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是一种独特的“东方式战术”吗？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它强调存在“东方式”或“东方式战术”。按约翰•基根的说法，这是一种“回避、拖延和间接”的战术——游击队式的技巧。“东方式战术”和那种自古希腊时代就延续下来的，面对面血战至死的“西方式战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者在游击战争中取得的成功使得这样的说法更为流行。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和胡志明都是直接继承了孙子和中国其他传统战术理念，而不是西方式的强调包围并歼灭敌人的观念。基根因此指出，“‘中国式战术’在20世纪的战争中，让那些深受（克劳塞维茨）教条影响的西方军队及将领吃尽了苦头，也蒙受了奇耻大辱”。

但如果就这么理解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哲学家孙子，那实在是太肤浅了。孙子有一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孙子兵法》里另外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是：“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后世的毛泽东几乎完美地诠释了孙子的理论。

然而，《孙子兵法》只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武经七书》中的一部。其他几卷今人引述不多，不过其中的内容能够更直接地指导军队作战，比如说和《孙子兵法》同时出现于战国时期、由尉缭所著的《尉缭子》。尉缭与罗马军官类似，主要研究训练、纪律和编制。他精心构思了一套由“金、鼓、铃、旗”组成的指挥手段和最小以五人为伍的作战编制：“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

那些未能严格遵守如此复杂的军令的军人，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惩罚，相比之下罗马军团的十一抽杀律似乎还相对仁慈些。如果行伍中的士兵“亡伍不得伍”，将身死家残，另外还规定“亡章者有诛”。甚至连鼓手也有严厉的军法约束，“鼓失次者有诛”。

制定这些军法的目的，就像克劳塞维茨所推崇的那种方式一样，是为了打造一支能够击败强敌的军队。《尉缭子》不像《孙子兵法》那样侧重于间接战略，而是直接指出：“敌在山缘而从之，敌在渊没而从之，求敌如求亡子，从之无疑，故能败敌而制其命。”

尽管还没有更直接的证据，但可以推断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作战方式更接近尉缭所推崇的严刑峻法的正规作战，而非孙子的间接方式。当然，各个文明世界所组建的军队很可能都不经常使用间接行动的战术。

在公元前3世纪，当时的中国与古希腊一样，各国纷争不息，弱国自称拥兵十万，最大的几个强国则据称能动员近百万大军。就算考虑到当时史学家在记载数字时会不可避免地夸张，各国军队的数量仍旧相当可观。各国军队的主力是被征召的农民，他们徒步行军，穿着盔甲，配备着剑、长矛、戈和弩等武器。和古罗马军队一样，古代中国军队除了步兵之外，还有类似弩炮和攻城器械等方面的兵种配合作战。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在中国秦始皇陵墓中发现了6000多具兵马俑，这些兵马俑按照精心编制的队形排列，而且分兵种编组。在古代中国，如此编制的军队之间很有可能发生过规模较大的战斗。

总而言之，那种认为欧洲人偏好在平原旷野上以堂堂之阵作战，而亚洲人则更喜欢用游击战式的战术的观点根本经不起推敲。正如两名中国军事历史学者所写：“和中国古代军事经典给人们留下的传统印象不同的是，在现代以前，中国和西方的战争方式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尽管兵法总是强调兵危战凶，但中国古代所发生的战争一点儿不比古地中海世界或中世纪的欧洲少。”

游击战也绝非“东方文化”的产物——所谓“东方文化”本身就是个错误概念，因为亚洲地区存在许多种文化。不管是在哪种文化背景下，游击战都是面对强敌时被迫选择的一种手段。总的来看，无论何时，一个政治团体如果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正规军，它都会选择正面迎击敌人。然而，建立并维持一支强大的正规军需要以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基础，这正是许多部落形态的民族无力达到的高度。

本文节选自[美]马克斯•布特（Max Boot）著，赵国星 译，《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