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变轨到“家畜化”世界：陈映真与后街的台湾左翼

“对于曾经为了‘人应有的活法而斗争’的您，出狱，恐怕也是另一场艰难崎岖的开端罢。只是，面对着广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斗争，怕是要比往时更为艰苦罢？我这样地为您忧愁着。请硬朗地战斗去罢。[1]”——陈映真，《山路》

“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维度正在远离我们的时代。如果这种与列宁的隔膜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出了问题的话，该怎么办呢？[2]”——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

陈映真

引言

在完成于二零零一年的中篇小说《忠孝公园》里，台湾作家陈映真塑造了两个过目难忘的艺术角色，分别是：曾为“伪满”政权卖命而后在内战期间投靠国民党的东北人马正涛，以及为日本军国主义征战并在南洋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台湾籍日本兵林标。在小说中，二人都住在忠孝路上的一处公园附近。虽不是比邻而居，但也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空间秩序里。小说中自始至终不断闪现的，是二人从自己的世界投出的目光——从最初由于发现对方通晓日语而感到的惊讶，到终因无法完整分享对方的“历史记忆”，而只能隔着一层虚情假意的鄙视与冷漠。在这篇精悍的小说中，陈映真来到了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带着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关切，他清楚凝练地揭示了一百多年来国族现代化进程之痛。在作家眼里，这伤痛来源有二，即为贯穿他思想世界始终的两个重要主题：帝国主义与民族内战。

在陈映真逝世五周年的今天，对这位伟大作者的纪念，提供给我们一次重温他的所思所想，并由此获得那久违的政治视野的机会。进一步说，通过触摸台湾地下党人与泛左翼人士在五十年代的生命史以及从中结晶而成的“陌生经验”，对于超越今天普遍异化的政治而言，才具备了初步的可能。因为恰如葛兰西所指出的，政治意识的锻造从来都是实践不可或缺的一步。而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恐怕更是如此。

陈映真的思想世界：社会主义与革命者意识

纵观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从处女作《面摊》，到艺术生涯的巅峰也是最后的作品《忠孝公园》，陈所聚焦的人物大多来自“底层”。有意思的是，若从历史纵向上看，这些底层人物身上对既存秩序的反抗意识，似乎呈现出某种“代际衰退”的趋势。一方面，那些“历史中的”底层，尽管他们之中也有受时代所困，对自我的身份产生困惑乃至纠缠不清的人，像是林标、李清皓与贺大哥。但与之相对的，在那一代人中，我们也目睹了大量的，诸如高老师与“大嫂”蔡千惠这般，能够通过自省与亲身实践获得革命者意识而非翘首以盼“外部”革命者降临的人。但另一方面，当视线拉回“当代”，那些宛如生活在我们周围，与我们分享着共同生存经验的“当代底层”，却像是被整体般死死地按在了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而绝无半点撬动它的可能[3]。更重要的，这些离我们更近的底层，俨然被陈映真摆在了新殖民主义的世界棋局中。他们弱小而孤立。压迫着他们的那尊庞然大物，则彻彻底底是去人格化的存在，即作为秩序核心而无需任何变革的“美国资本主义”。表现出来，就是《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天》、《云》、《万商帝君》所构成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中，那种表面上富于活力，实则壁垒森严的等级制，连同它的命令体系，以及对人的“异化”。

实际上，代际上的这种差别折射出的，恰是陈映真思想世界中的某种二元论冲突。陈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那些告别了感伤主义的中后期作品，都愈发在凸显当今世界依然存在，且日益显示出“不可通约的”两种价值与实践的矛盾，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相持与搏斗。并且，这一组矛盾，在陈映真那里，被呈现为两代人之间在精神气质乃至意义世界上的断裂与反差。在小说《山路》中，曾追随地下党人并受其感化的李国木的大嫂蔡千惠，在得知当年的黄国坤大哥即将出狱后，身体状况竟每况愈下，日趋衰竭，以致于问诊经验丰富的医生始终无法作出判断。引人注意的是，就在主人公渐次拉开关于五零年代地下党人的回忆之际，与之并行，且不断“打断”这种回忆的，则是主治大夫杨教授不断就蔡千惠的病情所作的“冷静”而“客观”的问询。事实上，这种表现手法在陈映真的创作中非常普遍，并极具象征意义。在《赵南栋》中，情节的每一次推进，都会随着赵庆云身体状况的恶化而“插入”一段纯粹科学主义的临床医学的描述。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赵庆云本人在弥留之际对自己人生遭遇，特别是与地下党人相处时光的热忱回忆，以及借由他人之口所表现的，关于那个轰轰烈烈的岁月中在革命的浪潮中燃烧自我青春的炽热叙述。这种在当代的科学主义话语与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自我意识之间所形成的反差，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可通约”的价值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毕竟，我们怎能奢求冰冷的现代科学知识，可以接近并解构革命者庄严而热烈的政治意识？有些死亡，注定是“医学所无法解释的”[4]。

齐泽克曾在 A Plea for Leninist Intolerance 一文中表达出“社会主义实践”与“资本主义秩序”不可通约的观点。

即使是在反战小说《贺大哥》中。曾参与越南战争，并在战争中因目睹美军的战争罪行而备受良心煎熬的美军士兵“贺大哥”，即使尚未成为像是五零年代台湾地下党人一般的左翼战士，也依然展现出了与偏向冷静与“中立化”的现代话语所不同的，甚至一度表现为“疯癫”的意识。但这种疯癫与《万商帝君》中林德旺具有的精神状况完全不同，因为在其中包含着“彻悟”或者说“觉醒”的种子，因而蕴藏了反抗的希望。也基于此，我们在那篇小说中又看到，大篇幅的问诊“录音材料”被插入到贺大哥关于自我意识剖析的叙述中。再一次，冷静与炽热，被摆在了对垒的两边。它们所象征的，恰恰是死寂冰冷的资本主义，与暗含乌托邦冲动而显示出一腔热血的反资本主义视野。而后者在陈的某些小说中，清晰指向了“社会主义”所独有的价值与实践。

然而，陈映真对社会改造的关注，从未停留于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长期矛盾的一般性认知。在一个更为“中层”的水平上，陈的文学创作俨然触发了政治理论对“革命者意识”问题的再反思。借用学科的语言，该问题可大致表述如下：在革命活动中，一般的民众是否可能凭借自身的反思与实践，产生出超越葛兰西语境中“常识”水平的更高一级政治觉悟？就这一点，相比布尔什维克传统与早期西马所共享的对于“精英之于自发运动重要性”的共享认知，陈映真的创作清楚暗示了，普通民众凭借自身的观察与反省而掌握革命者“超前”政治觉悟的可能。在《山路》中，蔡千惠的觉醒，虽然在情感及理智上都得到了地下党人的影响，但更多还是来自于自我的观察与反省。特别是她决心照顾烈士李国坤一家人的义举，完全地来自于个人的觉悟与意志。同理，在小说《云》中，曾在跨国公司服务并参与筹建新工会的张维杰，也是在回首往事的过程中，“触景生情”，并最终再次把握住自己曾具有、但却早已被一颗冷漠的心弃置的、对于身边人的关爱之情。更加可贵的是，在小说的最后，张维杰彻底醒悟——自己将新来的秘书朱丽娟完全当成工作机器而麻木于她作为单身母亲的行径，不正好重复了资本主义对个体剥削的微观逻辑？或许，最使人感到震惊的普通人“觉醒”，来自于陈的早期作品《某一个日午》。当房恭行在偷看到父亲藏于木箱中的旧书籍、杂志、笔记，还有如今早已与世浮沉的父亲在青年时的一张蓄着列宁式胡子与友人热切交谈的旧照片后，竟绝望至自戕。究其原因在于，他自责与自省的内心，让他猛然意识到——“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几年的生涯，都不过是那种你们那时代所恶骂的腐臭的虫豸。[5]”

左派历史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指出[6]，在葛兰西与毛泽东各自的政治意识中，存在着一种相通的观点，即，他们都将民众视为需要“被教育”的对象。尽管这一教育的过程首先要求要“接近”民众的既有精神世界，并使用为后者易懂的语言来加以缓慢改造，但就其本质而言，最关键的地方仍在于，需要有一个政治意识方面的“上位者”首先存在，并只有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实现革命者意识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映真的独创性在于，他暗示了“普通民众”朝向政治行动主体的自觉与自我转化的可能。很明显，蔡千惠与张维杰的“高贵”在于，他们虽是普通民众，但并未在生存的重压下沉溺于日常生活的消磨与平庸。相反，他们以自身的倔强，在崎岖的境遇中开掘出近似革命者的意识。这不禁让人想起电影《让子弹飞》里最终找回自己革命者身份的“麻匪”张牧之。但与之不同的是：在电影中，自觉自省的张牧之本就身手不凡。其人生经历的传奇性不仅在于年少聪颖、“从讲武堂出来”，更在于“追随过松坡将军（蔡锷），给他做过手枪队长”而因之受到的感染与启蒙。相比之下，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芸芸众生似乎兼具梁漱溟笔下“向内用力”的中国文化理想人格，与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所赋予的宏伟政治视野。其深刻的“向内”反省，连带顽强的“对外”抗争，不断提示我们去重新思索普通人身上所蕴藏的革命者能量。这在我看来，无疑是陈映真文学创作所蕴含的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主题。

《让子弹飞》中，结尾找回“革命者身份”的张牧之

历史变轨下的台湾左翼

陈映真有能力将当前的生活“相对化”去理解，离不开他本人有意识地向被掩盖的历史不断靠近的努力。正如他在自传性文字《后街》中所言，一九六零年代末的锒铛入狱，终于让他“和被残酷的暴力所堙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7]”。在那空间狭小但却承载了太多情感与意义世界的囚室中，陈映真告别了青年时期的苦闷与孤独，犹如孤岛连接陆地一般，第一次正式地将自己与被历史抛在世界一隅的某个整体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将他身后五零年代台湾地下党人与泛左翼人士的名字排列开去，这恐怕是一份看不见尽头的名单：钟浩东、蒋碧玉、陈明忠、郭琇琮、许强、谢雪红、吴思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台湾的儿女。甚至相当一部分，以如今岛内政治的狭隘眼光衡量，皆为地地道道的“本省人”。他们所共同构成的生命史，无情地破解了当下“独派”的历史观。毕竟，台湾地区非但没有远离中国的现代性，反而与它的内核——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传统保持了“共振”。

在“亲美友日”的台湾，陈映真选择了逆行。在他的小说中，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憧憬，被一次次从遭禁锢的历史中解救出来。更为重要的是，陈映真试图表现，五零年代台湾左翼的诉求不单单是立足于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民族分断”的政治立场。所谓“当我已死，我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8]”的抗争，更包含着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对“穷人”问题的驻足与持续关注。在小说《赵南栋》中，赵庆云在弥留之际所见到的狱友们的幻影，集中呈现了五零年代台湾左翼的“双重”批判意识。一方面，像蔡宗义与林添福这样的战士，“回首”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所开启的历史变轨，而对“民族内部互相仇视，国家分断[9]”的事实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他们的观察也能深入国家与社会的肌理，以战后的日本为例，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清醒看到：“麦帅总部在日本各部门掀起了措手不及的肃清，日本的工会和社共双方，都遭到严重的打击。[10]”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映真及其同代甚至更早一代的台湾左翼，对战后帝国主义所扶持的新殖民秩序，不仅具备坚决而彻底的批判意识，更有展开多层次剖析问题的能力。

从《铃铛花》到《山路》，再到《赵南栋》，一个细节特别引人注意。那就是，小说中的台湾地下党人与左翼人士，大都娴熟使用着日语。并且他们的知识来源大多依赖于以日文为载体的书籍。事实上，作家蓝博洲就曾根据史料描绘出，一九五零年代，台湾地下党人钟浩东烈士在赶赴刑场那天，囚室中的狱友以日语歌曲《幌马车之歌》为其送行的悲怆场面[11]。这表明，不同于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遵循“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一方面依赖于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变革民间传统文化的大陆的共产党人，台湾的左翼战士，无论是在知识结构，还是在情感支持方面，都具有截然不同的来源。这自然是两岸在一八九五年之后的“暂别”所造成的差异。但从中更应该把握的事实在于——恰恰是在这样一种存在“距离感”的环境中，部分先前曾隶属于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地下党人，彻底克服了历史的鸿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抗争与“祖国”的革命事业相链接，并最终实现了与中国二十世纪革命传统的“共振”。单从这一点看，像是在电影《悲情城市》中，大哥文雄所谓“我们本岛人最可怜......惧人吃，惧人骑，没人疼”的意识，也不是没有被超越的可能。甚至，如今岛内某些热议的政治话语，也并非不存在被撬动乃至瓦解的空间。它意味着，所谓“亚细亚的孤儿”，虽然有着与大陆稍显不同的现代命运。但这种差异是否能“本质化”到彻底区隔台湾与大陆的身份与意识？姑且不论将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单独做比较，本身便暗含着将大陆视为某种“同质性存在”而有刻意制造“我者”与“他者”的嫌疑，即使单就台湾的特殊性来谈，至少，对于像钟浩东与陈映真这样的台湾人，太平洋上的台湾和关外的东北没有不同，无非都是帝国主义垂涎的累卵。只是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分担着全体中国人的苦难。至少到一九七九年《美丽岛》杂志发刊时，这种深层意识仍旧存在于台湾，尽管开口的主体已然不同。否则很难解释创刊号中黄信介提笔的呼唤——“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捩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贡献。[12]”

《悲情城市》剧照。有批评者（蓝博洲）就认为，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将本属于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人的抗争，“错置”在了以“二二八事件”为中心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时间框架内，导致了电影的“失焦”。

陈光兴在《陈映真的第三世界》中指出[13]，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是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也只有设法获得那个时候的台湾左翼所拥有的视野与情感，才能理解，为什么就连像李敖与他的老师严侨这样的“外省人”，都曾不顾生死，密谋投奔祖国大陆[14]。以及为什么绿岛上的一些被俘解放军与本岛的政治犯，在就义前夕还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15]。如同另一位“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陈明忠所言，恐怕对于广大一九五零年代的台湾左翼来说，“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16]”。而陈映真写作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穿梭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在伪历史的闸门即将彻底关闭前，开挖出新的沟渠，让被掩盖的历史如洪水决堤般，不断冲破、搅烂、甚至于掀翻我们正在经历并安之若素的单向度生活。

“家畜化”世界与左翼遗产

在小说《赵南栋》中，主人公赵南栋生发的感慨，或多或少凝结了“后革命时代”中的年轻人在直面断裂的历史时长于心头的困惑与迷惘。“那是日本人年年进逼的历史啊。我们生活在那个历史里吧，满脑子，只知道搞抗日，搞爱国主义。我们这一辈，一生的核心，就只有这。[17]”对于父亲赵庆云的民族情怀与政治理想，赵南栋能回应的，也只有一句无奈的感叹——“爸爸那种人，知道我过的生活，一定生气。[18]”受感官欲望支配的一代，于无形之中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局促的牢笼，活得精致的同时，也更加“小我”。而这一新的禁锢就像鲁迅世界中的“无物之阵[19]”，让人分不清敌友。并在对政治意识的压缩与支配中，消磨了一切可能的抵抗。于是，“家畜化”的世界里，左倾的父辈们黯然退场。是革命堕落了？还是敌手过于狡猾？

但更深层次的危险在于，当革命意识就此沉沦，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自由主义话语，似乎更进一步堙灭了任何试图复活二十世纪激进政治传统的可能。曾几何时，龙应台“请用文明说服我[20]”的姿态，不知俘获了多少当代人的心灵？但究其根本，所谓“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21]”之言论所高举的，不过是经由“去历史化”与“去政治化”处理的，被悬置在真空中的“普世价值”。但这其中恰恰蕴藏着悖论，或者说一种视野上的盲区。正如“台湾历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所指出，龙应台相信“我不赞成你，但我抵死拥护你说话的权利”，然而，“既然说相争的两边都有理‘谁也不比谁高贵’，龙女士准备还去和谁争呢？[22]”反过来讲，在全盘否定并告别了“革命政治”的年代，“坚持意见自由的权利的龙女士，如何‘抵死’去和坚持某种意见有害于社会的一方，做抵死抗争呢？[23]”这说明，以自由主义的观念来审视整个五零年代左翼抗争的历史，并将后者努力划归到“争取言论自由”的延长线上，仍旧难逃错解历史，并因之丧失能克服当前困境的激进政治潜能的希望。而龙应台未意识到的“局限”，陈映真早在《知识人的偏执》中清醒指出——“知识人按着他们既有的教养、知识和癖好，去解释世界，去评断一切的事物。而这些教养、知识和癖好，又无不有其强烈的阶级和党派性。[24]”

林书扬，社会主义统一派“夏潮系”的领导人之一。

阿兰·巴迪欧（Alan Badiou）在对列宁遗产的评估中指出，“这个世纪（二十世纪）结束于对安全的迷恋中，用一句可怜的话来说就是：你呆的地方并不太坏，其他地方更糟。[25]”赵南栋对父辈的陌生感，恐怕也是初读《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时无数当代读者的心情。我们很难理解那些七十年前藏身台湾的崇山峻岭中与国民党军警周旋的地下党人。相反，我们比较能看懂的——即使抱持着一种批评的立场——是像那些为《纽约时报》追捧的台湾年轻世代。因为后者的语言，尽管与我们有分别，但与时代的媚俗贴近。诸如“民主自由”一类的政治话语，顺着葛兰西曾经看到的意识形态管道，不断塑造着当代人的意识，但另一方面却拒绝就其自身展开“内在向度”的批判，因之从来都浮于表面，流于空洞，甚至能够与“认同政治”相连，彻底沦为右翼民族主义崛起的砖石。当耄耋之年的李敖对台湾年轻人讲到，像蔡英文一类的政客乃是“二代投机分子”[26]时，所体会到的心情恐怕与曾几何时的陈映真有很大交叠。毕竟，今天的岛内，听闻郑南榕的人多，记住谢雪红的人少。

可“家畜化”的世界也有新的左派。只是当这些“新左翼”，已不能像陈明忠这样的“老左派”为被日本殖民者唤作“清国奴”而感到深深的民族耻辱时，以及特别是在台湾，当“统”与“左”已发生断裂，去召唤并继承“一九五零年代的左翼立场”，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这种未得到重视的意义可能涉及三个方面。其一，就台湾自身而言，与“白色恐怖”时代，特别是一九五零年代的“红色遗产”对接，非但具有让今天台湾的左翼与本岛的左翼传统乃至一个更大的意义世界绑定，从而走出目前仅仅“性别论述”发达的格局[27]，而且对于在未来能够超脱“认同政治”的局限，甚至在形势愈发于台湾不利的两岸关系中走出一条活路，都深具意义。其二，对于大陆，正如赵刚所指出[28]，经由承接台湾五零年代左翼运动所蕴含的“反帝反殖”内容，以及将整个台湾现代史以“整体”而非“个别事件”的方式纳入到自身的历史书写中，可以达到通过台湾而与整个“第三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理想。毕竟，大陆近代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的形态，与全面为殖民主义支配的“第三世界”尚存一段距离。而台湾的遭遇，无疑是拉近两者距离的一个作用点。其三，对两岸所有同胞正经历的生活来说，陈映真的“左眼”，也在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底层”的存在，以及每个普通人身上潜藏的革命者意识——即，努力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探索朝向社会主义的行动空间。在这个意义上，陈的思想与视野具有相当的未来性。

结语

记得戴锦华在评价电影《八佰》时曾说，今天的艺术创作者在运用特写镜头与段落镜头来表现人的趋利避害与贪生怕死方面得心应手，但好像无从以“同样的手法”来展示人的舍身取义，还有那些为乌托邦冲动所支配的“特异性”时刻[29]。事实上，在一个连切·格瓦拉的头像都被廉价印制在衬衫的年代，电影背后的困境，也指向了当代人心智的缺失。其中之一的表现，即为戴所言，不再有能够“内在”认知自身历史的能力。可陈映真宛如葛兰西，站在《我的弟弟康雄》中“修古典学的父亲”，与《唐倩的喜剧》中如“老莫”一类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对包含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意识十分熟稔，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与此同时，又终其一生保持着对一个善待弱者的正义社会的理想与热忱。因而，对那些能结构性撬动秩序的革命性实践，从来都以一种历史眼光加以审视，并勇于投身其中。他曾说，之所以去再现那些远离我们的革命者的往事，不过是为了告诉大家——“人的精神水位曾经这么高过[30]”。只是，在一个早已高度“浅碟化”的社会中，这样的回首能在李敖眼中“庸庸碌碌的众生[31]”之间激起多大的回音，恐怕只有继续留待时间来做检验。

“整整一个世代的我们，为之生，为之死的中国，还是这么令人深深地担忧……[32]”1950年代，台北，青岛东路。即将被执行枪决的地下党人冯锦辉，面无惧色，神态安然。他走到囚室内全体同志的面前，与众人一一握手，做最后的分别。在与一位陈姓青年告别时，冯锦辉沉静的微笑与温热的手掌，给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留下了余生挥之不去的记忆。多年后，冯锦辉的胞妹与这位幸存下来的青年结为伉俪......以上所述，不再是陈映真的文学创作，而属真实历史的一部，出自“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陈明忠的口述自传——《无悔》。人类追求进步的历史向来不过是“冷酷简单的壮烈”[33]，以致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似乎不复存在。人都是要死的。但能从死亡中挽救并得到“永生”的，则恰恰是亡者的觉悟、意识、以及不认真体察便果真一去不复返的政治视野。没有了这种努力，曾经的乌托邦冲动与理想，就真的可能如王安忆所言，早已“熟极而腻”[34]......

（致谢：胥邑的细致阅读与诚挚建议，使文章趋于完善。此外，台湾友人黄麒瑄的批评，让笔者深刻意识到自身认知中的一片“盲区”。虽囿于篇幅，无法在文中作出一一回应，但无疑激励笔者在未来对相关议题进行更多的阅读与反思。程斯对本人理解陈映真所使用的部分日语，也提供了耐心友善的帮助。）

注释：

1.     陈映真. 1998. 陈映真文集 小说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584页。

2.     Žižek S (2002) A plea for Leninist intolerance. Critical Inquiry 28(2): 566. 此处所引中译来自周嘉昕。见，https://ptext.nju.edu.cn/b6/62/c13373a243298/page.htm。

3.     在这里，《云》中的张维杰恐怕是个例外。对比“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其他艺术角色，张可能是极少数甚至唯一一个深处资本主义秩序之内，而又能对秩序产生怀疑并最终恢复革命者意识的“当代人”。

4.     陈映真. 1998. 陈映真文集 小说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580页。

5.     同上，第262页。

6.     Dirlik, A (1983) The predicament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Mao Zedong,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reformulation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Modern China 9(2): 207.

7.     陈映真. 2009. 陈映真文选.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第23页。

8.     出自电影《悲情城市》里，进步人士吴宽荣之口。

9.     陈映真. 1998. 陈映真文集 小说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651页。

10.  同上，第648页。

11.  参见蓝博洲的非虚构作品，《幌马车之歌》。蓝博洲. 2018. 幌马车之歌（增订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2.  凤凰资讯. 丧失精神领袖的“台独”势力遭遇空前尴尬. https://news.ifeng.com/opinion/200809/0911_23_778899.shtml，2008-09-11。关于这一点，笔者也受启发于台湾民进党籍前“民意代表”郭正亮的评论，见，中评论坛：台湾专家论汪毅夫同理心. http://www.tailian.org.cn/qgtl/201708/t20170803_11826726.htm，2017-08-03。

13.  陈光兴. 2013.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上）——1950年代台湾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 现代中文学刊 2(23): 23。

14.  李戡. 2010. 李戡戡乱记.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第15页。

15.  陈明忠. 2016.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第121页。

16.  同上，第192页。

17.  陈映真. 1998. 陈映真文集 小说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604页。

18.  同上，第633页。

19.  鲁迅. 2005. 鲁迅全集 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219页。

20.  龙应台. 2006. 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9.htm。

21.  端传媒. 龙应台：大河就是大河.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218-opinion-lung-ying-tai/，2016-12-18。

22.  林书扬. 1994. 回应龙应台的《谁是官兵谁是强盗》一文. https://historio.asia/1994/07/25/。

23.  同上。

24.  陈映真. 1998. 陈映真文集 杂文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30页。

25.   Badiou A (2007) One divides itself into two. In Budgen S, Kouvelakis, S, and Žižek S (eds.) 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7. 此处中译来自肖辉与陶长安。见，https://ideasofweibo.wordpress.com/2016/02/10/。

26.  凤凰资讯. 李敖：蔡英文是投机分子 “台独”都是假的. https://news.ifeng.com/a/20150611/43954180_0.shtml，2015-06-11。

27.  对于这一点，陈光兴提供了敏锐的观察。见，陈光兴. 2013.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下）——1950年代台湾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 现代中文学刊 2(23): 44。

28.  人文与社会. 赵刚：两岸与第三世界——陈映真的历史视野.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837，2013-05-04。

29.  观视频. 戴锦华谈《八佰》：当历史不在场，任何人的表演都无法打动我. 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gZ4y1V7gN，2020-10-19。

30.  腾讯网. 后街的普通人，台湾的老灵魂. https://new.qq.com/omn/20200710/20200710A0BZSE00.html?pc，2020-07-10。

31.  所谓“庸庸碌碌的众生”之说法，来自李敖与吴俊宏一九九九年的一封通信。可靠的来源，见，李敖与吴俊宏的通信：如何看待两岸问题. https://mingler15.rssing.com/chan-8726875/all_p114.html，2018-03-20。

32.  陈映真. 1998. 陈映真文集 小说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651页。

33.  林徽因. 1934. 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 http://xzmsw.com/ts/lhysj/shi40.htm。

34.  澎湃新闻. 王安忆谈陈映真：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566228，2016-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