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抑郁症患者的人

邢亚琪

抑郁症对于患者和患者身边的人都是折磨，前者不知道该怎么求救，后者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

在各大搜索引擎上搜索“我想自杀”“不想活了怎么办”“自杀的方法”等关键词，网页会置顶弹出全国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

每天，这条热线背后的工作人员都会接收无数条求助信息。求助者或者因为家庭、学业、工作等产生焦虑，或者因为病痛、金钱、感情等饱受折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精神上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而热线接听人员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活下来”。

抑郁症对于患者和患者身边的人都是折磨，前者不知道该怎么求救，后者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

近几年，精神疾病在全球疾病负担中所占份额越来越重，在每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有关抑郁症的话题也总是不断冲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而在抑郁症患者饱受折磨的同时，患者的家人、朋友也同样备受煎熬。

看不见的病

直到女儿去看心理医生之前，杨珍一直想不明白，一个不缺吃穿、家庭美满的孩子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患上抑郁症。

直到女儿去看心理医生之前，杨珍一直想不明白，一个不缺吃穿、家庭美满的孩子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患上抑郁症。/图·unsplash

2019年，杨珍的女儿陈莹莹从北京辞职后回到老家，在大学城附近的考研公寓里租了一间空房，准备二战考研。

杨珍得到消息后，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是告诉女儿，既然决定要做，就坚持到最后——这是她印象里，唯一一次对女儿裸辞考研发表看法。

整个备考过程持续了两百多天，一开始，杨珍怕女儿压力大，有时候会做好饭菜送到考研公寓。

但陈莹莹觉得杨珍的到来既耽误了自己学习，又浪费了她的退休时间，劝她待在家里或去找点事干。

杨珍总想帮点忙，于是趁陈莹莹不在的时候，找房东要了钥匙，去公寓为女儿打扫卫生。被发现后，两人大吵一架。之后杨珍就很少去考研公寓，只能通过打电话的形式传达自己的关心。

这种“线上交流”串起了整个备考期。等女儿考研结束，终于回家，杨珍开心地做了一桌子菜。然而，吃饭的时候女儿告诉杨珍：“我得了抑郁症，明天去看医生。”

我得了抑郁症，明天去看医生。/图·unsplash

杨珍不相信，一个有吃有喝的人怎么会突然得了抑郁症？她觉得女儿只是考研太累，需要休息几天而已，但陈莹莹却坚持自己精神出了问题。

杨珍没有办法，只得跟女儿一块去医院做检查。在诊断室，杨珍听医生询问女儿近三个月的精神状态，才知道女儿已经持续性失眠半年之久，有时候还有自残行为，比如啃咬自己的胳膊、拿刀割手腕。

检查结果出来，女儿得了“中度抑郁症”，吃药治疗已成为必然选择——这是杨珍第一次直面抑郁症。此前，她一直认为人只要不是患上感冒、发烧一类的生理病痛，就不算生病。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只要机体没有出现大问题，精神上的任何问题都有些似是而非。/图·unsplash

这也是目前很多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面临的一种误区。在抑郁症患者的线上交流社区里，一个患病长达10年的患者发帖称，患病10年来，他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身边很多人只是觉得他“精神不太正常”。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只要机体没有出现大问题，精神上的任何问题都有些似是而非。

诊断结束，医生叮嘱杨珍多带女儿出去转转，引导她动起来，而不要一直向她传输负面情绪。杨珍不解，医生便列举了很多生活中的具体例子：不要一边替女儿收拾屋子，一边埋怨她懒；不要因为她起床晚，就骂她；不要把自己解决不了、消化不掉的情绪甩给女儿；等等。

杨珍忽然明白，为什么女儿不愿意让自己去考研公寓里找她，也不愿意接听自己的电话。

在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的治疗中，信心是最容易被消磨的东西。/图·unsplash

和患病一样，治疗的过程也总是悄无声息，无数药片顺着食管进入胃部，在体内溶解，但吃药的人和旁观者都很难感知效果，它不像感冒药，吃了就可以不发热。

杨珍小心地执行医生的叮嘱，带陈莹莹去公园、游乐园、商场、景区……虽然女儿很顺从，让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杨珍还是觉得女儿“没好转，一点变化都没有”。

在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的治疗中，信心是最容易被消磨的东西，这也意味着一旦陪伴者逐渐习惯患者吃药等日常，那在患者身上付出的精力也会越来越少。站在女儿面前，杨珍从未体会过如此彻底的溃败感，在过去几十年里她无论做什么事，几乎都会得到一个回应，但在抑郁症面前，她的安慰和努力好像都成了泡影。

站在女儿面前，杨珍从未体会过如此彻底的溃败感。/图·unsplash

看不见的治疗让杨珍难受，看得见的异样目光同样让她倍受煎熬。杨珍的家在一个十分封闭落后的村子里，村东头打个喷嚏，村西头都能听见。女儿生病后，杨珍就变得不爱往人群里凑，因为总有人问她女儿怎么回来了，看着怎么没有以前活泼了……她不想听别人议论，也不想陈莹莹被人冠以“上学上傻了”的帽子。

2020年2月下旬，春节刚过，考研成绩放榜，陈莹莹的分数和她心仪学校的录取线差了十几分，但过了考研线，可以走调剂。考虑到女儿的精神状态，杨珍主动询问她要不要放弃调剂。

陈莹莹决定回去上班。不久后，她拉着行李箱再次奔赴北京。

无法共情的悲伤

对抑郁症患者而言，一天什么都不做还是会觉得累，即使没有什么事发生还是会不开心，而要向别人解释自己为什么难过则显得尤为困难，因为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麻木、空乏。

对抑郁症患者而言，一天什么都不做还是会觉得累。/图·unsplash

非营利机构“人生学校”（The School of Life）发布的科普视频《你为什么会抑郁》对这种无法言说的麻木进行了描述：患者之所以抑郁，一定存在某些令人痛苦，但一旦看清又无法接受的原因，比如一段未被理解的婚姻、一场爱缺席的早年亲子关系等。而患者刻意忽视这些因素，是因为比起承担后果，患者更愿意把愤怒、悲伤排斥到意识之外，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进而防止自己憎恶那些重要的人。也正是这种刻意的忽视，让陪伴者更加难以理解患者。

重返北京后，陈莹莹越发不想接听杨珍的电话，因为害怕自己会和母亲吵起来。但在和朋友共处一室的情况下，她又不愿意表现自己没有缘由的脆弱，因为“敏感”“矫情”等标签化的词语往往随着抑郁症的确认而被强加于患者。所以，即使被朋友发现自己整晚失眠，陈莹莹也不愿意过多透露患病的细节。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很少有人能理解抑郁症患者的脆弱。”陈莹莹的朋友表示，在得知陈莹莹患病之前，她一直觉得陈莹莹整个人变得格外敏感，即使微小的天气变化，也会让她整天闷闷不乐，“如果知道她生病了，这一切就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但也只是理解和接受”。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很少有人能理解抑郁症患者的脆弱。/图·unsplash

武志红北京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咨询师徐小雪将陪伴者与患者之间这种断层式的陪伴状态形容为“共守一场无边际的白夜”，并认为：那些困在抑郁中的人害怕带有失败色彩的标签性形容，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够好、不够优秀，而是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他们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觉得只有表现得更好、更特别，或得到别人没有的东西，才能获得外界的认可，而这是患者认可自己的基础。

通过他人的价值判断来判断自己的价值，是一种典型的致郁因素，因为患者会根据外界的判断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比如一个内向的人在得到“开朗”“豪爽”等反向形容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那些需要频繁同人来往的职业，但患者本人却很少深入思考自己是否适合此类工作，因为一旦告诉别人自己不适合，他们就会有一种“辜负了别人”的罪恶感。

通过他人的价值判断来判断自己的价值，是一种典型的致郁因素。/图·unsplash

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审判也使得患者本人羞于开口，说出自己的情感。让徐小雪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来访中，有一位母亲因为看到自己的孩子得到了姥姥姥爷的无尽关怀，而激活了她蛰伏多年的创伤——出生后，她就和奶奶一起生活，直到10岁才回到爸妈身边。“为什么我要被抛弃？”“如果此时提起被抛弃的事，是不是会被认为格外矫情？”年近四十，这位母亲忽然怎么都想不通这些问题了。看到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格外疼爱时，她又觉得恍若隔世：能和他们说什么呢，别矫情了，时隔这么多年，他们不会理解的。

开口大笑的人也可能有抑郁症

今年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为“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将关注重点放在青少年群体上。从事心理咨询8年，徐小雪对抑郁症群体特征变化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患病人群越来越低龄化，且社会功能完全的人逐渐多起来。

患病人群越来越低龄化，且社会功能完全的人逐渐多起来。/图·unsplash

传统观念里，典型的抑郁症是萎靡不振的，给人一种撤出社会生活、疏离麻木的气息。但在人际往来十分密集的现代社会，像陈莹莹一样看着阳光实则抑郁的青少年正逐渐被埋没在各种喧嚣里，他们看上去社会功能健全，甚至会表现得格外宜人乖巧、开朗乐观。

徐小雪认为，这些阳光型抑郁症患者在不断向他人释放“我很好”的同时，也在向他们自己暗示“没事的，我没事，一切都很好”。在内心深处，他们持有一种弥散、全然的希望被喜欢和接纳的渴望。一旦他们觉得自己有所偏差，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立足于世。

一名在重组家庭中患上抑郁症的咨询者表示：“在重组家庭里，这种因为想获得对方肯定而致郁的例子尤为常见。因为双方急于通过获得彼此的接受来证明自己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但正是这种刻意才让人觉得这个家庭不正常。”咨询中，该患者多次表示，和自己一样的抑郁症患者只是想被正常对待，哪怕确诊为抑郁症，他们也不是玻璃娃娃，正常情商范围内的交流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通过他人的价值判断来判断自己的价值，是一种典型的致郁因素。 / 视觉中国 

而通过和其他类型抑郁症青少年患者父母的沟通，多少可以窥见患者家庭中家长及子女竭力表现出正常状态的缘由。子女被确诊为抑郁症后，绝大多数父母都会极度痛苦、反思、自责，子女的抑郁症成了对他们人生的惩罚，让他们发现自己教育的不足。他们说：“不知道当时那么做会对孩子影响那么大。”“当时肯定是想着为孩子好。”“要是早知道这样肯定不会那么做。”而当他们的孩子独自前来咨询，却往往对父母的自责表现麻木，认为这只是一种场面话。

心理类书籍《为何家会伤人》点出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背后的真相：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最可能得到的全然接纳来自父母，但最先让他觉得自己糟糕的也是父母，这是一种原始的失落和丧失。

当父母不断降低标准，关心孩子的性格和情绪时，他们经常面临的困境在于：“我只要求他性格开朗，难道我还做得不够好？”而孩子想的却可能是：“我的父母都对我没什么要求了，我为什么还不能令人满意，我为什么还达不到他们的期待？”

这种看似并不强烈的对冲，将父母的期待填满了孩子焦灼的胸膛。

基于此，徐小雪在和抑郁症青少年的父母做指导性对谈时也会反复提到，父母在协助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最该充当的也许是脚手架的角色，而非方向盘。父母应该明确自己的任务仅仅是协助孩子直面世界的残酷，收获世界的馈赠。一个人能够耐受各种痛苦、行深致远的根本动力在于，当他看到别人很好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很好。而这种心智力量的培养，需要父母把焦虑控制在自己这里，跳出“好坏”“成败”“对错”之外，看见孩子本真的样子，信任“他是可以的”。那无论孩子未来面对任何痛苦，他终能体会“我觉得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