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的“泄密”与唐长孺的“保密”

网上读到樊平先生《燕东园里的先生们》一文，作者是北大经济学系樊弘教授的儿子。樊家与周一良先生家相邻，文中亦忆及周一良，呼周伯伯。难得的是作者并没有“为尊者讳”，文中说：“过去的事儿，想起来还真好笑，记得一天周伯伯在燕东园给居民们上课，煞有介事地大讲江青同志的革命事迹，看来他这个书生上了贼船，却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真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呢！”为某个历史时段的周先生画了素描。樊先生之后所作的生动描述则耐人寻味。其云：“还有一天，我在周家玩，周伯伯回来了，板着脸对我说今天校党委开会决定开除你父亲的党籍，同时还有法律系陈守一也被开除了。我猜他是在给父亲通个信息，让父亲有所准备，但他又不能丧失革命立场，所以要非常严肃地把此事告知我。果然，当天晚上，打我父亲起家的校党委组织部长徐某某，来到我家宣布党委的决定，还好有周伯伯的消息，我父亲有了思想准备，没有出大事儿。”周先生竟敢泄密。

看不透时局而上了贼船的“书生”，在学术研究上能参透历史；而参透历史，丝毫不能帮助他看透时局。戏剧化的情节发生在戏剧化的时代，戏剧化的时代又产生戏剧化的人物。这种人物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不止一位，又多出于史学工作者，真让人怀疑“以史为鉴”的可能性与真实性。

在那样的时代，周先生敢于泄密，或许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我则信之，因人性如此，周先生做不到决绝果断，故因心软而救人；因个性而处弱势，已不能立于不败之地，越可能存侥幸而冒险。高压时代固盛产平日料不到的恶，却也一定会产生同样料不到的善。

与此有关的另一则材料，其戏剧性丝毫不减或更过之；而其真实性更无问题，因目睹者众。

中华书局张忱石先生《唐长孺先生琐记》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接班人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在山海关乘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称之'九·一三事件'。事后，有一段时间是严格保密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虽然这位副统帅早已身首分离、魂归异国，还以为他身体永远健康哩。林彪是接班人，这是写进党章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总要向全党全国人民作一解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文件传达。传达方式是先党内后党外，先中央后地方，先干部后群众，一级级、一层层地往下传达。”

不知是不是戏剧化的情节对作者本人也产生刺激作用，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是妙笔生花，描述生动，请看这段：“（中华书局）向全体员工传达'九·一三事件'，已经是这年的冬天12月。在此之前，社领导、各级干部、党员早已听过传达，即使尚未听过传达的一般群众，也从亲朋至友那里打听到了，林彪出事，已不是什么新闻，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那天，由第一把手汝晓钟传达，他当过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江苏人，一口吴侬软语，为使文件传达得更清楚，他读得很慢。汝晓钟刚读文件开头几句即林彪、叶群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蒙古温都尔汗（大意），陈仲安先生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一声‘啊!’嘴里自言自语讲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一脸的迷茫，不知所措，在座位附近来回走动，当他抬起头来，看到所有的人目光正注视着他，陈仲安先生感到自己有些失态了，又回到座位上，会场又静了下来，汝晓钟又一板一眼把文件传达完毕。照例宣布各编辑室要根据文件精神学习讨论。大家三三两两离开时，汝晓钟又走到麦克风前讲了一句：‘唐先生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陈仲安先生是唐先生五十年代的学生，三次跟随唐先生进京整理二十四史，他们住在办公大楼三层一个套间里，外间为陈仲安，内间为唐先生，师徒二人，情同父子，同居一室。唐先生听传达文件要早于陈先生二十多天吧，可是他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从来没有向他的爱徒透露半点消息，那怕一点暗示亦没有。”这段不求简洁，作者似亦不欲下笔动人，只管自己叙述，在密不透风的叙述中让人物登场，作者变成了导演。

没法儿不把两则材料放在一起读。作者所记陈仲安先生，真是读一次笑一次，极富戏剧效果。两次保密事件所保之“密”固不同，时间也不同，一保密一泄密更不同，而所刻画特殊时代之人性入木三分则同，令人掩卷长叹亦同。

唐先生同周先生一样，一出场就处于“弱”，不是强势的人。而其谨小慎微，或更为人所轻，以为虽不必入《外史》，然亦不足入《世说》，不够风流也。他学术上有巨大成就。我觉得他极其聪明，于时代有清醒认识，能自处渺小，处易败之时，而善自处，有所成就。这番描述，陈仲安的声音神态令人久不能忘，而实际上令人不能忘的是身后于高压时代静立不作声的唐先生。唐先生能委屈自己，故能有大成绩。与之相比，在太平时代做出成绩的又算得了什么呢？

二位史家硬比，周先生身上几乎集合了知识分子所有的缺点，笨拙不乏可爱；而唐先生克服了书生的某些缺点，理智阻其任情。叹息十年真一梦，如何评说贤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