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髀设·实践|平遥梁村:一个乡村青年眼中的遗产保护
2011年,作为山西平遥梁村的一位普通青年,小冀参加了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在自己家门口发起的遗产保护工作营。他后来又参加了不同地方的数次工作营。现在就读于山东某高校,学习与遗产保护无关的专业。
遗产保护工作营里大部分营员分别来自法国和中国其他城市。作为当地村民的小冀,对工作营的体会自是不同。工作营给小冀的生活带来了变化,让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原本习以为常的梁村。小冀说,自己是一个跳脱平遥的小孩,走出了村子方知村庄的珍贵,才开始喜欢平遥的当地文化。现在的小冀,希望通过看书、走访、讲读,了解和分享更多家乡的事情,他希望为家乡做点事。
2016年5月,他专门从济南坐火车来到上海,参加在阮仪三基金会在上海衡山和集书店举办的分享活动,阮仪三老先生也特别向在座的听者介绍了这位年轻人。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青年人非常棒的实践,也是不同于浅尝辄止的一种行走。
无论乡村复兴计划(例如安徽碧山计划、山西许村计划),还是像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这种将着力点放在古建筑保护上的工作,都会涉及不同利益方的职能划分及参与度的问题,相关利益方可能包括:政府、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商人、设计师、居民等等。在各种乡建计划里,有资本商人的投资计划,有从艺术角度复兴村庄的梦想,无论谈情怀,还是搞产业,每人都有一套话语,在众多声音中,唯独缺失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这些村民,是这个村庄的主人,但同时也是沉默者。
我碰巧就是这些村民中的一员。我所生长的村子是山西省平遥县梁村,这里是平遥县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又因阮仪三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刀下救城,保护了平遥,所以由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牵头,由中外的年轻人共同参与的遗产保护者工作营,在2011年落户梁村。
图为当地工匠教法国营员砌墙,2014年营友水芳摄于积福寺参加遗产保护工作营
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是面向公众的遗产保护活动。在国外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通过这个活动,当地那些颇具价值但并不享有赫赫名声的老房子得到了修缮,或者说是再生。同时,志愿者自己亲手修复这些老房子,不仅在实际劳动中学习遗产保护的知识,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还提高了自身的技能,扩展了自己的视野。
我的家乡——梁村,位于山西省中部,属丘陵地带,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变迁,民风淳朴可爱。明清时期梁村经营店铺票号的掌柜、经理多达百人。在清朝中晚期以至于民国初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票号业的人才,其中不乏金融巨擘(有的甚至做到总号大掌柜的位置,相当于今天的银行行长)。这些富商巨贾留下的历史遗存丰富而鲜活,如设计考究的照壁、悬山顶垂柱过门、门楣和横梁上精美的木雕图案、复杂多变的窗棂、雕刻精细的柱础、气派的古戏台……无论建筑民居,还是民俗生态与乡土文化,都比较完好地保留了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态全貌。
我们村子一共有四五千人,以冀、毛、雷、史、王五大姓为主。村中的劳动力大部分从事建筑行业,主要有现代建筑的模具租赁、主体修建、外墙装饰以及室内装潢一条龙服务,服务于晋中市及其周边工程建设。只有极少一部分从事于古建修复行业,因为古建市场需求量较少,且工匠培养时间成本较大。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以28到65岁的男性村民为主力,老人和孩子则打理村中为数不多的几亩耕地。20到28岁这个年龄段,正是村子流失的人口,他们大多数在中国东部及北部,或求学或定居,回流率堪忧。现在村内还有袜厂、饲料厂、鸡场、沼气厂等。总体来说,今天的梁村,不以农业为重心,建筑业、服务业和商业齐头共进,算是一个小康村。
作者摄于梁村天顺堡民居窑顶我在2011年与工作营结缘,一直参加到2014年。2011年,这个为期半个月的遗产保护者工作营,设在梁村以前最大的一个寺庙——积福寺,这个庙始建于大唐贞观二年(628),经过历史的风雨动乱,已是岌岌可危。参与的营员在当地工匠师傅的指导下进行修复,最后使这座古庙恢复原状。
我在工作营里,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更多时候,我是工匠师傅与营员之间的翻译,因为营员听不懂平遥话,师傅听不太懂普通话。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营员,对一切都很好奇,干点啥都要问问大师傅,而大师傅以前也没带过这样毛手毛脚的大孩子,“对付”我们这群喊着来帮忙,实际有可能添乱的大孩子,总是焦头烂额地来一句“等一哈”——“等一哈”也就是“等一下”的意思,刚开始,大家连这个“等一哈”都听不懂。
在工作营里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拔草,平整地基,切砖,扬灰,搬砖,活水泥,砌砖,放拱券模具以及最后的安装和拆卸脚手架。我是农村孩子,力气大,有一些我会抢着干。我现在还记得法国营员宝琳刚拿到铁锹,竟然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用脚使力,把大家都给逗笑了。总之,作为营员,我不仅收获了友谊,更收获了欢乐。
2011年工作营营友摄于积福寺大殿西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当地人和营员会发生什么关系?15天的工作营,其实是一个短暂性的试点项目,工匠和营员交流不是很多,有时是因为语言不通,有时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认识不足。比如,刚开始的时候,营员怪工匠不教授真本事,而工匠则嫌这些外来客不懂入乡随俗。换句话说,就是客人嫌主人没有待他们宾至如归,主人人则嫌客人没个规矩。当然,在合作实践一段时间之后,双方都削减了隔阂,消除了误解。但是,工匠和营员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必然的,这也反映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的深层意义是什么呢?
一言以概之,梁村工作营的更大意义,是唤醒参与者对古建保护的意识,以及对山西古建的关注。对梁村来说,工作营最直接的影响是,留住乡村的原貌,将一个个单体古建筑修复。就像这个古庙,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从破败不堪到重新焕发生机。除此之外,工作营对梁村还有什么影响呢?
我的乡村行动
在三次工作营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的生活也开始发生了改变。我开始主动探求自己家乡的历史内涵,想延伸工作营的功能,为自己的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具体怎么做呢?
第一步,我开始查阅资料,对古建知识进行恶补。阅读这些书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是古书,里面那些构件名称很古怪。例如,梁思成先生《中国建筑史》中的插图,一幅图中几十上百个构件名称,很难记住。或者,买到的书只有繁体版,没有简体版——有些县志就是这个样子,比如《太谷县志》就特别繁杂,三本县志15斤,想看但看不懂。这个没有捷径,生僻字不认识,一个一个查字典,通过查字典,字都会念了。但把这些字组合在一起,它所要表达的意思还是不懂。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我就萌发了去实地看看的想法,作为一个山西人,来看古建,还是很享受的,也是很便利的。因为山西受战争的影响较小,保存最密集的地区在山区,阎锡山的自治实践等,使山西处于一个长期封闭的环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对当时的山西人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存在,再加之山西自身的干燥天气,使得山西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珍贵古建筑。
作为古建大省,山西各类古代建筑现存18418处,是全国古建数量最多的省份,从寺观庙宇殿堂、城池民居衙署,到楼塔桥梁陵墓以至石窟寺等,门类齐全,享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美誉。其中木结构建筑达9053处,就唐、五代、宋、辽、金时期的建筑而言,全国共146座,山西就有106座,占其总数的72.6%。这些建筑的分布,数量上以长治市、晋城市为冠,建筑规模以雁北地区和大同市为首,时代当数五台县南禅寺最早。
作为学习,我首先选的是离家不到一个小时的五代时期的镇国寺,镇国寺建于五代后汉天会七年(公元963年),是中国大陆所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一。我把关于镇国寺万佛殿的资料全部装在包里,到了镇国寺,按照书上的资料,和现场实物一字一句对比。这样的对比让我豁然开朗。其实,这些东西并不复杂,光看书本难免会有闭门造车的生涩之感。见了实物,再对比一下,理解起来就很方便了。
后来,我找各种机会到处去看。一次去山里玩的时候,碰到一个村子。整个村子都空心化了,但我一看就被震撼了,平遥旧八景之一的婴溪晚照就在这儿。再仔细一看,村里还有古庙,没人看庙,也没上锁(后来也去过一些其他山村的古庙,有些需要翻墙才能进去,有的连锁都锈死了)。进入古庙,看到碑文,发现是嘉靖年间的房子。古庙真美啊,但也真荒。野草丛生,斗拱散落一地,房顶都露天了,彩绘大部分都脱落了,一看就很长时间没人打理。这种清朝的建筑,在平遥应该排不上号吧,也不是文保,但都是历史的见证。看到这个古庙,我产生了很多疑问。元朝和元朝之前的历史遗产,政府已经顾不过来了,那这些明清的历史遗产怎么办呢?“明星古建”有人管,这些乡野小庙又该何去何存呢?
作者摄于平遥县婴溪村三教庙 戏台散落斗拱随着拜访古庙数量的增长,就会发现一个很严峻的现实:乡村古建失修的问题已经是群体性的问题,而且量非常大。作为一个本土的平遥人,我开始思考,能不能做点实际的事情。细细想一想,只是一栋一栋修房子可能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如果不能保持古建筑的一种生活状态,即使修缮好,也会很快重新破败。那么,什么是保持历史遗产的生活状态呢?
作者摄于梁村修缮后的戏台,在原来的戏台前面延伸出一部分现搭的舞台,原先的舞台作准备梳妆间之用。图为一年庙会时节,请戏班子酬谢神灵。上为中午时戏台上的表演,中为晚上听戏人群,下为中午一点仍然坚持听戏的老乡。
在整个村子里,戏台其实是最不需要保护的,虽然三四年前也进行了小规模的修缮,但它一直在发挥它的职能,人们会通过自己的使用,去自觉地保护它。这个戏台让我意识到,恢复老建筑的原有功能,或者进行改造,就是让老房子活起来,让村民们意识到老建筑的作用和价值。老建筑的功能被重视起来,才有可能被保护起来,可能就不需要建筑师去辛辛苦苦一个一个修补。
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批人,他们都是平遥人,也热爱自己的村子,有些甚至对自己家乡的历史非常了解。比如,郝汝春先生,他靠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和一架普通的数码相机,寻访了平遥县二百多个村庄的古戏台。连初中文凭都没有的他,出版了一本23万字的专著《平遥古戏台》。另外,还有历史知识渊博的郭保旺先生,主编出版了《东泉村志》,东泉村是平遥四大古镇之一。
但是,在边走边看的了解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探访速度,远远赶不上古庙在风霜雨雪打击下倒塌的速度。况且,一个梁村就有大大小小十几座庙,而全县一共有四五百个村子。如何让村民产生这种自发保护的意识呢?智慧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实践中。发动有意愿的民众,也许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途径。
重新了解自己的家乡
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时,他说:“既然你知道那么多古庙的故事,为什么不写出来,我们也可以当导游啊,也可以带身边的人去转转,讲讲古庙的故事。”我恍然大悟,我可以先让身边的人了解自己的村子。我们只有了解自己的家乡,才能看得见家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会有更多村民参与到保护中来。
反观我们自己,通晓世界四大渔场,却不知自己平遥有塘几何,有河几数;羡慕别地风情古镇,却任由自家老房坍塌倾颓;熟知天下通史,却不知自己村的沧桑过往。想到这些,我开始对自己感到羞愧。
于是,前年起,我开始系统了解各个村子的历史,各村的小伙伴和他们的父母给我提供了诸多一手资料。目前为止,我们整理了奖金十个村子的历史。这些村子里的小伙伴,反响很好。以前,他们对自己的村子嗤之以鼻:“我们村子有啥好看的,破房子一堆,你有病吧。”但看完我们的整理后,他们会很高兴地跟我道一声谢,我就很高兴。只要有时间,比如寒暑假,我就领着同学一块去转村子,大家不仅了解自己的村子,也对周边的村落有所了解。
虽然我的同学,还是分不清硬山和悬山,也搞不懂风火山墙,但下雪了,他们会把庙里房顶上的雪扫一扫,下雨了,他们会往房顶上盖几块大塑料,不让雨水进去,听到他们的行动,我感到非常知足。我想,所谓保护,不是积小病而成大患,而是常常去看看,给它添件衣服洗个澡,时刻有人关心着,就是保护的好开端吧。
而且,后来我也发现,发动身边的同学有一些好处。很多外人来到村子里感慨,很多老房子都被拆了。但外人的劝说,肯定不如子女和父母的一次畅谈。这些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不断地向父母讲述,村子里那些老房子的价值。这多少会影响到父母。而这些年轻人,也是老房子未来的主人。现在种下一颗保护古建的种子,将来会有更多的收获!
有时候,我也会在平遥古城里做向导,认识许多外地人,有一些至今有联系,甚至有的成为好朋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山东聊城的女孩,她在上海读书,在北京工作。在平遥相识之后,她倒是接受了我这种“稀奇古怪”的导游讲解方式。
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考利说过,“我们被剥夺一切地方自豪感。于是,谈及家乡,我们只知道它当下发生的变化,但是对于它的过去,它更深层的东西,却不知从何说起。”上个月在山东见面的时候,我发现,这位山东女孩,也开始去慢慢了解她家乡背后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她家附近的野猪林、十字坡等,以前只是知道,现在她也开始深入了解。听到这些,我觉得特别欣慰。
我认为,老房子的价值不仅限于使用功能,还记载着整个村子村民生活的历史。我们的童年记忆也因为这些老房子的保留,而多了一份支撑,这些历史的见证也让我们在外的平遥人多了一份念想。若干年后,我们还能够拖着自己的躯体,还愿意把自己的躯体埋葬在你出生的那个故乡。
其实,古村不仅仅只有老房子,乡村也不只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乡村还有鲜活而具有特色的民俗、信仰崇拜和传统手工艺,这些都是和自然相通的。如果能在维持乡村风貌的基础上,吸引创意巧思,让乡村和城市更好地连接,那么乡村也会成为非常宜居的地方。这样的理想乡村,要怎么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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