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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威胁会让人们更抱团吗?
气候变化威胁会让人们更抱团吗? 原创 吴莹 孙嘉琦 定量群学
原文信息:Barth, M., Masson, T., Fritsche, I., & Ziemer, C. T. (2018). Closing ranks: Ingroup norm conformity as a subtle response to threatening climate change.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1(3), 497-512. doi:10.1177/1368430217733119
文章导读
这篇论文发表在英国知名群体心理学杂志Group Process & Intergroup Relations上,作者是德国莱比锡大学心理研究所的Markus Barth及同事,该文充满浓郁的群体心理学意味。
发轫于欧洲的群体心理学研究为社会心理学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群体心理学研究范式认为,引领世界前沿研究的美国个体主义范式社会心理学过于偏好研究个人和人际层面的社会心理,而群体水平上的心理机制(如群体认同、群体性自我)在群际情境中能更好地预测人们态度或行为倾向,却往往被美国个体主义社会心理学家们忽视。
群体心理学最有生命力的理论就是Henri Taifel和John Turner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1979)。在社会认同理论基础上,Turner提出自我类别化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1987)讨论人们如何将群体身份内化为自我结构的一部分。Turner的学生M.Hogg提出不确定性认同理论(Uncertainty Identity Theory,2007; 2013),指出人们在社会变迁、世界变化等不确定性情境中,表现出极端的群体认同(比如更认同极端群体、追随威权领导、右倾主义价值观盛行、排外的民粹主义等)。
本期推送的M.Barth等人的论文指出,气候变化威胁能够激发出基于群体的认知和行为倾向,因为内群体可以为个人提供一种扩展性初级控制感(extended primary control),当启动气候变化威胁情境,并使被试处于群体规范凸显环境中时,人们更倾向于去遵从群体规范,即使这种群体规范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激进的“偏左”行为。也就是说,在“偏左”的群体规范环境中,捍卫现存社会系统的保守转向(conservative shift)并非是人们面对气候变化威胁时的首要反应。相反,人们更偏好与激进的群体规范保持一致。这一研究作为典型的群体心理研究,证实了群体认同的解释力:特定情境中,群体水平上的心理机制可能会更好解释个人对社会情境的反应。这篇论文包含了三个实验研究,研究者使用社会心理学传统的情境启动实验法,启动被试的气候变化威胁认知以及群体规范凸显情境,以观察被试的态度和行为反应。
(图片来自互联网)
(讽刺特朗普对气候变化态度的漫画。群体内权威人士对于内群体规范有重要影响)
问题提出
全球气候变化给人们带来威胁安全感的风险,气候变化的威胁也会增加威权主义态度和对于越轨群体的贬损(Fritsche et al. 2012)。
基于群体的控制理论提出,当个人的控制感受到威胁时,人们可能将自我重新定义为“我们”而非“我”,通过“社会自我”借用社会群体的集体能动性和控制力来恢复其自我的控制感。自我类别化使人对内群体的认同、偏好和规范服从行为增加。
虽然系统公正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提供了竞争性解释:气候变化威胁之下,人们会更赞同政治保守主义以减少不确定性与恐惧(这一观点被称为保守转向假设)。但是本文认为,人们保守转向发生在保守主义盛行的群体规范背景中。对于气候变化威胁的认知首先会引起以群体为基础的反应,当气候变化威胁显著时,人们表现出更强的群体中心主义:对内群体规范的遵从,对偏离规范的群体成员的排斥。
研究1
研究假设
气候变化威胁情境能够启动人们对损害群体利益的成员的负向评价。
被试
共招募91个德国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女性占比52.2%,被试平均年龄23.08岁(SD=3.48)。
实验操作将被试分成两组,启动被试对气候变化威胁情境的感知,气候变化威胁感知的启动方式参照Fritsche等人(2012)的研究。研究者让被试对貌似日常知识小测验进行对错判断,用“是”或“否”回答。在实验组,被试读到的小测验内容与气候变化带来消极后果有关(如:海平面升高会让许多海岸地区无法居住等),在控制组中,被试督导的小测验内容是一些与环境无关中性内容。之后,研究者测量了被试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认知,作为实验操作检验。
变量测量
(1)分别对损害/有助于群体利益的内群体成员行为进行评价
启动/不启动气候威胁情境后,请被试用十点量表分别对群体利益做出贡献的内群体成员行为,和损害群体利益的内成员行为进行评分。
(2)评价被试的群体威权主义倾向
启动/不启动气候威胁情境后,使用六点量表测量被试的群体威权主义倾向,包括保守主义、威权攻击性、威权服从性三个分量表。
数据结果
方差分析显示,气候变化威胁显著启动被试对于损害群体利益的群体成员的负向评价,实验组被试做出的评价(M=2.91)比控制组(M=3.47)更消极。威胁情境对服务群体利益内成员行为评价没有显著效应。
气候变化威胁情境能够显著启动被试的群体威权主义倾向,实验组(M=3.27)比控制组(M=2.91)表现出更强的威权态度,威胁情境对政治倾向没有显著效应。
研究结论
研究1的结果与假设相符,证明了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之下,对威胁群体属性的成员表现出更强的负面态度。但研究1的设计未明确启动群体规范。因此,尽管威胁并不显著影响政治倾向,这一结果并不能完全排除保守主义改变假设。
研究2
研究假设
气候变化威胁会增加群体成员对于内群体规范的服从。
被试
共招募159个德国大学生被试,女性占比61.0%,被试平均年龄23.22岁(SD=4.62)。
实验操作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2(高气候变化威胁/中度气候变化威胁)×2(支持激进措施规范情境/反对激进措施规范)四种启动情境中。
(1)启动气候变化威胁情境
气候变化威胁的启动方式参考Hornsey et al.(2015)。高威胁组信息显示气候变化导致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温和威胁组的信息显示气候变化带来的利弊是并存的。之后进行实验启动效应的操作检验。
(2)启动赞同(或反对)激进行为的群体内规范
给被试阅读一篇短文,其中介绍了一个采取激进手段反对性别歧视的学生运动计划。启动赞同激进行为规范组中,被试将阅读到(研究者虚拟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多数学生及学生组织会支持这种激进运动计划;启动反对激进行为规范组被试,阅读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多数学生或学生组织将会反对这种激进计划。
变量测量
(1)对于激进/温和反应的接受程度。
阅读规范启动的短文后,被试填写一个14个项目的量表,以测量其对于不同激进程度的行动的接受度。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分别生成对温和/激进反应的赞同两个变量。
(2)对于损害/有助于群体利益内群体成员行为的评价,测量方式与研究1相同。
(3)群体威权主义倾向得分,测量方式与研究1相同。
控制变量:政治倾向、个人行动参与、自我控制能力等。
数据结果
1.对于内群体规范服从的影响
结果发现,气候变化威胁知觉与群体规范启动的交互效应显著。简单斜率检验发现(见图1),在高气候变化威胁水平下,规范启动情境对激进反应的接受程度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在赞同激进行为规范的启动组中,高气候威胁感知正向影响被试对于激进反应的接受程度,在反对激进行为规范的启动组中,威胁的影响方向相反但不显著。
2.对于群体成员行为评价的影响
气候变化威胁与群体规范启动对群体成员行为评价的交互效应显著。在支持激进反应规范组中,被试感知气候变化威胁水平越高,对内群体成员的越轨行为评价更积极。而在反对激进规范的组中,效果相反。
3. 在群体威权主义与政治倾向方面,气候变化威胁与群体规范对其均没有显著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的影响。
研究结论
研究2的发现支持研究假设。在气候变化威胁下,赞同激进规范组被试更能接受激进反应,更能够积极评价越轨成员;高气候变化威胁下,反对激进群体规范的被试,更不会支持激进反应,对越轨成员评价更低。由此,面对气候变化,人们态度和行为变化更容易受内群体规范影响。此外研究2还发现,政治取向不受气候变化威胁的影响,在威胁情景下对越轨成员的接受程度也未普遍下降,这些发现进一步否定了保守性变化假设。
研究3
旨在验证研究1中的气候威胁情境,是否能启动研究2中威胁与规范对激进反应接受程度的交互效应。
被试
招募157个德国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女性占比57.3%,平均年龄22.93岁(SD=3.90)。
实验操作
与研究1相同。
变量测量
变量与研究2测量方法相同。
数据结果
与研究2一致,在回归分析中,气候变化威胁与群体规范对激进行为的接受程度有显著的交互效应,对损害群体利益成员的评价、群体威权主义或政治取向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结论
研究3结论与研究2一致,在高气候威胁条件下,被支持激进行为群体规范启动的被试比被反对激进行为规范启动被试更容易接受激进反应,进一步证明气候变化威胁强化了人们对群体内部规范的遵守。
总结
本文作者讨论了社会认同视角在审视环境危机问题中的重要性。大量证据表明,个人和群体对环境问题的行为和反应至少部分是社会认同过程的结果。对特定社会群体(政党、国家等)的认同影响人们对待环境变化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作为群体成员的自我分类可以促进或弱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本研究有一定应用价值:让环保主义成为群体内显著规范时,气候变化威胁可能会增加人们的环保意愿。
参考文献
Fritsche, I., Barth, M., Jugert, P., Masson, T., & Reese, G. (2018).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Pro-Environmental Action (SIMPEA). Psychological Review, 125(2), 245–269.
Fritsche, I., Cohrs, J. C., Kessler, T., & Bauer, J. (2012). Global warming is breeding social conflict: The subtl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hreat on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 1–10.
Fritsche, I., Jonas, E., Ablasser, C., Beyer, M., Kuban, J., Manger, A.-M., & Schultz, M. (2013). The power of we: Evidence for group-based contro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 19–32.
编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 吴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 孙嘉琦
原标题:《气候变化威胁会让人们更抱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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