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文学如何引领民族独立：叶芝和他的爱尔兰文学复兴

今年8月中旬上映的《海洋之歌》充满了爱尔兰民间传说元素。电影里的精灵、海豹精灵、盖尔语民谣等看似古老的爱尔兰文化符号，实际上是最近百余年才从民间发掘，并逐渐变为爱尔兰民族象征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场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通过从爱尔兰历史、传说、民歌以及地方文学中汲取养分，创造了爱尔兰特色的民族文学，塑造了爱尔兰的民族认同。

屈辱的殖民地岁月

爱尔兰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悲情的国度，而很多悲剧的来源则是它的近邻英国。英国曾多次入侵爱尔兰，特别在都铎王朝后，英国以彻底殖民爱尔兰为目的，对爱尔兰的控制越来越严密。英国的军事征服和残酷统治给爱尔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7世纪中叶的侵略为例，这场战争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瘟疫造成了爱尔兰人口锐减，岛上原来的150万人口减少了一半。

为了巩固在爱尔兰的统治，也为了奖励远征士兵，克伦威尔没收了香侬河以东所有天主教徒（爱尔兰本土居民信仰天主教）的土地，分配给他统帅的议会军士兵和资助他战争的投机商，被没收土地的天主教徒则被赶到爱尔兰西部贫瘠的土地上。进一步压制爱尔兰人民反抗、剥夺爱尔兰人民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刑惩法”在在17世纪和18世纪颁布，规定天主教徒不得担任公职、进入议会，不能拥有武器、参加陆、海军，没有选举权，无权购买土地，去世后天主教徒的土地必须平分给他所有儿子，若有一个儿子改宗新教，则可以继承家中所有土地。英国对天主教徒经济的剥夺是卓有成效的，到了1751年，爱尔兰天主教徒只拥有5%的土地。

1801年，英爱《联合法案》正式生效。英国与爱尔兰合并，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被取消了，爱尔兰的命运彻底落到了伦敦手中，这加剧了爱尔兰的不幸。传统上，英国将爱尔兰人视为一个不同的、卑下的种族， 是贫穷、原始、暴力的野蛮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一种普遍观念：贫穷是有坏习惯的人的自作自受。这也让英国统治者对爱尔兰的苦难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冷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时期，英国的救灾不力。

饱受英国统治之苦的爱尔兰人未曾有一日停止斗争。由于本身实力远弱于英国，爱尔兰人民的武装反抗背后大多有着与英国对抗的欧陆强权的影子。1798年爱尔兰起义，法国大革命后的督政府与英国处于敌对状态，曾派一支约1000人的军队在爱尔兰西北部登陆，以援助爱尔兰起义者。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起义者则试图从一战中与英国交战的德国走私军火。这些在英国人看来是“背刺”的举动，招致了英国的大举镇压和报复。1798年被俘的法国干涉军在投降后被英国遣返回国，但有数百名与他们配合的爱尔兰起义者却在投降后被处死。而在复活节起义被镇压后，英国军警在都柏林街头枪杀无辜市民，激起了爱尔兰人民的愤怒。

除了武装反抗，爱尔兰人也尝试过议会斗争。19世纪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领导的自治运动。爱尔兰政治家帕内尔成功团结了爱尔兰独立运动中诉求不同的各个派别，并争取到了英国首相的支持，在1886年首次推出《爱尔兰自治法案》，虽未获英国下院通过，但还是让帕内尔等追求爱尔兰自治的政治家看到了希望。但好景不长，帕内尔传出了和有夫之妇的丑闻，这导致他被爱尔兰国内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各派势力抛弃，于1891年郁郁而终。随着1893年提出的第二件《爱尔兰自治法案》在英国上院被否决，这场自治运动就此失败。

在帕内尔的自治运动失败后，爱尔兰知识界意识到，单纯的政治斗争难以拯救爱尔兰民族。甚至他们致力于拯救的这个“爱尔兰民族”，其定义、边界、自身叙述都模糊不清。爱尔兰的解放缺乏它能够自我叙述的传奇、足以称道的英雄、可供标榜的精神。爱尔兰知识分子转而投入文学艺术领域，推动了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试图构建爱尔兰民族特有的民族叙事。而这种在文化上塑造“爱尔兰性”，构建民族共同记忆的做法，也有力地支援着政治斗争。

威廉·巴特勒·叶芝就是这场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旗手之一。然而这位爱尔兰文坛巨擘、致力于挖掘、重塑爱尔兰叙事传统的伟大爱国作家，祖先却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他幼年在爱尔兰生活的经历，使他对爱尔兰民间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曾随父亲迁往伦敦，在那里受教育，他的英国同学却不因为他说英语、信仰新教而对他平等相待，反而因为他来自爱尔兰而殴打辱骂他。像叶芝这样出身于殖民地精英家庭，受宗主国教育又遭受过宗主国歧视的文化人士，很容易产生脱胎于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情绪。

1887 年，叶芝写道，“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爱尔兰诗歌流派——建立在爱尔兰神话和历史之上——一个新浪漫主义运动”。次年，叶芝编著了《凯尔特乡野叙事：一八八八》，收集了“凯尔特民间相信的所有仙人种类”。而在叶芝创作的《莪相的漫游》里，他把自己的志向赋予了笔下的主人公，上古时期的诗人莪相。莪相是爱尔兰神话中芬尼亚英雄首领芬·麦克阿尔之子，在与仙女妮阿芙（《海洋之歌》里巨人麦克利尔的女儿）共同生活了300年后，他毅然回到故乡爱尔兰，追随他的芬尼亚英雄伙伴。在叶芝的笔下，爱尔兰人和他们的的英雄、仙人、精灵生活在一起，自由而纯朴，保留着上古的美德。

除了赞颂上古的英雄传奇，歌颂民间的精灵和仙人之外，叶芝的诗歌也极力赞颂爱尔兰美丽的田园风光。在他的诗篇《因尼斯弗里湖岛》、《在七片森林里》中，他的故乡斯莱戈郡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这是在文化上对故土的收复和重命名，在赞美农耕传统的同时，用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暗示死气沉沉的英国文明和充满活力的爱尔兰文明。

这种对故土形象的再造，对故土神话的重建，在叶芝参与创作、1902年上演的话剧《胡里痕的凯瑟琳》里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部话剧的背景是1798年爱尔兰起义的前夕。剧中流浪的老妇人就是苦难深重的爱尔兰民族的象征；她苦难的来源是“家里有太多的陌生人”，“四块美丽的绿色田地”被夺走了。当剧中的男主人问老妇人需要什么帮助时，老妇人说她“要的不是钱”，“如果谁想给我帮助，他必须给我他自己，他必须给我全部”。最后，听到了老妇人的歌声和法国军队登陆的消息，男主人那第二天就要结婚的儿子冲出去加入了起义的队伍。全剧结尾，汇聚起了起义队伍的老夫人变成了“一个年轻姑娘，她走路的样子好像一位女王”。爱尔兰民族新生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代代甘愿为爱尔兰捐躯的人身上，而爱尔兰民族也终会记住这些英雄。

然而爱尔兰文学复兴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文学复兴运动越发激进化，而这种“激进化”在爱尔兰这种殖民地，则是对爱尔兰传统的全面拥抱，是一种保守的表现。一方面，文学复兴的参与者开始无限拔高爱尔兰传统；另一方面，他们也越来越不能容忍英国文化在爱尔兰的印记，激进地反对英国文化的“污染”。这使叶芝处于十分尴尬的地步，他的信仰是新教，同时偏向神秘主义，拥抱的爱尔兰传统是凯尔特传奇。他本人只会用英语写作，而不懂在英国统治下衰退、又在这场文学复兴中重新兴起的盖尔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将“爱尔兰人”限定在盖尔语和天主教特性，这种极端本土性显然不能包容叶芝英语文化遗产和爱尔兰民间传统结合的文学尝试。

其次，当这种激进化日益明显的时候，部分爱尔兰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他们所歌颂的“爱尔兰性”本身带有的劣根性。另一位爱尔兰文坛巨匠詹姆斯·乔伊斯认为，尽管爱尔兰文学复兴重新定义了爱尔兰的传统，使爱尔兰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这场运动并未触及爱尔兰文化深处的阴暗面。他认为爱尔兰历史上遭到英国的奴役，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爱尔兰不断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英雄。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乔伊斯写道，“爱尔兰是一个吃掉自己的猪崽子的老母猪”。他对国内越发狭隘的本土主义和保守的天主教传统深恶痛绝。

在后来爱尔兰争取独立的运动中，本土主义的激进化和对自身传统缺乏批判，以令人厌恶的姿态体现出来。1916年复活节起义，起义者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准备也极不充分。投身这场起义的领袖虽然抱着崇高的民族解放决心，但起义过程完全像一场闹剧，似乎他们并不是为了彻底的成功，而只是仿效凯尔特传奇里的英雄库胡林，通过牺牲自己的鲜血来唤醒人民。叶芝对这场起义的态度也十分矛盾，一方面他肯定起义者为国捐躯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暴力手段将一发不可收拾，独立运动也会越来越激进，“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当爱尔兰在1921年签订《英爱条约》的时候，已经愈演愈烈的独立运动仍然没有就此停止。激进民族主义者认为爱尔兰以“自由邦”的身份、留在英联邦内、与当时的加拿大自治领宪政地位相同，这样的“独立”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与支持签订条约的战友之间爆发了内战，成为爱尔兰历史上难以回避的伤痛。爱尔兰陷入了激进化的旋涡：激进派别出现，他们通过暴力或其他不正当手段上台；然而上台后他们发现与英国达成妥协是必要的，就只能和原来的激进派别分裂并镇压他们；原来的激进派别因此变得更激进，新的激进派别出现。这一循环的最后胜出者，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极为保守：严密防备社会主义运动，压制女权，死心塌地又充满自豪地沉溺于天主教正统道德中，实行严格的文学审查制度，经济上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独立后保守、死气沉沉的政治氛围正是对文学复兴塑造的“田园爱尔兰”嘲讽般的延续。

独立的爱尔兰吸收了文学复兴的养料而诞生，却因文学复兴中的自身缺陷结出了苦果。爱尔兰文学复兴也随着叶芝这代人的老去逐渐落幕。殖民地文学运动如何引领民族独立，其中的保守成分又是如何限制了民族文化发展，爱尔兰的文学复兴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58 年后，爱尔兰放弃了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开放的爱尔兰冲淡了其保守的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海洋之歌》这样包含爱尔兰传统文化精华又富含现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才有机会诞生并获得普世意义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