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安妮宝贝，有什么好羞耻的？

读过安妮宝贝，有什么好羞耻的？ 原创 重木 硬核读书会

图源庆山（安妮宝贝）微博。

“安妮宝贝”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这位作者在世纪初所带来的争议其实延续到了现在。

每当她出新作，总是伴随着鄙夷与各种各样的“划清界限”。现在她已经不再使用“安妮宝贝”的笔名，新的笔名叫做“庆山”——似乎她也在于过去的自己分道扬镳。

其实，从“安妮宝贝”到“庆山”的转变过程里，就是一部新世纪以来的心灵史。关于她的作品以及争议中，我们能够看到是什么曾经击中了年轻人，能够看到一代人确实了什么，以及当下急速的转变中，我们的无所适从。

欢迎来到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我们放下偏见，认真地聊聊那位曾经叫做“安妮宝贝”的作家。

✎作者 | 重木

✎编辑 | 程迟

2013年，世纪初以《告别薇安》而成为一代人“情感教母”的安妮宝贝改名为庆山，开启了“庆山时期”。在这之后，以“庆山”为名出版的散文集《月童度河》、小说《夏摩山谷》等，也都明显地转向了一个更加注重对个体内在、心灵、精神性的探索与思考，并且整体意象与氛围开始趋于一种佛教空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庆山”一名隐隐呼应。

2021年，庆山出版最新散文集《一切境》，根据其自序，这部散文集延续与深化了她出版于2013年d的散文集《眠空》中的主题，即“进入一个更注重探索哲思与记录当下的阶段”。

《一切境》

庆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11-2

安妮宝贝的转变一方面看似令人意外，但另一方面却似乎是水到渠成。

无论是安妮宝贝时期的作品还是当下庆山的写作，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起承转合关系。

从《告别薇安》里在现代都市情感中的东奔西突，最后碰得遍体鳞伤的坚硬女孩，到进入人妻、人母角色之后开始面对的另一种处境。

就如庆山在其阔别多年后的新长篇《夏摩山谷》中构建的故事——那些处于安稳富足中的女人遭遇的中年危机，不仅来源于其个体生活，还来自周遭所不得不面对的诸如婚姻、家庭、夫妻关系与亲子教育造成的困扰，最终造成她们自身的精神危机，从而需要一条新的救赎之路。

2019年庆山携自己的长篇小说重回人们的视野中时，许多人或许依旧没能想到其影响力的持久性。当后起于她的郭敬明、韩寒等人早已远离文学，张悦然、笛安等人开始努力地在纯文学领域谋获一席之地，安妮宝贝摇身一变成庆山，延续着世纪初的影响力，在不景气的图书市场掀起波澜。

就如在豆瓣上这部书出现的两极评价，一些人作为安妮宝贝的读者依旧对其呵护有加且为其作品感动；而另一些曾经或许读过或许没读过的人也依旧冷嘲热讽，重复着那些陈词滥调，怀疑安妮宝贝作品的文学性。

不入流的“安妮宝贝”

对于主流文学界而言，安妮宝贝始终处于边缘。

或是因为其网络作家的出身，或因其小说的主题，对所谓的纯文学而言，她的作品始终是“不入流”的；而对于做文化研究，尤其是涉及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现代都市、新兴中产阶级、女性，以及女性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时，安妮宝贝与卫慧、棉棉等女作家的作品一起成为最好的研究标本。

无法否认的是，对于那些真切地被这些小说和散文所影响而成长起的一代人而言，安妮宝贝成为塑造他们情感与情爱表达模式的最重要一环。

根据安妮宝贝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七月与安生》。

作为世纪初的网络作家，安妮宝贝等人或许是最早一批开始书写现代城市、都市爱情与欲望的流行作家。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城市中产阶级和年轻人的影响，这些网络作家潜移默化地影响与再生产着他们的都市生活经验以及对现代性感官体验的想象。

安妮宝贝的都市经验和情感书写模式直接影响到后起的郭敬明与张悦然等人，恰恰是这批作家成为其后引领当代中国青年流行文化的“精神导师”。

当纯文学在刚刚得到解放而如饥似渴地吸收国外流行的文学创作手法时，敏锐的网络文学早已伴随着现代都市发展与互联网的便捷而开始直接书写当下。

1997年创办的文学网站“榕树下”，孕育了安妮宝贝等一大批作家。

区别于传统文学对乡土的念念不忘，网络与流行文学已经成为书写当代都市经验和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八九十年代的飞速发展，人们在期待与惊慌中进入一个崭新的、充满种种可能性的时代，如盲人摸象般开始探索和创造新的感官体验模式、书写和表达方式。

彼得·盖伊在《感官教育：布尔乔亚经验》中以各种非常规的材料——如亲密信件、画作、梦境以及私人日记等——研究西方19世纪新崛起的布尔乔亚经验，尤其注重他们在爱情、性与感官享受上的认知。

盖伊认为，恰恰是对于个体感官的重视和发掘，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话语和模式，成为布尔乔亚阶层感知和体认现代性的最直接和亲密的方式，并且在随后也成为这一阶层最典型的特点。而这些原本在古典时代遭到否定或压抑的感觉经验，也恰恰与现代都市发展和新空间格局的展开有关。

《感官教育：布尔乔亚经验》

[美] 彼得·盖伊 著，赵勇 译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

安妮宝贝的作品恰恰处于当代中国转型中的这一节点上。就如戴锦华在谈论其作品时所指出的，整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都在不断构造和期待中产阶级的出现，而新中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模式也恰恰需要新的感官教育。传统来源于乡土的情感结构已经过时，而执着于乡土的现代小说也难以提供这一新的需求，最终网络和都市小说成为示范，想象与书写着新中产的感官经验。

在《告别薇安》中，情感充沛、意志强烈的女孩在现代都市中寻找爱情，陷于灵与肉的纠缠。由安妮宝贝通过其精致的文学描写所建构的现代都市生活、语言审美、两性以及情爱意象和氛围，成为其后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现象级的后继者文学中的经典桥段，也成为年轻人QQ空间中的签名和对于自我的想象模板。

愤怒、忧郁的青年

与“世界末的华丽”

一种世纪末的华丽在过分的物品描述和自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也恰恰是在这一繁华之间，九十年代的新中产迎来了他们的高光时刻：一种生活品质的塑造、关于身体和情感的关注，以及对个人风格化的练习……这些我们都能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发现踪迹。

对于世纪初一切皆新的城市青年们来说，父母辈的生活经验已经不足以为他们提供新的生活榜样或模式，并且对新事物和新可能的渴望也让他们憋了一股火，随时可能爆发。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世纪初前后的网络小说中发现如此多愤怒又忧郁、痛苦又先锋的青年形象，如曾以其经历而声名远扬的春树，如大胆地书写性爱与高潮的卫慧与棉棉，以及安妮宝贝。

卫慧小说《上海宝贝》。

就如“安妮宝贝”这个名字与她的小说所形成的鲜明对比，看似乖巧的女孩写着最残酷的青春疼痛。

这样真实的青春疼痛让一代年轻人对安妮宝贝爱恨交织，就如有些豆瓣评论所说的，她们在安妮宝贝的故事里看见了自己的脆弱、无能和叛逆，并从中获得共鸣而得到些许安慰。但当如今长大成人再回首时，却会有些羞愧。正是这种羞愧让许多人不愿提及自己曾受惠于安妮宝贝或郭敬明，这种羞愧感背后暗藏着被我们忽视的东西，即对个体成长过程中感受、情感和心灵的关注。

主流文化往往通过把它们贬斥为“多愁善感”而对其忽视，但对个体而言，它们却是真实的苦恼和困境，是当时一切的生活。

正是在主流文化对这些零碎的、不堪且看着不痛不痒的青春疼痛和迷惘的贬低中，网络和流行文学托住了那些不知所措的青年们，书写他们熟悉的青春遭际和痛苦，并尝试着在其有限的范围中提供一种暂时的解决途径。这是安妮宝贝那些看着矫情的小说对于都市青年们的意义所在，它不涉及家国天下，只涉及个体真实的情感危机和感官体验。

“从自己，看到天地，看到众生，这是以艺术为法门的进阶”，后来那个叫庆山的作家在其《眠空》的序中如是说。而对于“一种真诚而独特的个体表达”的坚持，恰恰是安妮宝贝由此得以持续地吸引读者的原因。

从“安妮宝贝”到“庆山”

这一点在她改名为庆山之后所写的作品中表现得更加鲜明。

从“安妮宝贝”到“庆山”的改变背后，一方面可能是安妮宝贝这一个体的自我转变，另一方面或许也反映了在“安妮宝贝”这一文化象征背后所遭遇的现代困境。从《眠空》到《夏摩山谷》与《一切境》，庆山“如实记录当下某一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行，是对心境的一种记录、对照、检查和实践”，一种内省的法门进阶成为这些散文和小说的核心。与作者个体心灵更加亲密的散文更能透露出庆山对于自我内在灵性寻觅、修炼和保养的专注，而早期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冲撞、迷惘与无解开始渐渐消失。

《一切境》中的庆山变得就像是2017年侯虹斌那篇著名文章《为什么文艺女青年在人到中年时都走上了修仙之路？》中的主角，辗转于印度、不丹、喜马拉雅之间，在隐秘山谷、寺院、山水、幻海、惹觉、犀地等空灵意境中寻觅与修炼（见《夏摩山谷》）。除此之外，像“旅行、种花、喝茶、读书、听音乐、健行、看电影、烹煮、清洁……做各种琐碎而细微的家常事情”，也都可以成为“心的训练、心的表达”（见《表演》）。而这些文学书写和创作也是这一训练和表达的一部分，是个体的修行。

来自安妮宝贝微博。

正是这样的庆山让许多读者觉得似曾相识，又觉得陌生。然而这两者是共存的，从“安妮宝贝”到“庆山”背后变化的是它们所隐喻的当代城市与中产阶级的困境。

曾经在都市中肆无忌惮且追逐着感官体验的酷女孩，如今成为人妻人母，按照中产阶级设定好的生活模式进入家庭，养儿育女；与此同时，也开始遭受着现代中产婚姻和家庭的一地鸡毛，那些生活富足的女性对于自我意义的焦虑与恐慌，以及存在的危机。

于是在《夏摩山谷》里，我们便看到那些在当代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婚姻危机，以及对情感虚无之后个体该何去何从的思考。曾经的安妮宝贝对此并没有什么答案，或许她也不需要，她坚定决绝地感受着都市爱情的虚幻；但庆山以及无数像她一样的人需要，因此也开始寻觅另一条道路来解决这些困境。

对庆山来说，“实现自度，即是帮助世界”。因此，“庆山时期”的作品就像她的旅游、种花、喝茶与参禅一样，都是为了自度。而这一“自度”主要是通过对个体自我以及生活的风格化，即把日常的、家常的事情变成自我塑造的工具，并对其艺术化。所以在《一切境》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专注于自我内在精神性修养的作家形象，一个在现代城市、科技理性与物质泛滥中茕茕独立的反现代个体。

在庆山接受的采访中，她曾对我们当下的社会有过这样一个看法，“目前社会我们仿佛被一种单调而功利的价值观所推动，并且不加入其中的人会觉得极为孤立而茫然”；而对现代化进程和科技的力量，庆山认为“它们对物质世界有用，但对人的心灵层面似乎有些负面影响”。而她的作品恰恰通过关注个体的内在心灵的修养以及生活的风格化塑造，企图改变个体在现代科技与物质中的异化状态。

正是这一点呼应了当下众多现代人的痛点，就如我们在对李子柒那些短视频的痴迷和向往中所看到的。现代城市的陌生性导致人际关系淡薄与情感交往短路，再加上朝九晚五的工作最终带来的似乎并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更多的辛苦和无出头之日的苦闷，从而让人对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渴望。

心灵鸡汤与风格塑造

李子柒的田园牧歌打中了城市人的向往，而庆山对于个体生活的风格化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逃脱的路径，一种通过自我技术而实现的现代个体及其生活形式。

《自我技术》

[法] 米歇尔·福柯 著，汪民安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

福柯曾在其《自我技术》中指出，区别于现代社会来源于外在的规训主体，古希腊人则是通过自己来塑造自己，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主体模式。这种古代的自我规训所遵循的是一种风格化的生存美学。庆山在其散文集中选用日本俳句和明清笔记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的身体力行，正是一种风格化的自我塑造——如她所说——期望能由此形成一种“优雅、端正、有气场”的形象。或许也正是这一自我风格化所可能实现的自足与平静，才使得当下各种参禅、喝茶、插花等成为都市人日常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来自个体灵光闪现的内在心灵修炼而形成的美文，也往往会是真理和心灵鸡汤的混合体。这也是庆山最近几部散文集所受到的批评，而在其背后是对自我艺术化的质疑。尤其当它渐渐流露出忽视一切外在的社会现状以及客观处境，而一味地强调个体通过改变自身心灵来面对外部业力时，庆山的局限以及她所隐喻的整个中产阶级的情感和生活模式的困境也便显露出来。

这或许就是在安妮宝贝变成庆山之后遭遇毁誉参半的原因：一方面它们渐渐成为“另一种生活”的模板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它们其实是庆山面对无力改变的现实所找到的一条“曲径”。这条曲径本身就置于现实的社会阶层与生活处境之中，因此存在着区隔，所以才会在其他人的眼里看着像是富足之后的无病呻吟。然而这些迷惘、无聊和痛苦也是真实的，庆山所实践的或许也就是她所书写的，而其遭遇的困难也都在那些小说和散文中真实地存在着。

无论在《夏摩山谷》还是《一切境》中，庆山身上对传统文学和审美的关注越来越多，尤其对佛家的兴趣使得她在关注个体心灵的同时也过分轻视了外部的业力。但相比于散文中所展现的作家个体心境体验，小说的复杂或许更能反映出在这一探索之中的矛盾和无解，而这也透露出似乎看得明白的庆山并未“四大皆空”，依旧是活生生地参与着对这些贪嗔痴的观察和书写。

安妮宝贝的作品再版多次，仍有市场。

从2000年安妮宝贝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告别薇安》到2021年的《一切境》，她始终伴随且参与着当代中国这二十年的情感教育。这种现代城市经验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感官经验的塑造，成为现代化中最核心一环。

当严肃文学讨论着历史、国家和天下时，安妮宝贝的网络和都市小说则专注在城市中的芸芸众生，看他们在其中追逐爱情、享受感官刺激以及在难以排解的孤独中耽溺；而当少男少女们进入婚姻，新的处境让庆山诞生，而她也一如既往地在自我生活和经验中创造出一个新的可能，成为那些迷惘之人的榜样，并留待希望。这也就是她始终能引起这么多读者共情和共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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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重木

编辑丨程迟

校对丨陈捷

原标题：《读过安妮宝贝，有什么好羞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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