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和平奖与流产的和平协议，奥巴马卸任寄言

哥伦比亚和平的“失败”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10月7日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以表彰他对结束哥伦比亚内战所作的贡献。这本来是件西方人民喜闻乐见的事情，然而由于几天前历史又一次诡谲地没有按剧本上演，这个奖多少有点不尴不尬。

10月2日，哥伦比亚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哥伦比亚人要决定的是赞成还是反对旨在结束内战的和平协定。哥伦比亚内战打了半个多世纪，是拉美历时最久、最血腥的内战，交战双方为哥伦比亚政府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哥武”）。可以说，这是拉美在冷战时代盛行的政府军和游击队冲突的最后一例。和平协定的谈判历时四年之久，得到了美国奥巴马政府、古巴政府以及欧盟的支持。9月26日，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和“哥武”领袖隆多尼奥签署了和平协定。然而与各方极高的期待相违背的是，在10月2日的公投中，该协定并没有通过：50.2%的人投了反对票——这像极了英国的退欧公投。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刊文（Colombia’s Failed Peace: Why It Failed, and What Comes Next），分析了其中的来龙去脉。文章未必没有偏见，仅供参考。

文章首先分析了和平协议未能通过的原因。尽管这次公投向海外的哥伦比亚人开放（他们极力反对该协议），但投票率还是非常低，尤其在加勒比海沿岸（和平协议获强烈支持的地区），这或许与飓风的影响有关。此外协议未能通过还有三个深层原因：一是哥伦比亚人对“哥武”的厌恶，后者早已放弃了起左翼意识形态，在麻醉毒品交易中变得十分贪婪；二是不少人认为政府换取和平的代价过高，和平协议包括了大赦“哥武”成员，把该组织吸纳进政治系统；三是在哥伦比亚的主要政治势力中依然存在分歧，即所谓和平与正义何者优先的分歧。

文章接着介绍了哥伦比亚内战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拉美大多数的革命运动式微，但“哥武”却兴盛于后冷战时代，其鼎盛期正是本世纪初。无疑“哥武”和一般的游击叛乱不同，它诞生于冷战前，可以上溯到1948到1958年间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内战。对自由党的幻灭，尤其对其不愿在农村重新分配土地的失望，导致“哥武”作为哥共的武装派别在1964年形成。1970年代，“哥武”向城市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开进，与哥政府军直接对峙。可可叶种植的兴起促进了“哥武”的扩张：它从最初向贩毒集团收税，到1990年代开始直接参与麻醉剂的生产和分销。1999年，美国以禁毒的名义介入了哥伦比亚的冲突，出巨资支持哥政府军，使后者成为拉美第二大军事力量。

早在1980年代初，哥政府就试图与“哥武”讲和，而桑托斯此次主导的和平协议之所以得以成形，乃是受惠于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政府军对“哥武”的沉重打击。2012年2月，冲突双方来到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谈判桌，居中调停的是美国前外交官阿伦森。根据和平协议，“哥武”将在六个月内解除武装，把武器上交给联合国调查员，并对内战的受害者给予赔偿。此后，高阶的“哥武”成员将在历史委员会面前全面忏悔以获得赦免，而哥伦比亚参众两院亦分别为该组织预留了五个席位，旨在促进其向政党转型。不过和平进程还有许多不确定性。比如，如何安置数千名武装力量的游击战士？许多人是举家参战，三代革命，终其一生都在战斗。哥伦比亚的政治精英亦在和平协议面前分裂：现任总统桑托斯是一位经济学家，出身于一个报纸出版商家庭，体现了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城市哥伦比亚，他拥护全球化，欢迎海外投资。前总统乌里韦是和平协议的主要反对者，他痛恨“哥武”，不仅因为他的父亲于1983年被该组织杀害，也因为他本人来自保守地区，与乡村精英关系密切。

《外交事务》的文章依然看好哥伦比亚的和平前景。公投结束后，桑托斯立马表示他将派代表去哈瓦那重启谈判；“哥武”方面也发表声明，对公投未获通过表示遗憾，但重申了其对和平进程的支持。国际社会对和平的企盼同样强烈：美国承诺提供三亿九千万美元的援助计划来支持恢复重建；欧盟已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从其恐怖组织名单上移除。

只不过历史会往哪个方向走，终难预料。

奥巴马撰文寄言继任者：我已经做得够多了，同志仍需努力

第二场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9日晚——本文发表的时候——进行。此前，《华盛顿邮报》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十年前开女人“玩笑”（‘grab them by the pussy’）的带子翻了出来，令他焦头烂额；维基解密亦适时公开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金融高管所作的内部演，尽显了她的二皮脸本色（‘a public and a private position’）。不过，与其纠结这些，我们还不如关心一下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退休感言。10月8日，《经济学人》刊发了奥巴马的文章《前面的路》（The Way Ahead），文中，他自我表扬了过去八年的政绩，回应了当前的问题，指出经济政策中还有四个关键领域存在未尽之事。

奥巴马开篇说，连日来，人们总会问他同一个问题：美国的政治制度怎么了？为什么一个受惠于移民、贸易、技术创新最多的国家，突然就产生了一股反移民、反创新的保护主义之风？为什么一些极左，以及更多的极右分子，要拥抱粗暴的民粹主义？——这个民粹主义许诺了一个不可能恢复、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也从未存在过的过去。当前，某种不满的情绪正席卷全球，这种情绪体现为对国际机构、贸易协定和移民的怀疑，体现在英国的退欧公投和民粹主义政党在世界各地的兴起。

奥巴马认为，就美国而言，这种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某些非经济的恐慌，呼应了美国历次反对外来者的本土主义倾向。但其中一些不满则植根于对经济实力的忧虑：几十年来生产率增长的下滑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导致中低收入家庭增收减缓；全球化和自动化削弱了工人的地位及其确保体面工资的能力；许多本可能成为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投身于把钱在金融行业移来移去的事业之中。不过在承认了这些弊端后，奥巴马立马说：资本主义仍是迄今为止为世界带来繁荣和机会的最大驱动；全球化和技术改革使人们摆脱了贫困，增加了收入。对他而言，定义当今世界的是这样一种悖论：世界空前繁荣，但我们的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选择便是，要么退回到旧的封闭式经济，要么继续向前，承认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但致力于使全球经济更好地服务于所有人，而不是顶端的少数人。

奥巴马接着分析道：利益动机确实能够成为公共善的推力，但其本身并不能确保广泛分享的繁荣和增长，市场如果任其为所欲为必然会导致失败。甚者，一个由1%的人控制其他99%的人的财富的世界注定不会稳定。当智能手机让任何人可以看到特权者的生活时，不义之感四处蔓延。

面对上述矛盾和复杂的美国经济，奥巴马认为他的继任者应该应对四种结构性挑战：（一）推进生产率增长；（二）迎战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三）确保所有想工作的人工作；（四）建立具有适应能力的经济体为将来的增长做准备。

首先，技术进步并没有充分推进生产率增长，过去十年里所有G7国家的生产率增速都在放缓。奥巴马认为造成减速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一是由金融危机造成的公私投资的减少；二是美国的自我设限，如反税收意识形态拒绝任何公共资助，对赤字的过分关注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政治制度中宗派情绪严重使得许多政策无法顺利推行。对此，奥巴马提供的方案是：助推私人投资，把公共投资花在基础研发上，扶持教育，促进出口贸易。

其次，在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的情况日益严重。1979年，1%的美国家庭获得了占总体7%的税后收入，到2007年，这一份额上升到了17%。不平等的加剧损害了社会的向上流动：不仅要往上层流动越来越难，要失去在顶端的位置也越来越难。奥巴马认为文化和价值的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过去，高管和工人的收入差异会受到各层级员工间更大的社会互动的约束，但如今这种约束因素已经消失。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已经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将来在这方面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此外工会得扮演重要的角色，工会应该变得更灵活以适应全球竞争。

第三，长期以来，美国适龄工作人口的工作参与率在下滑：1953年，25到54岁的男性非劳动力比例为3%，今天这个数字是12%。非自愿的失业危害生活满意度、自尊心、健康和道德。与此相关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滥用毒品，未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因服药过量致死和自杀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奥巴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为因换工作而收入下降的人们提供工资险，提高高质量社区大学的录取率，积极实施带薪休假，保障病假，改革刑事司法体系，让更多人在出狱后能够重新成为劳动力。

最后，金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一个更有适应力的经济体的必要性，这样的经济体应该可持续地发展，不会为了现在的利益去掠夺将来。奥巴马标榜了他在金融危机后对华尔街实施的改革：大金融机构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轻易获得资金，不会大而不倒；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成立使消费者可以在申贷时就获知明确的还款条款。不过奥巴马也承认，影子银行系统和住房信贷系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奥巴马最后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或许令人沮丧，但它是两个多世纪的经济、社会进步之源。在他执政期间，第二次大萧条被阻止，汽车业获得有效援助，金融体系规则全面改写，医疗制度成功改革，新的减排规则被引入：总之，新的基础奠定了。

哦，一切真有他说的那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