堂花”“斋花”之分。理念花以宋明理学为基础，强调人伦关系，注重秩序与规律。在“主”“客”“使”三主枝的基本架构里，“主”象征君权、父权，是一件作品中位居正中的最稳重的花材，周围常有点缀的从枝；“客”为傧相、母亲，有包容、辅助之感；“使”象征使者、子女，远远伸展出去。而堂花与斋花，指插花不同的摆放环境。中堂用花高大端正，有仪式感，而书斋清赏，以小瓶小器为主，突出趣味感。

传 明 边文进 岁朝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万历与崇祯年间，一批文人插花家留下了斐然著述。主张“性灵说”的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瓶史》，细分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祟、洗沐、使令等诸篇，至今仍被奉为圭臬。《瓶史》一书流入日本，促生了日本花道宏道流。张德谦著《瓶花谱》，详解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护瓶诸般事宜。此外还有高濂《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屠隆的《考余事》，文震亨《长物志》与《清斋位置》，均包含了关于插花的重要内容。在明代发达的出版业辅助下，这些书成为市面上流行的家居插花指南。

八、清代

清前期插花尚保有宋明风韵，越到后期越趋于繁复艳丽。宫廷画师郎世宁记录的节令插花清供，瓶身素净，所用榴花、蜀葵、蔺草等皆端午时花，瓶口处理最妙，花型大方端庄。金廷标笔下的仕女闺房，无论是书棚中红釉玉壶春瓶插香雪兰，还是花几上的铜觚插山茶花，皆陈设典雅。《幽梦影》中总结有：“养花，胆瓶其势之高低大小，须与花相称，而色之浅深浓淡，又须与花相反。”说的是瓶器与花的色彩搭配。然而后期彩绘瓶器插花造成的眼花缭乱，已背离和谐之美。

清 郎世宁 《午瑞图》 故宫博物院藏

有清一代，颇值得一提的是插花工具技术的进步，剑山和撒都是这时发明的。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录了早期剑山是用榆皮面、油、稻灰等混合，插入铜片，再烧制定型，粘在盆碗盘洗的底部。花枝扎把后插于钉上，然后加水，用碗沙掩盖铜片，“使观者疑丛花生于碗底方妙”。此外《浮生六记》还有不少插花记载，比如花朵须奇数，不宜偶数，瓶口阔大舒展为佳，但同时要能做到于瓶口一丛怒起，不散漫，不靠瓶口。沈复将其总结为“起把宜紧”“瓶口宜清”。

清 弘历 《并蒂牡丹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撒”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可以独立使用，用于不同瓶器，当今仍在使用。李渔《闲情偶寄》中记载：“磁（瓷）瓶用胆，人皆知之，胆中着撒，人则未之行也……倔强花枝，不肯听人指使……须用一物制之。所谓撒也，以坚木为之，大小其形，勿拘一格，其中则或扁或方，或为三角，但须圆形其外，以便合瓶。此物多备数十，以俟相机取用。总之不费一钱，与桌撒一同拾取，弃于彼者，复收于此。斯编一出，世间宁复有弃物乎？”

溥儒《岁朝图》

清末民国的黑白照片里，中堂挂画下方的条案上、校长演讲的三尺小桌上，笔者都曾见过古典插花的身影。随着文人阶层的黯淡，插花艺术失去依附，也淡出了国人的记忆，直到二十一世纪随着传统文化觉醒以及当代文人生活方式的倡导而重新被认知发掘。

中国插花，有礼仪的一面，有宗教的一面，有节庆的一面，但最令其熠熠生辉的，是文人的一面。中国文人艺术，说到底是小圈子的艺术，是为己而非为人的，除了独自一人，大概至多适宜几位老友雅赏。恰如一幅卷轴在书案缓缓展开，三五好友聚头品论；一炉香爇起香气，二三好友帘下鼻观；一张琴或独白，或抚慰知己；一瓶插花亦如是，她自适于其所在的空间，或书斋窗前，或庭院月下，静默地陪伴。“坐到夜神谁是伴，数枝梅萼一铜瓶。”花文化从一开始便站在华夏民族文明之原点，伴随文化演进始终，终成我们的精神所系。

(本文原文标题为《多插瓶花在处安——中国插花源流考》，全文原刊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第31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