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却在西北重拳出击

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却在西北重拳出击 原创 黑曼巴 历史心发现

成化初年，虽然宪宗与兵部尚书王复，都肯定了榆林营堡纵深防御体系在河套防御中的作用，并积极加以改良，使其发挥最大作用；但以李贤为首，力主彻底解决河套问题的“搜套”方案，以“毕其功于一役”为口号，更具吸引力，拥有更大的影响。宪宗自幼经历了“土木之变”造成的国难危机、景泰时期的“易储”风波、天顺时期的储位危机，这使他生性内向而自卑，性格较为柔弱，在政治决策上，容易受到文官集团的影响。李贤作为保全宪宗储位的内阁首辅与顾命大臣，对于宪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宪宗一方面批准榆林营堡改良方案，另一方面又将“搜套”作为主流方案。而主张营堡方案的王复，最终被从兵部尚书的位置上赶了下来。

成化初年“搜套”行动中，由于石氏家族已经覆灭，“搜套”职责于是落到杨氏家族身上，杨洪侄杨信充任总兵官，在榆林地区集结军队，率军入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任命中，兵部尚书王复是持反对意见的，至于反对原因是出于对“搜套”方案缺乏信心，还是对杨信军事能力存有质疑，尚不清楚。但当时主政的李贤压制了王复，坚持杨信出任“搜套”总兵官。

杨信，“幼从（杨）洪击敌兴州。贼将方跃马出阵前，信直前擒之，以是知名”。正统末年，杨信升都指挥佥事。“土木之变”后，杨信仍驻守宣府镇，任怀来等处守备。在景泰元年（1450）护送粮饷途中，闻炮声而还，所表现的畏懦，与其初出道时的勇猛颇不相称，后来史事进一步证实持重甚至畏懦是杨信的最大弱点。景泰六年（1455）的一次军事行动中，杨信不依期进兵，导致作战无功。天顺元年（1457），杨俊因屡遭弹劾，并曾在景泰时期对英宗不利，因此在英宗复位后，便被诛杀。于是杨信便成为杨氏家族唯一尚能一战者，于天顺元年升任延绥镇总兵官，次年取得高家堡之捷。但从战果来看，战役规模并不大。天顺三年（1459），杨信协助石彪，取得了野马涧大捷。

可见，明朝之所以委任杨信充任“搜套”总兵官，是鉴于其天顺时期在延绥任上，具有一定战绩。但杨信畏懦的性格，并不足以指挥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军队调动非常缓慢，未能有效阻止毛里孩进入陕西。成化二年（1466），阿罗出再次进入河套，杨信虽取得小龙州涧之捷，但次月汤胤勣驻守孤山堡，中伏而死，引起了朝野震动，杨信再次面对巨大质疑与批评。在这其中，以王复为首的兵部多次对杨信及参赞军务文官项忠加以弹劾，一时之间，兵部与“搜套”官员之间关系非常紧张。

正当杨信身处信任危机之时，毛里孩在鞑靼内乱与冬季严寒双重冲击之下，请求与明朝展开朝贡贸易，从而退出河套，杨信虽幸运地不战而胜，得保晚节，但杨氏家族的最后一点威望，也被其消耗殆尽，杨信也最终从“搜套”行动中退出。

另一方面，他的政敌王复，也并未成为胜利者，同样失败地从兵部尚书职位上退了下来，与工部尚书白圭互换位置。

王复，字初阳，北直隶顺天府固安（今河北固安）人。白圭，字宗玉，北直隶真定府南宫县（今河北南宫）人。二人都是北直隶人，皆出身于天子脚下。同样巧合的是，二人都是正统七年（1442）进士，属一榜同年。但在试职期满之后，二人命运却呈现完全不同的转向。王复授刑科给事中，白圭授御史。虽然两人同属监察官员，在明代并称“科道”，但给事中基本在京为官，而御史多有外放。王复、白圭二人也确实从此内外分途。王复由于“声容宏伟，善敷奏”，适于殿堂值班、处理奏疏，从此走上了京官路线，先后任通政参议、右通政，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1465）升任兵部尚书。而白圭机缘巧合，在朱勇攻打兀良哈一役中担任监军之职，从此走上了外官路线，与地方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就在白圭与王复渐行渐远，仕途趋向大为不同之时，天顺四年（1460），在阁臣李贤推荐下，白圭被内调为兵部右侍郎，而当时任兵部左侍郎的恰是王复。在兵部内部的地位排序上，王复在先，白圭在后。两人不仅同乡、同年，甚至要同部为官了。明代六部官员有两种来源，一是内官迁调，一是外官内调。内外两途的结合，使明朝六部官员既熟悉朝廷典故，又了解地方实情，有利于处理政务。白圭在地方上的军事经验与取得的功勋，皆符合内调兵部的资格。明代兵部官员并不全然在京为官，地方征伐之事，也多由兵部侍郎，甚至兵部尚书主持。白圭次年便被再次外任，参与抵御孛来的战争。以白圭而非王复出征西北，可能是当时兵部尚书马昂鉴于白圭久历兵事，能力与经验优于一直在京为官的王复。白圭在这次战役中获得了胜利，为酬报其功，明朝需要升迁其职。但此时兵部尚书由马昂担任，白圭无由进取，遂转迁工部尚书。虽官职获得了升迁，但工部不如兵部重要，白圭的才略也更适合在兵部施展。

接替马昂任兵部尚书的是王竑。王竑在“土木之变”后，因倡导群官廷杀锦衣卫指挥马顺而名震天下。但若论军事经验，他参加过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军事行动也只是与白圭一同出征孛来。王竑起复之前的故官是浙江参政。此次起复，其地位应该是低于白圭的。取得战役胜利后，白圭得以进职工部尚书，而王竑仍然留镇西北。二者地位、功劳之差别，于此可见。但兵部尚书马昂调任户部，给王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王竑从而得居兵部尚书。如果白圭此前未被升调工部，兵部尚书的职位最有可能由他继任。明朝选择以王竑继任兵部尚书，而不以兵部左侍郎王复正常升迁，反映出当时朝廷对一直在京为官的王复管理军务的能力还是存在质疑的。但成化元年（1465），王竑便由于举荐岳正等人遭到李贤反对，而辞去尚书之位。兵部尚书职位再次面临空缺。在兵部左侍郎任上积累多年资历之后，王复终得执掌兵部。

但王复任职兵部尚书之后，军事既非其专长，又因弹劾当时文武系统知兵者的代表杨信、项忠，得罪了二人的荐主李贤，地位并不稳固。上自阁臣，下至总兵，王复已被当时掌握朝廷实权的人物隔离。其被迫出巡西北，与其说是明朝加强整饬西北边务之需，毋宁说是为能够处理各方关系，且为有军事才能的新兵部尚书的递任创造条件。王复从西北回还之后，便改任工部尚书，而时任工部尚书的白圭与之对调，改任兵部尚书。

王复离开兵部的政治因素是其所主张的榆林营堡防御方案，与成化时期主流的“搜套”防御方案相去甚远。在“搜套”已成主流方案的情况下，王复一直计较、纠缠于“搜套”行动的具体过失，虽在具体层面履行了兵部职责，但却在无意中站在了整个国家战略层面的对立面。

在当时政治背景之下，王复虽已明显不宜居于兵部，但若没有合适人选，明朝也不会迅速将之罢免。而正是在此时，白圭以其丰富的地方军事经验，尤其以平灭荆襄叛乱所带来的巨大声望，成为朝野众望所归的兵部执掌者。白圭为人确实十分干练。《明宪宗实录》便充分肯定了白圭的军事才能，“圭，伟仪状。历官中外，数从军旅之事。累有劳效” 。白圭任职兵部尚书之后，适逢固原土达满俊（满四）叛乱，白圭于是推举项忠总督军务，破格让他位列总兵官之前，率军平叛。

成化五年（1469），阿罗出再次进入河套时，兵部尚书白圭力主“搜套”。但白圭对于“搜套”行动的战略设计，却尚不清楚。《明史•叶盛传》记载：“满都鲁诸部久驻河套，兵部尚书白圭议以十万众大举逐之，沿河筑城，抵东胜，徙民耕守。帝壮其议。”但这条记载是孤证，其他史书都未见白圭有此主张。反而叶盛曾表达过类似意见，可能《明史》在纂修之时，将他人尤其是叶盛的言论误为白圭所发。

由于杨信能力不足以“搜套”，明朝改而委派平灭荆襄流民叛乱的朱永，充任“搜套”总兵官，并由文官都御史王越参赞军务。《明史》评价王越称：“长身，多力善射，渉书史，有大略。”他受命“搜套”后，当月便取得了胜利，展现出很强的军事指挥能力。

成化六年（1470），朱永统率军队，与阿罗出部众在双山堡展开大规模野战，并进一步追击至河套以内，最终明军获胜，取得了双山堡大捷，斩首106人，阿罗出受伤败走。双山堡大捷是朱永军队对阿罗出的搜剿行动取得的重大胜利。

阿罗出兵败之后，也如毛里孩一样，请求与明朝展开朝贡贸易，同样获得了明朝的同意。但阿罗出在朝贡期间，仍然进攻明朝，并与孛罗忽结合，再次进入河套并攻至怀远堡。但在此地，阿罗出中了王越的埋伏，王越取得了比双山堡更大的胜利，斩首164人。受到多次打击之后，阿罗出不再南下榆林，而是游牧于河套北部。成化七年（1471），阿罗出与癿加思兰、孛罗忽发生冲突，被后者逐出河套，从此不再进入河套。

此次“搜套”行动与杨信负责的那次相比，无疑在战役层面取得了明显战绩，朱、王二人军事能力，也应优胜于杨信。尤其是王越作为文官系统代表，在“搜套”战役中，展现了很强的战略意识与指挥能力，“而制敌设奇，（朱永）要不能如王越”，反映出文官系统在明中期武将断层的情况下，逐渐走到军事前台。成化七年（1471），朱永重回京营，王越遂统率军队，职责为“总督军务”，独立负责防御事务，成为陕西三边总督之滥觞。

但从战略层面而言，“搜套”军队并未在军事胜利后，进一步驻扎河套，巩固军事空间，而是采取遣散军队、分散就粮的做法，从而为癿加思兰再次盘踞河套提供了可能。这一战略层面失误，显然并非具体执行“搜套”命令的朱、王二人的责任，白圭作为中央倡导“搜套”的负责人与主持者，显然承担着战略规划之责。所谓沿河筑守、收复东胜，在整个“搜套”行动中，却未看出痕迹与踪影。

成化七年（1471），癿加思兰在驱逐阿罗出后，顺势也进入河套。成化八年（1472），白圭再次提出“搜套”。除王越仍参赞军务外，“搜套”总兵官改由平灭大藤峡苗人、辽东女真叛乱的赵辅担任。但赵辅平定大藤峡之功既多不实，而其征伐辽东女真部落，也是趁其势弱之时建功，不仅未安定边疆，反而导致后来女真的不断报复。可见，赵辅军事能力较为普通，但善于弄虚投机，从而不断获得晋升。

赵辅赴任之后，并未能阻止癿加思兰南下，榆林地区屡被进攻，赵辅遂遭到弹劾，后主动辞职。两月后，明朝命刘聚代替赵辅。刘聚上任之后，“搜套”行动仅取得了一些小规模战役胜利。反而是陕西巡抚马文升，在韦州防御中取得了很大胜利，斩首200人。

成化九年（1473）十月冬季来临之时，王越最终取得红盐池大捷，此役是成化时期明朝“搜套”行动的最大胜利，共擒斩355人。但这一胜利，却有些胜之不武。蒙古势力南下明朝时，基本都会将老弱妇孺安置于距离边境较远的地方，以防止明军偷袭。成化时期，鞑靼在河套经营已久，防备心有所松懈，从而在成化九年（1473）九月十二日南下时，未对大本营进行妥善保障。王越认为鞑靼“道远兵疲，必难取胜，宜率轻兵捣其巢穴”，于是从榆林东部的红山出发，昼夜兼行180里，到达白咸滩，侦查到鞑靼老弱妇孺在红盐池（又称“红咸池”），“连营五十余里”，于是兼程而进，“擒斩共三百五十五，获其驼马、牛羊、器械不可胜计，烧其庐帐而还”。当鞑靼抢掠回归之时，才发现大本营已经被偷袭，父母、妻子、儿女与财产都已荡然无存，于是“相顾悲泣以去。由是不敢复居河套，其势顿衰。议者谓此捷自前所未尝有”。红盐池大捷后，当月王越又上奏取得韦州大捷，斩首149人，但却有杀戮逃归汉人之嫌。

经过两次大捷之后，明朝对河套蒙古造成了沉重打击，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南下河套，“搜套”行动从而取得了战略性胜利。王越作为文官的代表，取得比武将更为卓著的战功，这反映出文官系统军事能力已然超过人才断层的武将系统。伴随鞑靼各部出套，“搜套”军事行动告一段落。王越作为文官取代武将，担任了固定防御河套的陕西三边总督。

但由于战略设计的原因，明朝在此大胜之后，仍未进一步在河套设置机构、固定控制，而是采取空置河套的方式，为鞑靼各部的再次入套提供了可能，河套也逐渐成为鞑靼的固定驻牧之地。

原标题：《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却在西北重拳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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