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该如何谈论死亡？作为通识教育的“生死课”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还在中青报做记者的陆晓娅编发过一篇读者来信，题目叫做《谁没想过死呢？》。二十年来一直让致力于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并多次在校园进行自杀危机干预的陆晓娅不断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是：死亡如何成为活着的力量？随着父亲的离世、母亲的失智与自己的日渐衰老，陆晓娅对于死亡的思考越来越清晰，并在退休后带着使命感在北师大开设了一门通识教育课：影像中的生死学——通过电影与学生共同开展生命与死亡的探索。在这门课程至今已开设六轮的当下，北师大出版社把陆晓娅的生死学课堂教学笔记集结出版成书：《影像中的生死课》。

对“死亡”话题的讳莫如深，在中国社会与传统的一再诀别之后，始终没有从我们的文化中驱散。与此同时，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又以精细的分工为本就禁忌的“死亡”再度赋魅——火葬场、墓地与生活空间的隔离，被封锁在医疗空间中痛苦的临终，都使得死亡的发生越来越隐蔽。这样一种神秘感和不可言说性，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对死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被陌生化助长的恐惧。然而，“死亡”却一再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焦虑之中：不断曝光在社交网络中的抑郁症自杀者。

讲授“生死学”的目的并非教授学生如何消解死亡焦虑，恰恰相反的是，它是要在死亡被文化变得不可言说的当下，适度唤起学生的死亡焦虑。就像陆晓娅在起始课上播放的影片《时间规划局》的片段：在脉搏的跳动声中，倒计时的数字惊心动魄地呈现了生命清零的过程，提示着生命的有限性。这一17分钟的影像片段精确地传递了陆晓娅开设生死课的动机：让死亡成为生命的参照系。

抑郁症是自杀的答案吗？

在通过电影《死亡诗社》引出的“自杀”问题的课堂上，陆晓娅把这个危险的话题从暗流汹涌的校园中打捞了起来。虽然近十几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伴随大量农村妇女进城务工而带来的全国自杀率急剧下降，然而据陆晓娅观察，校园中的自杀率却有增无减。

有学生在课堂上质疑“把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判断，虽然这会让作为老师角色的陆晓娅担忧，但是公开的辩论让这个话题“感光”，在她看来总好过潜伏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汹涌。

随着国内“抑郁症”问题越来越被重视，这一病理化指称似乎成了解释自杀问题的不二工具，每一次个体自杀行为在媒体上曝光，随之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便是宣称可以代表“普适性”的抑郁症体验和为抑郁症做标准化判决的量表。这一现象也引起了陆晓娅的警觉，她认为自杀和抑郁症的直接挂钩是严重的误解，更准确的关联应该是：重度抑郁症的人自杀的风险比较高。社会结构性原因、个体特殊的境遇和生理指标之间在抑郁症病症上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量表和病理化命名毫无疑问缓释了我们为自杀寻求合理性的集体焦虑，但与此同时也简化了个体自杀背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起到了自我暗示和强化的作用。

人的焦虑、抑郁情绪与生俱来，而“抑郁症”作为精神疾病的名称是美国被“制造”出来的，其历史不过百年。“1000个抑郁症病人有1000个抑郁的故事，每个人抑郁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抑郁症的成因非常复杂，甚至于抑郁症并不是一种病，是一类病。”临床心理学博士同时也是精神科医生的北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副教授徐凯文说。他进而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抗抑郁药是一笔大生意。据统计，制药公司全世界每年卖的最好的药之一就是抗抑郁、抗焦虑和抗精神病类的药物。“每个人都会有抑郁，抑郁到什么程度该吃药？当精神疾病的标准被人为地放得越来越低，从而让更多人符合诊断时，对医药公司来说，就是巨大的利润空间。”徐凯文并不否定药物的作用，但是在他看来，解决社会环境中出现的境况要比关注标准化的生理指标更重要。抑郁症的病理化命名，在法国思想家福柯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精神科医生的霸权，站在“正常”的位置，以命名的方式来排斥“失常者”。

“很多问题出现在前大学阶段”，陆晓娅根据多年危机干预的经验分析，“比如从农村、小城镇、边远地区来到大城市的孩子，面对剧烈的环境变化和新的评价系统发现自己优势尽失，很容易自我否定”。陆晓娅通过在死亡课上引入电影的开放文本，把个体境遇与文本所引出的情境相连结，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身与所处环境的冲突所引发的焦虑。“让他们明白这是在这个年龄段很常见的‘成长性危机’，也就能帮助他们把自身的所谓问题‘正常化’了。”

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哲学系教授陶国彰说，“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对于陆晓娅的生死课，重要的是把想到死的时刻转化为一种对自我生命的质询：在迫近的困境中，审问个人的自我价值。“告诉轻生的孩子‘你要珍惜生命’，我不太相信是有用的，所以我更愿意采取一种对话的方式，去和他们一起进行探索死亡和生命的意义。”

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帮助她把关于存在与死亡哲学维度的拷问带到了课堂上，“死亡终究是最孤独的人类体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而意识到那一刻的存在和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便会产生一种“觉醒体验”，把自我从芸芸众生重分离出来。死亡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成为促成生命成长的机制——向死而生。

如何面对周遭的死亡事件？

在自我的死亡焦虑外，另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扰动，便是周遭的死亡事件。陆晓娅还记得起始课上她布置给学生们的课后作业——《死亡离我们有多远》。从学生们交上的文章她发现，这些年轻人所亲历过的死亡远比她想象的要多：祖辈的病故、同学的意外离世、曾近在咫尺的汶川地震……

然而如何面对生命中的死亡事件？陆晓娅印象很深的是，她在“非典”期间带团队去一个中学做哀伤辅导，因为一个班的班主任刚因“非典”去世。但是这样一个消息，很长时间没有人正式告知那个班级的孩子，更没有集体的追忆。团体辅导终于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面对老师的死亡、铭记老师曾经的付出。后来，孩子们所写的文字、所做的纪念品，也带给死者的家属很大的安慰。

在现代医疗体系不断把死亡陌生化的今天，陆晓娅发现孩子们经常在父母和学校的管控下与身边的死亡事件隔离开：祖辈在医院经历临终时刻父母会尽量避免孩子的在场；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的意外死亡也经常只作为私下的传闻出现，而非集体面对和哀悼。“仪式”的丧失，不止弱化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人类生命传承之连结的感受，也使得哀伤得不到舒缓。

陆晓娅在课堂上以日本电影《入殓师》，引出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的现代丧葬制度对人的异化。葬礼在今天大多由商业机构和政府机关运营，火葬场和殡仪馆的标准化、程序化和私密化提高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效率，也把人们对死亡的感知恐怖化了——失去温度的、不洁的尸体。

解放后，在破四旧的移风易俗话语下，繁复的“丧”“殡”“葬”“祭”等厚葬风俗被建构为与“文明”话语相对的“落后”的传统。在今天媒体对“冥婚”等乡村仍偶见的传统中陋习的揭露，更强化了公众以现代社会观念对“落后”习俗的抵触。然而，陆晓娅担心的是，丧葬的其他功能也被标准化的程序取消了。“‘聚在一起’的社会性礼仪，有助于人们战胜因死亡而造成的削弱、瓦解、恐惧、失望等离心力，而习俗与仪式的丧失带来的是许多人没有机会处理自己的哀伤而陷入抑郁情绪。”

与此同时，配合现代社会节奏的公职人员丧假制度安排，也把人与人关系的伦理话题，无情地抛到了我们面前。大多企业和国家机关执行劳动法对公职人员所规定的丧假，通常只有1-3天，而城镇化带来的子女的父母两地的分离，时常让服丧无比匆忙，这匆忙的节奏也异化了人对于生老病死的原初情感。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里母亲在乡下离世的一幕。儿女在东京接到了母亲病重的电报，兄妹二人匆忙赶路前犹豫了几秒，商量着要不要带上丧服。“带上吧，用不上最好”，他们最后决定道。陆晓娅同样以一个发生在中国现实中的故事结束了这个令人不胜唏嘘的话题：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假回家探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仍没有要死的迹象，抱怨说：“你到底死不死？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自杀了。

“恐怕今天的城市里只剩下大街上烧纸这唯一一种日常生活中舒缓哀恸的‘陋习’了吧。”陆晓娅决定把参观墓地纳入明年的课程。

如何开展生死教育？

在2012年第一轮开课的时候，每周五上陆晓娅的课被学生们称为“周五综合征”，这是一个“高情绪唤起”的课堂。“学生们想来又害怕，甚至产生心跳加速的生理反应”，陆晓娅总结每一轮的经验，调整课程设计，在谨慎的觉察中持续着她的“教育探险”。

“生死学”当然不是陆晓娅首创，事实上，死亡教育在西方很常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高校陆续开课了。最著名的大概是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他的《死亡哲学》公共选修课就曾引起轰动，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点击量过亿。在国内，“生死学”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过。然而，与以往多为哲学出身的讲授者不同的是，而陆晓娅却是半路出家的心理教育学者。她想做的是把死亡话语从哲学家的书斋里和医院的白色巨塔里解放出来，让普通人也可以言说——因为死亡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生命工具。

陆晓娅并不系统地探寻一套“生死学”体系，在她看来，学校既有的教育体制是工业化的结果，教育把人“结构化”——按照年级、学科分开。她以电影作为媒介，引入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命伦理学等多维度，并巧妙地把个体经历融入到课堂中，尝试打破知识与现实的分界。“生活毕竟不能分成语文和数学”，陆晓娅说。

随着中国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自己的身体如何被对待等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的视野。死亡教育在中国的当下对医学生而言尤其重要，它可以引发生命伦理的再思考。工业化使医学实现了精细的分工，也让医学的人性化越来越低。从望闻问切过度到声光电磁——医生与病人有温度的连接被技术医学隔断了。

前年在台湾慈济大学医学院的参观，给了陆晓娅很大的震动。因佛教背景，医学院的解剖室在又大又明亮的房间，解剖是非常庄重的仪式。解剖前，学生会采访“大体老师”（遗体捐献者）的熟人，写出其生前的故事。解剖时，故事和照片就贴到遗体的身后。“知道他们生前的故事就不会把尸体工具化，而更像是一个熟悉又亲切的人”，陆晓娅说，“这样的训练是希望他们日后成为医生对待病人也是这样，是跟人打交道，而不是对象化的病症。”

令陆晓娅欣慰的是，她目前培训的老师中，有不少医学院的老师准备开课。年轻的老师顾虑知识结构的限制，难以驾驭死亡学这样庞大的脉络。然而，陆晓娅的经验恰恰是打破所有旧式传道授业的系统，让课程在过程中生成，课堂的构建由老师和学生一起完成。在她的课堂上，甚至连旁听的食堂阿姨也参与到了启发性教学之中。

“不过，我还是希望年轻的老师都能讲出自己的生死学，而不是‘陆晓娅的生死学’。”陆晓娅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