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能改变城市的“中心化”趋势吗？  

在当代城市理论中，有两个广受关注、相互影响的课题：一是城市空间布局的“中心化”，二是城市的“数字化”。前者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日益成为城市化新阶段的特征；后者是指通过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字经济、创新数字治理，推动城市生活的数字化、智能化。

具体而言，这两个课题主要针对的都是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那么，中心城市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大的？数字化又会给这种城市发展趋势带来什么影响？

城市越来越大，基础在于交通的变革

一座城市可以有多大？从个体生活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在同一座城市中工作、生活的人，平日可以到多远之外的地方上班、购物和休闲？当我们这样思考时，自然会想到的是：这取决于人们在城市中主要采取哪种出行方式。毕竟，骑自行车和坐汽车、地铁，可接受的距离是不同的。可见，城市地理空间的扩张，离不开交通方式的变革。

过去一百多年来，每一次城市交通方式的革命，都导致城市空间尺度的显著放大。1970年，地理学家亚当斯（John S. Adams）通过对美国中西部城市住宅结构演变的研究，梳理出城市形态受交通影响而不断扩张的四个阶段：

一是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步行和马车时代；

二是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期间的有轨电车时代；

三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汽车时代；

四是二战之后的高速公路时代。

这份研究虽然已经过去50年，但最近50年，城市形态演进仍然显著受到城市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建设的推动。从人力、到马力再到电力、燃气动力，每当一种新的交通方式被普及，城市的体量都会大上一圈。

城市的交通网络像是一张不断展开的蜘蛛网，从最初的城市中心不断向外延展，见证着越来越多人进入城市生活。随着城市地理规模和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和周边卫星城，这就使“城市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阶段。因此，这里所说的城市越来越大，不是说所有的城市都变大了，而是说全球各地的中心城市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扩张，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辐射作用。

城市趋于“中心化”，根源在于资源的集聚

上面的分析，也许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交通的变革是城市不断扩张的决定因素。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比如，全球第一座工业城市是英国的曼彻斯特，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它的地理版图大幅扩张，人口迅速增长，其核心动力不在于交通变革，而在于工业革命。毕竟，在这一阶段，曼彻斯特始终处于马车时代。直到1830年，在曼彻斯特与利物浦之间才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客运铁路。归根结底，交通还是服务于生产生活和资源流转的需要。

城市自其诞生以来，始终是资源集聚的中心、资源调配的枢纽：借助四通八达的道路和坚固安全的防御设施，古代城市得以实现资源调集和社会支配；工业对于矿产资源的生产和运输需要，促成矿区和河流沿岸成为许多工业城市的诞生地；海运的繁荣开启了全球资源交换，以至于世界级的城市群几乎都和世界级的港口联系在一起。

从经济学上讲，资源向中心节点的集聚本身就是一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方式，而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市场化加速了这一集聚过程。因此，城市越来越大，既不是单一技术推动的结果，也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意志的结果。城市的集聚效应不仅能够节约资源、降低成本，而且能够形成产业集群、激发创新活力：从德国的鲁尔区，到美国的纽约港，从汽车工业之都底特律，到信息革命策源地硅谷……如果没有资源向中心的集聚，没有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的发展，就没有产业的变革、经济的繁荣、文明的进步。

当然，集聚并非没有极限。一旦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遭遇挑战，一系列“城市病”便接踵而至，集聚带来的优势开始被逐渐抵消，城市生活的福利开始减损，一些企业和市民会产生逃离的冲动，寻找其他成本更低、更便利的城市落脚。不过，大城市总是充满了来来去去的流动，总有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向中心集聚的城市发展大趋势未被改变。

“数字化”能改变城市的“中心化”吗？

如果说，交通方式的变革在不断“拉近”物理意义上的距离，让城市变得越来越大，那么，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则开始“消灭”这种距离，摆脱时空的局限。因此，对于“数字化”将如何影响未来城市的走向，人们从世纪之交起便展开了争论：数字化会不会消解人们向大城市集聚的需要，为城市的“中心化”趋势画下休止符？ 

一些人认为，“数字化”能够突破城市的地理局限，改变城市集聚的趋势。随着信息产业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不再集中于一座城市，而是分散到世界各地来完成，许多企业开始将工厂甚至总部搬离大城市。在发达地区，经济活动的核心已经从货物的生产流通，转向信息资源的制造和转化。于是，无论是制造业企业还是信息技术企业，似乎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城市的资源聚集作用。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甚至提出，有了互联网，更多的人可以各自留在家乡，分处多地而合办公司，甚至自己雇佣自己。按这种说法，自然也就不必挤到大城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将这种“城市终结”的观点总结如下：“电子信息与信息系统的发展容许日常生活功能的运作，诸如工作、购物、娱乐、保健、教育、公共服务、政府事务等等，逐渐与空间邻近性失去关联。据此，未来学家经常预测，一旦城市的功能必要性消失后，城市便会衰亡。”

同时，也有人认为，不应高估数字化的影响，城市的中心化甚至可能加剧。例如，卡斯特本人就从当时的现实出发，反对过于乐观的判断。他认为，远程工作在全社会所占的比例过低，甚至有学者称：“研究远程工作的学者，比真正远程工作的人还要多。”电子商务、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等领域的数字化也都困难重重。不仅如此，信息技术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导致在有限的时空中容纳越来越多的工作、交往，这反而造成了大城市的交通需求增加，带来更为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卡斯特还提出，信息社会将缔造更大规模的“巨型城市”，这种城市将成为连接全球网络的节点，发挥对更大范围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作用。

“数字化”可能让中心城市更具吸引力

最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速突破，数字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脱离城市地理空间的限制而实现：白领可以异地开会，主播可以居家上班，农民可以用一部手机将产品卖到千里之外……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畅想可以通过数字化，摆脱对大城市的依赖，甚至改变城市“中心化”发展的趋势。但笔者认为，虽然今天的数字技术已经突飞猛进，这种畅想恐怕仍然难以站得住脚。

第一，数字化再有价值，也不可能抵消城市各类资源的现实价值。公司不会因为可以云办公，就不在城市中租用写字楼、进行商务活动；学生不会因为有在线课程，就放弃就读城里的优质学校；患者不会因为开通了在线问诊，就不再需要到三甲医院治病……城市中汇聚的社会资源、公共服务，并不是单靠数字资源可以匹敌的。毕竟，数字化再先进，也不可能把全部现实生活搬进虚拟空间，不可能满足人们所有的真实需要。

第二，数字化越发展，只会让城市生活越有吸引力。数字化与城市化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赋能”关系。就像工业化时代仍然存在农村，只是农村也会引入产业、融入市场。同理，数字生活与城市生活，不是此消彼长，而是深度融合：数字消费已经从网购走向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城市新零售，数字文旅正在助力城市文化服务迭代成长……数字化不仅带来了线上生活的新体验，也会让城市生活本身变得更智能、更精彩、更有吸引力。

第三，数字化仍然需要资源中枢，而中心城市就是这个中枢。即便数据采集的“触角”可以通过光纤电缆突破城市疆域的限制，数据处理的“大脑”仍然需要科技、人才、金融等资源的集聚性支撑。如果说偏远地区也可以通过数据联通世界、创造价值，那么必须承认，中心性的大城市将聚合更多的数据、创造更大的价值。因此，发达地区、中心城市才会加速推动城市数字化、加快打造数字产业集群。

总之，“数字化”虽然会改变工业时代的城市格局，建立起辐射更远的流动性空间，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新的可能。但是，在新的城市格局中，仍然存在资源（尤其是数字资源）集聚的中心节点。数字时代，城市的“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正在同时发生。

（作者张义修为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大脑研究院讲师、青年领航学者，南京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哲学基础理论与城市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