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二七）︱海禁时代的东亚之海

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及由此导引出的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近世以来，不少学者把世界几大文明区域以“大陆”和“海洋”相区分。东亚被认为是典型的“大陆文明”，意思是说，东亚人更注重朝向内陆的经营，而不像15、16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对拓殖海洋倾注极大热情。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明清以来中国的“海禁”、“闭关”，以及日本的“锁国”。

但正像越来越多当代学人已经论证过的，所谓“锁国”有着具体的指向，绝非简单地背朝大海、闭目塞听，历史上中国的“海禁”政策也不能和“拒绝与外界沟通”划等号。

中国明清两朝都曾实施海禁。但从时间上说，明朝海禁的时间远长于清朝。两代禁海，背后的动力相似，皆出于沿海地域安全考虑。一般说法是，明代东南沿海长期受所谓“倭寇”侵扰，闽浙一带更是民寇不分，禁海一策是为防范内外勾结。

但从成效来看，“尺板不得出海”的政策，打击了地方经济，切断沿海百姓生计，反而迫使更多商、民铤而走险，加入武装海商集团，成为盗寇。汪直、颜思齐、李旦、郑芝龙等前后数代海商/海盗首领，从东亚多边贸易中聚集大量财富，又周旋于中、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几大势力之间，成为从东海到南海最大的海上军事集团，控制着海禁时代从日本、中国、东南亚诸岛到暹罗的贸易通途。

清朝政府在顺治和康熙早期，亦施行过十分严厉的海禁。其目的主要是抵御郑成功、郑经的海上反清武装。不过这一政策随着郑氏退守台湾而渐松弛，终于在康熙平定台湾的第二年全面废除。开海虽稍有反复，但清政权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总的来说要比明朝更为正面、灵活和开放。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禁海与开海，体现的是国家与海商集团间力量博弈的此消彼长。背后的逻辑，与其说是拒绝海洋贸易，毋宁说是争夺海洋贸易的控制权。国家与商人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海商集团是典型的跨国行为体，凡成功者，无不都与周边的国家及非国家政权保持微妙复杂的联系。海禁时代的东亚海域，不但毫不萧条死寂，反而是热闹非凡的历史演剧场。

说到剧场，有一出戏不得不提。1715年11月15日，日本大坂城内的竹本座剧场，人形净琉璃剧《国性爷合战》在此首演。这部剧由著名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以郑成功的抗清故事为蓝本，虚构了一位中日混血的英雄“和藤内”，从日本渡海、收复南京、驱逐鞑靼的故事。该剧上演后大获成功，创下连续演出17个月的纪录，成为江户日本“时代物”（历史剧）的经典作品。

郑成功的故事在东亚一带广为传颂，但若从国家视角出发，对他的理解则大异其趣。日本人赞颂他，正如《国性爷合战》所表现的，在于他大义忠君、坚守中华正绪，或许也因为他有一半日本血统。近代中国的抗争史观，则着重他在台湾赶走荷兰殖民者的事迹，强调他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1949年至今台湾岛内对他的认知，又参杂了“统独”论争。参差交错的历史阐释背后，当然都是当代意识形态的纠结不清。

若不从单一国家视角出发，也许倒更清楚些：郑氏海商集团，是海禁时代东亚最为成功的海上跨国贸易/军事集团，它也是最后一个。其兴起和衰落，特别直接地体现了早期全球化和近代东亚格局重组，对本地区历史走向的巨大影响。

郑氏集团崛起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乳名一官。西文文献多以Iquan记载。他早年在澳门学习经商，并接受天主教洗礼，教名尼古拉斯。后经马尼拉前往日本平户，成为大海商李旦的手下。

当时东亚海域移民频繁，平户、马尼拉、台湾、越南等处都有华人移民社会，日本人移民也遍及南洋诸岛及中南半岛。这些跨国活动与官方朝贡贸易一起，成为东亚海上贸易最重要的网络。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为白银、丝绸、香料、枪支及茶叶的贸易利润所吸引，也先后加入进来，使得东亚海域成为多方合作、角力的场所，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由于明朝禁海，华商将基地移往日本、南洋等处。李旦与日本当局关系良好，获得特许海外贸易的朱印状，成为海商领袖，平户也成了中国海商活动的中心。这就是郑芝龙来到日本的背景。

长期周旋于各方之间，郑芝龙不但通晓多国语言（官话、闽南话、葡萄牙语、日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也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李旦去世后，郑芝龙打败其他海商，继承了李旦创建的海上王国。他向德川幕府输诚，获得幕府的支持和信任，屡次利用平户的官府来打击荷兰等对手。1623年，他娶日本人田川氏为妻，翌年得子福松，即后来的郑成功。此后，他又接受明朝招安，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福建，以强大的海军力量，牢牢控制了中、日、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网。

郑成功6岁时才离开平户来到福建，系统接受儒家教育。他14岁中秀才，20岁入南京国子监。是年清军入关，一路南下。郑芝龙等在福州拥戴朱聿键称帝，改元“隆武”。南明政权倚重握有军权的郑氏集团，遂赐国姓“朱”、名“成功”与芝龙之子。郑成功之名，及称号“国姓”由此而来。西文文献中的郑成功是Koxingca，即“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

郑芝龙本是海商，对自己贸易王国的关心远超过对任何政权的效忠。在泉州同乡洪承畴的劝诱下，郑芝龙投降清朝。郑成功阻止不成，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清廷会让他掌管南方三省，不料清军主帅背约，把他押解至北京，成功之母田川氏亦死于战乱。

此后郑成功逐渐继承了郑芝龙的家业，以反清复明为志，不断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与清军缠斗。此时的郑成功拥有东亚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他利用制海权管控商路，建立山海五商体系，从连接东西洋的贸易网络中获得巨额利润以供养军队；并利用和日本当局的良好关系招募武士、购买日制盔甲和武器。他还多次让平户的中国移民（其中不少是明亡后到来的遗民）向德川幕府求助。虽然幕府没有直接出兵，但他确实招募到不少日本人，此外也有不少欧洲及非洲雇佣兵。

1659年，郑成功挥军北伐，沿长江而上，连克数镇，江南震动。翌年指挥厦门之战，重创清廷水师，从崇明岛到广东惠州的南方海岸线几乎无守备之力。在此情况下，清廷采纳郑军降将黄梧的建议，强令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坚壁清野，使郑军无法从沿海地区获得补给，切断郑氏集团与中国内地的贸易联系。这是清代海禁的顶点。

失去陆上基地，郑成功的商业和军事网络就失去根基。他急需在大海中寻找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与福建隔海相望、地处东南亚与东亚海路枢纽的台湾，就成了首选。台湾当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荷兰人1624年被明军从澎湖赶出后，就转而经营台湾西部，把它当作同日本贸易的重要据点。郑芝龙当年就被派到台湾为荷兰人作翻译，也是从台湾开始接管李旦的商贸网络。郑成功时代，郑氏船队曾多次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冲突，争夺对日贸易特权。1661年，郑成功出兵台湾，鏖战数月，终于在1662年初驱逐了荷兰人。

占领台湾不久，郑成功即去世。其子郑经掌权，一边屯垦台湾，一边继续同日本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将郑氏政商集团又维持了20年。在此期间，清廷逐步巩固了对沿海地区的统治，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并逐步恢复海外贸易。1683年，清军攻台，郑经之子郑克塽无力抵抗，投降清朝。驰骋东亚海域半个多世纪的郑氏集团，终于湮没于历史中。此后清朝开海，和日本一样，海上贸易渐由国家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海禁时间不长，康熙开海之后，由于海疆巩固，不再有武装私商集团的侵扰，中国不论官方还是私人的对外贸易，都有了长足发展。

回过头看所谓两种文明（大陆与海洋）的差异说，其实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早期现代的欧洲，碍于奥斯曼土耳其在东边的崛起，不得不以极大的投入，致力开辟海上新商路，并终于开启大航海时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由此便认定东亚世界自绝于海洋，缺乏海外贸易的动力，这未免过度解释。东亚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举国家之力开拓海疆，恰恰因为16、17世纪东亚政治格局的重组，中日都走向长期统一稳定，国家强化了对海外贸易的管控，以消除安全隐患。欧亚两地对海洋的不同开拓，与其说是文明的差异，倒不如说是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