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我们离日本式获诺奖有多远，全球化时代的宗教

我们离日本式的诺奖井喷有多远

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

今年的诺贝尔季10月3日以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宣布拉开帷幕，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因“发现了细胞自噬机制”而独享这一殊荣，成为进入新世纪17年以来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第17人。日本在21世纪初出现的诺奖井喷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希望能从日本的成功经验中汲取营养。

《知识分子》公众号发布了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周程和研究生秦皖梅共同撰写的“17年17人诺奖：日本科学为何‘井喷’？”一文。文章指出，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大多是在获奖前二三十年取得的，因此要研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需要回头去看上世纪60-8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宏观而言，首先是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196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经济以近于10%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其次是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同样是在1960年代，日本制定了“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这一目标在进入1970年代后不久即告达成，彼时已经达到我国今天的研发投入水平，此后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面对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也依然不吝啬于科研投入；再次是1947年开始到1970年代初结束的第二次教育改革卓有成效，日本大学教育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学科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理工科学术比例上升，教育经费也大幅增产。这些因素为日本的诺奖得主们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教育和研究环境。

中观来看，日本的诺奖得主大多在国立综合性大学接受了教育，因此作者以名古屋大学为例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名古屋大学教师中“科研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作为日本最年轻的帝国大学，与东京大学等老牌帝国大学相比学术风气更为开明、自由与民主，并且能够不拘一格第选拔人才。此外，坐落在工业都市圈中的名古屋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长久而紧密，校内有着浓厚的额产学合作研究氛围，大幅提升了大学和企业开展原始性科技创新的能力。

微观方面，文章分析了日本的科学工作者身上的一些共性。首先，日本科学工作者中密集的师承关系十分突出，诺奖获得者中有不少“名师出高徒”的例子。其次，日本的科学工作者们比美国的科学工作者更擅长合作。并且，由于日本工匠精神的浸染和工业技术基础的影响，因此日本科学工作者往往用于改造实验装置从而做出全新的科学发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也在《知识分子》撰文讨论“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王晓东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中国大陆毕业在美国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已连续三年在诺奖颁奖时撰写评论。他在文章开头指出诺贝尔科学奖是三项，每项获奖者不超过三人，并介绍其博后导师戈德斯坦在诺奖宣布三周前讲述科学大奖为何多授予三人的文章，并结合中华文化中“三”的意义，指出三这个数字足够小而凸显，而又足够大而普适。

王晓东认为，建设能产生诺奖工作的生态环境也有“三”个要素：创造性、真实性，和影响力。

创造性包括新颖性和难度两方面。在他看来，创造性的工作来源也是三个：傻，碰，熬。因此，从机制上应该把科研资源给多一点人而不是集中在几个大佬，同时要给科学家自由。真实性是说科学的发现必须是真实的，可以被其他科学家重复，验证，和理解的，因此健康的科学文化环境应该是容忍批评的文化。影响力包括对同行和大众的影响，技术突破能够推动业界同行的工作因此易被认可，而造福大众是更高的指标，需要多学科的投入，获奖者背后的无名英雄们也同样值得尊重。

最后王晓东这样回答中国离日本式的获诺奖还有多远的问题：“中国的科学目前还比较二，离三不能算远了。”

卓新平：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宗教学问题

卓新平。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庆60周年之邀，进行了一场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宗教学问题”的讲座，《文汇讲堂》公众号日前整理发布了讲座内容。

德国的移民问题、苏格兰的脱英举动都与宗教原因有关，卓新平认为，只有认识宗教历史发展才能认清国际政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学发展经历了三场关于宗教学本质的大争论，分别是“宗教与迷信的关系”、“宗教是不是鸦片”和最近的“如何理解宗教学”问题。卓新平早年曾提出“学术神学”的概念，认为宗教学是一门科学研究的学科，可以以非基督教信仰者的身份对神学展开研究。从20世纪初陈垣、陈寅恪、汤用彤等人开始，中国社会的宗教研究就有着独立、客观、中立的传统。

卓新平指出，从宗教的产生开始，儒家就是世界宗教发展史中不可被忽视的一部分。他介绍说，雅斯贝斯指出哲学和世界性大宗教都诞生于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巴勒斯坦地区产生了先知，波斯地区则出现了二元神教，印度沙门思潮的产生形成了佛教和耆那教，中国则产生了诸子百家。德国蒂宾根大学普世宗教研究所前所长孔汉思则在《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一书中将世界宗教源头按地理划分为三大河系：两河流域以闪族为民族基础的先知型宗教，恒河流域的神秘型宗教，以及出现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以圣贤型、哲理型为表征的宗教。卓新平认为中国宗教具有一种整体观，认为此岸抑或彼岸世界都能产生神，这种观念或许能在世界宗教尝试进入整体时代以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他接着介绍了亨廷顿的八大文化圈理论，亨廷顿认为基督教、儒家、神道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五大文明和苏东解体以后新出现的三种文明一起形成今天的八大文化圈，其中中国是以儒教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圈。文明的冲突与对话都出现在文化圈相交地带。卓新平认为，当今世界各种宗教都有一种全球性发展的趋势，而宗教的全球化过程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西方政治的文化战略依据。

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宗教与国际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卓新平在讲座中梳理了民族宗教的历史根源，指出从宗教发展的历史来看民族宗教冲突有其不可解的症结。犹太教与伊斯兰教间历史上关于领土的争端不断，二战后西方在政治上扶植犹太民族国家建立带来的两教冲突成为该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始于7世纪，伊斯兰教早期处于强势地位，16世纪以后开始逐渐处于劣势，17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复兴过程中出现部分极端思潮，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

卓新平指出，全球化时代各宗教都在不断捍卫自身的价值地位，同时宗教也成为各个国家、民族加强国际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例如印度总理莫迪将瑜伽作为印度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大力推广。另一方面，全球宗教格局并非是一成不变，摩门教、巴哈伊教等新兴宗教的全球影响不断增强，而儒家也面临如何走出国门的挑战。

卓新平认为，由于宗教社团和现实政治的存在，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因此，民族宗教冲突的化解应当是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任务，包括解决中东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调解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教之间的冲突，化解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内部的的教派冲突和民族恩怨，以及化解原苏联东欧地区民族宗教冲突等等。与此同时，宗教发展过程中也展现出良性发展的一面，当代各种宗教的传播都超出其传统民族之界，范围扩大且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