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罕评《帝国之路》︱波拿巴将军如何成为拿破仑一世

《帝国之路——通向最高权力的拿破仑，1769-1802》，【法】帕特里斯·格尼费著，王雨涵、黎炜健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840页，158.00元

如果要评选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法国人，拿破仑无疑是热门候选之一。适逢拿破仑逝世两百周年，九州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帕特里斯·格尼费（Patrice Gueniffey）撰写的传记《帝国之路——通向最高权力的拿破仑，1769-1802》，为中国读者深入了解这位历史人物提供了充分的便利。

帕特里斯·格尼费是法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师从法国大革命史“修正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孚雷，曾任雷蒙·阿隆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此书2013年出版之后好评如潮，先后获得政治人物传记大奖、法兰西学术院戈贝尔奖等重要奖项，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推出了英译本，同行评论说，它“很可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拿破仑传记的经典”，媒体则评论道：“关于拿破仑的书成千上万，只有少数作品能像这本书一样鹤立鸡群。”

一、科西嘉、意大利、埃及

自1968年安德烈·卡斯特罗的著作出版之后，法国学界一直未能推出反映学术进展的拿破仑传记。孚雷曾经有过这方面的设想，但未能实现。在伽利马尔出版社的建议之下，格尼费从2004年开始着手导师未竟的事业，计划撰写两卷，《帝国之路》即为其中的上卷。全书共分六个部分：“拿破仑与科西嘉， 1769-1793”“初登舞台，1793-1796”“意大利战役，1796-1797”“远征埃及，1798-1799”“渡过卢比孔河，1799”和“革命之王，1799-1802”，完整再现了拿破仑从出生到成为终身执政的历程。作为当下国际史学界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领军人物，作者已经在恐怖统治、革命暴力、雾月政变等专题取得了众多出色的成果，因此，本书将重点放在雾月政变之前的拿破仑。

拿破仑出身于科西嘉岛，学界往往将其视为非典型法国人，而格尼费却认为，拿破仑经历了完整的法国化，是一个纯粹的法国人。尽管拿破仑在生活习性方面一直保持着某些科西嘉特点，如家庭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喜欢和同乡在一起等，但是他少小离家，在本土完成了中学教育之后才返回家乡，他的文化背景完全由本土塑造，与岛屿的社会和风俗无关，甚至在返乡之初已经听不懂科西嘉的方言。对拿破仑而言，科西嘉仅仅属于回忆、梦想、乌托邦。此外，拿破仑的出生地阿雅克肖与科西嘉其他地区也存在明显差异，通常被看作一个意大利城市，与法国的联系更为紧密。

格尼费重视意大利战役对拿破仑生涯的影响：“他刚去意大利的时候尽管已经参加过土伦围城战，镇压了葡月暴动，甚至还担任过内防军团司令，但他仍还只是个寂寂无名的将军。这一切都因为一场大革命中其他战役无法比拟的战役而改变了。”（181页）在意大利，拿破仑首次独当一面，不仅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而且树立了强烈的信心：“最令他惊讶的事情，不是他在米兰到达了‘他一生的转折点’，而是他对这一点心知肚明。”（194页）此外，他还获得了和督政府斗争的经验，经常以辞职相威胁：“最后，意大利为他展现了他有着何等程度的能力。”（271页）可以说，意大利的征战，为拿破仑的功业奠定了基础：“就是在意大利，他度过了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实习期：军事、政治、外交、制宪和立法。他成为第一执政后应用于法国的许多政治原则，也是在这里酝酿而成的。”（298页）

在远征埃及的动机上，格尼费深刻地指出，不是哲学，而是历史：“美国使哲学走出了书本，在一个由道德高尚的农人和哲学家组成的民族中，实现了哲学的理念。……然而在年轻的波拿巴的人格深处，他的思想更贴近于历史学而非哲学。美国那些引起了他同时代的人钦佩的地方，他只是漠然视之。他的新大陆不是美洲，而是古老的世界，不是欧洲，而在东方，它是欧洲的过往，文明的起源。这片土地上涌现出过无数的征服者，帖木儿到纳迪尔沙阿，他们的历史中不断上演着英雄壮举、豪情壮志和一败涂地的循环，东方在成为他人生中的‘理想时刻’的征服对象前，是青年波拿巴的神往之地。”（335页）

格尼费学养深厚，博闻强识，全书旁征博引，与各种学术观点对话，法文原版篇幅长达一千一百三十四页，内容具体详尽又充满洞见。正如作者所言：“既然拿破仑能在许多方面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伟人’形象的代表，那么我们就应该了解在他的人格中有什么能够让他具备扮演这一角色的条件；应该描绘出使他能够建立如此功业的那个独特环境；应该评估舆论对他的支持，没有它，他就寸步难行；应当找出那些让他能够在于己不利的环境下获益的品质，例如对形势的洞察力、头脑清醒、大胆；最后确定博尔热斯所说的能够概括‘一切命运，无论它多长多复杂'的决定性时刻：‘让一个人最终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刻。’”（前言，14页）

二、时势与英雄

众所周知，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史称拿破仑一世，但《帝国之路》却选择了1802年拿破仑终身执政之时作为结束。格尼费指出，其实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分野是武断的、人为的。1802年的拿破仑已经获得了绝对的权力，两年之后，只是以君主制色彩更浓厚的形式进一步确认。“1802年，宣布波拿巴成为终身执政让他登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同时这是年轻的波拿巴与法国的结合。这也是波拿巴个人的转折点，因为1804年的加冕——尽管他一直在考虑恢复王位——不过是1803年与英国重新开战的结果之一。”（681页）

拿破仑在1802年结束了大革命，法国达成国内和解，完成国家重建，欧洲大陆也在十年后获得了和平。“1802年后还发生了其他变化：国家重建、社会重组、大革命原则的法律化、制度的确立——这一工作在终身执政确立之时就完成了大部分，波拿巴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大革命结束了……至少在制度上结束了。……在波拿巴从阿雅克肖到杜伊勒里宫的征途中，有些东西是史无前例但又确实存在的。正是它们分隔了拿破仑一生中从1792年到1802年的非凡的十年与后来的岁月。”（682页）而1803年与英国重启战争，那是另一个历史周期的开始，拿破仑将注意力转向欧洲。

拿破仑在大革命中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他不是大革命之子，而是启蒙运动之子。拿破仑从未信奉过大革命的原则，价值取向更接近于旧制度，但他很快明白，自己在旧制度没有上升的空间，投身大革命才有机遇。拿破仑不喜欢现代社会的民主、平等、出版自由等原则，更不满意现代社会只有资产阶级追逐利益却缺乏荣耀。对拿破仑而言，毕生的追求在于荣耀，这也是十八世纪的普遍追求，是一种完全抽象的激情。在拿破仑看来，荣耀意味着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结束一场内战，让和平统治欧洲。为此，必须和大革命妥协，因为大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旧制度无法复辟，荣耀只能属于建设者。通过建设现代国家，拿破仑促成了十八世纪向十九世纪的转变，这不仅是时代的更替，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更替。最后，他以十八世纪推崇的开明专制形式，与革命达成联合。格尼费认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如果活着，会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他们梦想的实现：“波拿巴比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王更能代表开明专制君主，更能代表‘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能知人善任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还能三思后行的统治者'。”（586页）

格尼费并不期望读者能够通过《帝国之路》走出拿破仑的神话，因为神话也是历史人物的组成部分。拿破仑身上最吸引格尼费的，首先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天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实现了他的所有承诺：外部的和平和内部的秩序。成果是惊人的，历史学家们一致对此大为惊叹。同时代的人也同样惊诧。人们从未见过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收拾如此糟糕的局面。”（662页）其次是旧时代的英雄主义与新时代资产阶级善良淳朴的结合：“波拿巴的现代性体现在他资产阶级的一面。他爱自己妻子……但他作为英雄的一面，同样也体现了他的现代性。”（251-252页）此外，还有拿破仑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拥有一种独特的生机，一种特殊的能量，创造出许多非凡的人物。

诚然，时势造英雄，但在同样时势下，不是人人能够成为英雄。格尼费强调，拿破仑身上体现的英雄主义，并非古代独有，同样属于现代世界：“他留给现代想象的是他那‘凭自己的意志就可掌握命运'的信念——这也是我们的信念。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波拿巴意味着没有显赫的祖先和姓氏，凭借意志、天赋和勤奋造就了自我的人，他就是所谓的自己诞下自己的那种人，他缔造了自己的命运，抵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突破了所有已知的界限，他将‘自身才能的完全发展’作为至高的幸福，为实现这一点从不浪费哪怕一个小时的时间，并且相信只有更大更广的生命才有意义。对他的生命而言，有某种东西就像爱情对保罗·瓦莱里的意义一样，在其中可以寻得‘整体生命力的增进’，以投身于完全不同的事业中去，这就是荣誉。波拿巴在追求荣誉的过程和约瑟芬在他心里唤起的爱情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拿破仑的魅力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秘密。”（252页）

三、拿破仑和戴高乐

一流的史学家必然怀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格尼费也不例外。从拿破仑弥合国家分裂，重振法国的功绩中，他看到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法国人”戴高乐的影子：“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获得了‘位于法国内部纷争之上，同时代表左派和右派，将从前的法国和1789年后的法国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如同雷蒙德·阿龙口中的1958年的戴高乐。”（250页）因此，在完成《帝国之路》之后，格尼费没有急于撰写拿破仑传记的下卷，而是推出了新的力作《拿破仑与戴高乐》（Napoléon et de Gaulle, Paris: Perrin, 2017），对二人进行比较，此书出版后同样受到广泛好评，荣获2017年蒙田奖，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拿破仑和戴高乐的认识。

格尼费指出，拿破仑和戴高乐都是在一种吊诡的局势下夺取最高权力的——督政府和第四共和国设计了一系列顺应时代的改革，但政府的权威却濒临瓦解，各项改革由后继的执政府和第五共和国来完成。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中，政治危机找不到解决方案，只有超越左右分野的人物才能掌控局面。戴高乐的合法性来自抵抗运动，早在1945年，他就以右派身份执行左派政策。拿破仑的合法性来自意大利战役的军功，作为非左非右的英雄，他将旧制度与大革命、祖国与胜利联结在一起。在雾月政变和1958年五月危机之前，拿破仑和戴高乐都有夺权的计划和周密的准备，静候时机。掌权之后，他们的目标都很明确——抢在反对派力量聚集之前，通过新宪法和改革措施。由于二人都具有强大的合法性且善于用人，因此新政府执行力强大，改革遇到的阻力较小。拿破仑和戴高乐都通过英雄史诗和创作文字作品来构建自己的传奇，这也是源自路易十四、黎塞留并被伏尔泰所接受的典型法兰西风格。拿破仑最后遭遇滑铁卢，戴高乐最后黯然辞职，悲剧性的结局加剧了两人的英雄色彩，失败成为两人传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拿破仑和戴高乐也有诸多不同之处。拿破仑是军事家，发动雾月政变，战胜雅各宾派最后的反抗，充分体现了军人的气质。而戴高乐本质是政治家，对手是第四共和国的政客们，对方其实也清楚原有制度已经无法运行，只是以最小的代价寻求解决方案，因而戴高乐的夺权过程相对更为轻松。拿破仑喜欢面对士兵发表演讲，习惯于在演讲结束时获得士兵们的欢呼，将士兵视为家人，但是面对民众或者议员的时候，态度往往十分粗暴。戴高乐与之相反，对军人并不友好，军人也从未将其视为同类，他喜欢在民众面前发表讲话，抵抗运动的经历告诉他，必须与方方面面都进行谈判才能达到目标。

依格尼费之见，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和历史的关系不同。拿破仑是十八世纪的产物，面向未来，认为自己开创历史。尽管他身上缺乏自由主义的色彩，反对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但他仍然是启蒙之子，信奉许多启蒙的原则，用军队传播了权利平等、信仰自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大革命的观念，忠于十八世纪的共识——不信任民主，信奉进步、希望、博爱。而戴高乐则是由十九世纪塑造的，面向过去，认为自己是一段历史的继承人。他信仰天主教，不支持大革命。在他眼里，法兰西首先是一段历史，与基督教密不可分。他不怀念君主制，但认为君主制是法国一段伟大的经历。法国历史可以概括为伟大，而自己肩负着完成这段历史的使命。

戴高乐欣赏拿破仑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征服欧洲的功业，但并不欣赏拿破仑的政绩，认为拿破仑过于注重外交，最后反而削弱了法国，而且缺乏政治上的审慎。格尼费部分赞同戴高乐对拿破仑的评价，认为与拿破仑相比，戴高乐身上的法兰西特点更为突出。戴高乐珍视他所继承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行事谨慎，而拿破仑往往率性而为，贸然发动与英国、西班牙、俄国的战争，无不体现出一种傲慢。

通过《帝国之路》这部杰作，格尼费教授向读者证明了：在当代，专业历史学家撰写的人物传记仍然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法国同行的成功实践，也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对传记的下卷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