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王晓明：中国都市青年为何如此热衷楼市？

今天的都市青年，有两种明显不同、但每每并行不悖的“消费理性”。一种是以自己的实际需求、经济能力、商品的实用价值和与之配合的“通行价格”为标准，由此展开的消费行为，通常聚焦单一，就物论物，不免于斤斤计较，也因此更显自主的强度，“网购”的如火如荼就是显例。另一种则主要以宏观风尚为导向：主流价值观、政治和经济大势、支配性的生活方式、不同层面和场域的集体氛围……正是对这些因素的体认，合力形成一种弹性很大的“心理价位感”，由此展开的消费行为或计划，往往多点聚焦、视域不稳定、符号意味浓烈、很容易超出青年的实际消费能力：楼市是凸显这一种消费的最醒目之处。

在两种消费理性的背后，是两种范围更大的精神状态：有些时候，在有些事情上，我们能够清楚把握，知道事情是怎么来的，也知道对它该怎么做；另外一些时候，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们又很茫然，不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不能被它们甩得太远，犹如月台上搞不清开车时间的乘客，看见别人忽然跑起来，就不由自主跟着跑。

我们早已习惯说，现代人嘛，就是内心分裂的！但“住房问题”所凸显的“消费理性”的矛盾，还有让人无法心安的一面：一个下班时常常在便利店仔细地比较盒饭价格的青年，却起意购买一处他不吃不喝20年、 用全部薪水也不见得能还清房贷的公寓；一个分明被通行标签定义为“底层”的人，却衷心按照“顶层”推荐的思路构想人生之梦。你看多了这样的事情，会不会疑心他们对世事的理解出了大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只在单个、往往也是小的事情上精明敏捷、火眼金睛，一到了需要触类旁通、把多个事情综合起来判断的时候，就失了定准，眼神茫然，很容易被忽悠？

我们这个调查的多项数据，都证明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比方说，都市青年普遍视住宅为一种资产，但在估量自己的资产状况的时候，却有极大比例的受访者， 并不将自有住宅的升值计算在内。他们清楚什么是自用的生活必需品，不会因为房价飙升就真以为自己是X万富翁。但同时也是这些受访者，普遍觉得自己的住房偏小，即便买了面积超过110平方米的公寓，也有相当一部分想要住得更大。在上海这样人口密集、房价冲天的地方，整体收入不高的青年人，却对住宅空间有如此普遍的豪迈要求，这是怎么回事？

再比如说，受访者中的那些尚未买房的人，比那些已经买了公寓的人，更在意“家”的整体装潢的更新；对于各类家具、摆设、布艺产品的在意程度，前者也都普遍高于后者：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可以说这暴露了主观认知与实际体验的脱节：住得并不小，却觉得小，房子还没有，却兴致勃勃要更新。也可以深掘一层，说都市青年对各种实际匮乏的体验，完全可能激发出对于虚拟丰裕的畅想，惟其此刻蚁居于群租房，才更在意将来 “家”中的墙壁刷什么色。这些正向看来明显是脱节的现象，其实深含着反向的紧扣。

的确，今日社会的治理秩序，并不只是靠兑现许诺来维持运转的，最近20年来，其不能兑现的范围和频率，都在逐渐扩大。这迫使它发展多种转化民众的消极经验的能力，把炸弹改造成顺风旗。上述都市青年的经验与欲望的反向紧扣，就是这一能力施展的结果之一。

顺着这个思路，你甚至可以接受如下的判断，尽管它不符合“政治正确”的信条：越是“匮乏的体验”尖锐强烈的群体，其受制于各种宏观风尚、有意无意被带着走的程度往往越高，倒是那些在生活资料上有所习获、并非两手空空的人，反而有可能在月台上保持自己的步速。调查数据也能作证：比如，受访者中已经拥有住宅的群体，对于主流媒介所营造的“居家生活”模式的依顺程度，就比其他的群体低，其居家行为中的符号/仪式意味也相应淡一些。

不过，只说到这里是不够的，还得进一步往下解释：比如，同是已经买了房、并不两手空空的人，为什么有的依然只能在小的事情上头脑清楚，另一些却能在较大的事情上不发懵？ “住房”和“居家”状况的确证实了，都市青年的大量负面消极的生活经验，经由譬如上述“反扣”那样的途径，被改造成了附和主流意识的积极意愿。但是也有数据清楚地显示，仍有一股拒不服从改造，依然保持爆破现实的潜能。治理秩序改造民众消极经验的成败之点，分别是在哪里呢？从都市青年与两种“消费理性”的不同关系，或者说，从他们分别将自己的哪一些生活内容交付给两种“理性”管理的这一安排上，能发现进一步分析的有效线索吗？

显然，这再次领我们走到上一节末尾提出的那个任务前：如何以对文化和精神状况的深入分析，激发政治经济分析所内含的潜能？在这里，“城市式居家生活”状况的提示相当明白：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政治经济的层面，甚至也不只是发生于譬如“消费理性”那样的层面，应该再往下追，看那生命的深处，人的普遍的心智结构和习性已经或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也许只有“追”到这一步，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把握，在今天这样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剥夺”与“被剥夺”、“支配”与“被支配”，实际大概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范围稍稍扩大一点，不只是“消费理性”，人的整个资本和市场意识都在发生剧变。

1950-1970年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这个意识，总体上是比较薄弱的，也因此，这个意识的大规模复兴，乃至超乎常情的膨胀，才构成1980年代开始的社会文化的一大巨变。1980年代晚期快速重建的房地产市场，作为中国大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各类市场中资金规模最大、起伏也最剧烈的一个，起的作用特别大。

这不只是说，它以住宅商品化这一触目的巨变，教育无数青年和非青年明白，他们现在可以、也只能到市场里去谋取基本的生存条件；也不只是说，它以住宅价格夹着过山车式波动的一路暴涨，激励无数人形成“进市场就是要赚大钱，无能之辈才赚辛苦钱”的判断。都市青年的“居家”状况清楚地显示，它在培训我们的资本和市场意识上，还有更多别的成功。

比如说，已经拥有产权房的都市青年中，有极高比例的人继续关注楼市，思忖是否以及如何再次入市。但在我们这个调查的受访者中，这一群体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只有一套住房的，虽然这是花了巨款买下的，却是生活必需品，并不能像别人的第二套、第三套房那样，可以方便地当作增值的工具投入市场。上一节说了，都市青年对于自用住宅的生活必需品的性质，大多有清楚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群体中仍有这么高比例的人愿意再次进入楼市，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任和乐观相当惊人。

这不只是一份经济的信任，其对象甚至主要不在商品房，而且指向许多范围更大的因素：政府的利益、制度和法规、城市化的趋势、一般消费者的心理、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大势……正是综合了对这些方面的或自觉或懵懂的积极判断，都市青年才会形成如此热衷楼市的心态，尽管按照狭义的资本市场的通则，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具备以房产投入资本博弈的充分条件。

这自然是上一节所说的第二种“消费理性”的一大显例。不过跟股市相仿，大陆的楼市极富“中国特色”，常常违反一般教科书说的经济定律，到目前为止，都市青年的这份信任，仍然能获得特别是“北上广深”之 类标杆性城市楼市状况不同程度的验证。2010年以来，各地楼市愈益分化，许多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状况，与这份信任的抵牾之处越来越明显，但与此同时，所谓“恐慌性入市”的爆发式蔓延，又从一个反向的角度，给这份信任提供了新的证明。

这不奇怪。最近30年的社会状况和主流教育，早已养成了民众一种凡事只看“投入-产出”之比、其他基本不问的习性，连谈婚论嫁都常常如此，评估市场走向和经济前景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只要数据显示价格——放大了说就是GDP继续上涨，就尽可安心憧憬货币的回报：“恐慌性入市”能掀起这么大蜂拥跟进的浪头，这个习性显然功不可没。

因此，笔者才要特别指出，都市青年的这一份对楼市的信任，实际内含了颇多的“其他”因素。其中极容易被忽视、作用却可能最大的一类，是那些范围远远超出“经济”边界的宏观判断，它们兼有正反两向，既有“正常情况下，经济总是发展的”、“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会这样”一类近乎盲目的确信，也有“全球化人民币都靠不住，只有造在稀缺的土地上的房子才是真家伙”这样赤裸裸的阴暗之论。显然，在楼市这间大教室里，经济课同时也是政治课、文化课和历史课，甚至是伦理课。都市青年不但从中领受对市场感觉和投资意愿的激励，更经由这一激励的中介，获得对多方面的远非“经济”一词所能涵盖的重大关系的领悟：过去与未来、政治与文化、功利与伦理、 城市与乡村……甚至不妨说，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全套内容，都在这里开讲了。

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最直接地体现了这一教学的效果。比如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我们这个调查的受访者中，超过六成的已经还清房贷的人，继续感受到从“一般”到“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的比例，与那些还在苦苦还房贷的人差不多；而尚未买房者中，无需付房租的人和每月须付房租的人，其感受到“较大”和“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的比例，也都相当接近；值得注意的是，每月须还房贷、因而可被称为“房奴”的人，对于经济压力之强度的感受，整体上反而小于租房但无需付租金的人！看起来，就像对房价涨跌的判断，多半包含了对若干非楼市因素的判断一样，都市青年对经济压力的体认，也不只是依据狭义的收入和资产计算的，而是深刻结合了其他非经济的计较——虽然这多半并不自觉，是在对综合性的社会压力做评估。如果不是接受了“买房=人生成功”的流行观念，确信自己“应该”买房，那些已经有房可住、而且不用付费的人，是不会感觉到那么大的经济压力的。

再看他们消费时候的自主程度。首先，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大城市长大的青年中，不迷信品牌、相信自己能够鉴别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出生于乡镇的青年——哪怕他们后来也移居大城市了。这是否显示了社会阶位与文化自主能力之间的联动关系？但是调查的另一些数据，比如，在拥有产权房和依然“群租”两个至少经济地位明显高下的群体当中，“相信品牌”的比例，前者高出后者不少，这提醒我们，情况可能没这么简单。比如，在商品质量和行政监管方面，大城市的状况多半与乡镇明显不同，是否正是类似这样的不同，一面令大城市的青年能从自主鉴别中获益，因而更愿意发展自主消费的能力；一面又令乡镇青年不得不依赖品牌，以避免伪劣商品的戕害？

其次，如何理解都市青年面对商品，尤其是大件服饰、家具、家电产品和汽车之类高价商品时的复杂心理？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令人在面对这一类商品的时候，很难以单纯的消费者自视，各种符号性的感受都会涌人心中：买不买，买哪一款，常常牵涉到对身份的界定，是否正是这样的多维心理，一面令收入较高者不惮于承认自己相信品牌，因为这意味着高消费的能力；一面又令低收入者本能地就要避开名牌商品，那可是他们无力承受、有伤自尊的。许多看上去应该归人“文化能力”范围的事情，可能从一开始就嵌入了大量非文化的因素。

倘说当今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等早已深度融合，难分彼此，都市青年的“住房”和“居家”状况，则以堪称尖锐的方式，将这融合的若干叵测之处，清楚地暴露出来。即以这一节所述的情形为例，社会一方面鼓励人们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当成经济来处理，另一方面又把大量远远超出经济范围的因素，嵌入他们权衡经济的思路之中。什么叫造化弄人？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厉害了吧！可是，这么欺负人的事，为什么做得成？是哪一些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条件，让我们对这一类播弄如此缺乏抵抗？

这么追问下去，大概又会遭遇上一节里都市青年的两种“消费理性”已经有所揭示的大问题：这些年中国人的心智结构的变化。文化研究的一大可赞之处， 就是将“情感结构”这样的无形之物，看作社会再生产的关键之一。无论是此刻面对的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还是我们自己的切身经验，都促使我们相信，探究现实的至少一部分最精悍的目光，应该投入类似这样的方向。笔者相信，通过分析房地产市场如何高强度地培训青年人的资本和市场意识，能打开探照同一处地窟的另一扇门。

我们的调查的很大一部分，聚焦于这个问题：都市青年努力奋斗、买房成家以后，在居家空间里展开的生活，实际大致是怎样的？

出乎一般的想象，获得居家空间和在其中展开家庭活动（即家人共同参与的活动），二者之间并无正向的关联。比如，有了配置齐全的厨房，并不意味着就要在其中施展厨艺、与家人一起围坐共餐，与尚未购房者相比，拥有产权住宅的受访者，利用自家厨房为家人“做一顿好吃的”饭菜的比例，竟然比租房者更低，周末外出就餐的比例也更高。

同样，有了宽敞的陈列全套沙发的客厅，也不意味着就会高朋满座，相反，大部分受访群体中都有这样的情况：收入越高（这意味着越大的买房几率)、在家里招待亲朋、展开社会交往的频率反而越低，即便是个人年收入30万元以上、拥有宽敞住房的群体；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几乎不在家招待”亲朋。与此相类的是，尽管买房自住意味着嵌入确定的社区网络、建立稳定的邻里关系，购房者搬进新房以后，在拜访邻居、展开社区交往方面，普遍并不积极，甚至比只是租住公寓、流动性大的群体更不积极。

1990年代初以来，主流论述基本上是用“私人” 这一属性来概括人生价值的：“私人空间”、“私人领域”、“私人生活”……都市青年之所以普遍将“买房” 和“居家”视为承载人生价值的主要事物/事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普遍接受了这个概括。可是如上所述，都市青年获得“私人空间”以后展开的“私人生活”，似乎并不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家庭活动和私人交往的增加，甚至意味着这些活动和交往的减少。这就引人发问了：都市青年在居家空间里实际展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综合我们这个调查的多项数据，可以这么概括：这是一种日益偏向于“内缩”的生活。对家门以外的世界关上门窗、减少因为承担责任而来的要求和逼迫、有意无意地回避与家人的深度沟通，日益习惯于“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起来，在这样的状态里，“私人”主要意味着“个人”，而这“个人”并非相对于“集体” 和“社会”这样的“非个人”，只是相对于自己的其他的面向。比如，它在职场和公共领域中相当紧张，不得不承受四面的注视和要求，在家里就力图相反，要摆脱周围射来的视线，彻底放松：我们的问卷问及“家”中什么物品最重要，最多人勾选的是，“舒服的沙发，想怎么坐就怎么坐”！

这样一个向自己的某一单面内缩的“个人”，似乎愈益被派为居家生活的主角，它自然也反过来，将这生活一步步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从住所的房间的数目，到可以上网的设备，从跟父母和亲戚家的距离，到对婚姻关系的盘算……商业系统也全力配合这个编排：隔几个月就推出一款新手机或者新程序，引你更持久地沉入掌上世界；密集地推送吐槽、搞笑和“荤”段子，哪怕你在挤地铁，也要霸占你的注意力；咖啡馆更是遍地开花，只消出门走几步，你就可以缩进角落里的沙发座，独自看书、发呆，当然更多还是刷屏幕……“居家”的一部分空间溢出了居所，“路人”式的氛围则悄无声息地漫进了客厅：正是在这里，都市青年与其“居家生活”之间的相互生产，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相互生产的主流模式，显现出了它的本性。

为什么“城市式居家生活”着力孕育的，是这样一个单面内缩的“个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再扩大范围，把第二节提及的另外两个社会子系统，一并考虑进来。都市青年的职场生涯和公共（政治）经验，其实是一直在场，和“居家”感受混在一起，与都市青年持续互动的。因此，当追问“为什么都市青年的主流的居家生活会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在问：都市青年与其居家生活之间的互动，跟他们与职场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另外两种互动，是什么关系？是发展了一种不依顺资本逻辑和国家机器、但同样能有效组织人的情感和行为的生活机制，因此对前两者构成挑战？还是相反，这关系其实与另外两个大体相配，因此主要是与它们互补共生，联手培育人对现实的适应能力和顺应之心？我相信，能够较好地厘清后面这个问题，也就有了应答前一个问题的思路。

我们的多数受访者，都不把父母在经济和生活上的支持列入“家的必备条件”，尽管很多数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已经买了住房者中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比例还高于未买房者。明明在购买住宅、维持居家的实际过程中，普遍受惠于父母长辈的支持，为什么他们总结自己这个“家”的构成要素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避认这一事实？

这其实不奇怪。对于都市青年而言，“家”和“居家生活”是一个帮助他们整理自己的——至少大部分——生活经验、建构人生意义的主要场所。它当然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器物和言行，但整体却是高度抽象、不免于模糊的，恰似许多已经成“家”的受访者强调的那个“整体风格”，他们知道这是“家”的关键，却说不清那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是都市青年置身的各种空间中，唯一一个似乎由他们自主创设、体现其人生能动性的空间。惟其如此，他们才觉得，在这里面构建的人生意义，可以放心地去皈依。

因此，“父母长辈的支持”只是一个代表，所有可能戳破自主的想象、逼人直面其被动状况的同类因素，都会遭遇本能的回避，尤其是那些已经买房成家、开始由此确认自己的成功故事的人。这可以从其他的数据得到呼应，比如，受访者中收入越高的群体，越普遍地指认“家”和“居家生活”的精神功能：既然关乎“我” 的人生价值，自然是多一点自主为好。

从这个角度看，“居家生活”实际处理的，并非仅是都市青年的“家”内的事务和经验，也包括其家外的事务和经验。如果说，占据今日“居家生活”的中心位置的，是都市青年的那个内缩为单面之个人的“私”， 这个“私”就一定有一位孪生兄弟，一个同样富于“中国特色”的“公”。世界不是由各种“居家”活动单独构成的，人越是有意缩进自家的门窗里面，越说明强烈地感知到外面有状况。

从受访者对于各类涉及公共事务的问题的应答，可以归纳出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大致看法：自己住处的门窗墙栏，是区分私、公的最可信的界限；处置公共事务的各种方式中，“购买服务”可能是最佳方式；“食品安全”和“贪污腐败”是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而“庞大的农村人口”是否或如何进城，则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未来中国会有危机，教育状况可能是一大触因；如果这四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未来很难“越来越好”——产业结构、城市化、创意产业、综合软实力；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于城市化、土地、楼市，以及整个经济事务的政策作为；现在这样的房价太高了，应该下降……很明显，这些看法所构成的“公”的意识，在空间感、关注点、视角和思路等方面，都与那个单面内缩的个人相当契合。

但在这个契合之内，有许多更深的不合，甚至相悖。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上网频率越高的人，越可能相信“围观改变中国”，上网频率越是低的，不相信的越多；收入越高的人，越明白“国”与“家”密切相关，反而是收入低的人，多觉得关系没那么重要；越是处于收入等级的中间位置的人，越容易比两头的人悲观，觉得未来难以预测、可能很糟……

在此，笔者特别介绍这两组数据的相悖：根据收入而区分的不同阶层的受访者，阶层位置越高的，往往对现实和未来都不乐观；可是，根据自评而确认的不同阶层的受访者，越是远离“底层”的，多持社会将“越来越好”的判断。

显然，都市青年的实际感受和他们对这感受的主观理解之间，存在多样的差异。比如，切身的经济压力令他们觉得房价太高，但他们依然正面评价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运动，尽管他们同时知道，这运动正是推高房价的大手之一。再比如，社会实感驱使他们一路后撤到自家门口，甚至不觉得门外也有自己的权益在，他们却愿意相信可以用“消费”来满足公共需求，仿佛那些明显不能用市场解决的问题都不存在。至于受访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的普遍分化，以及应对同一问题时的普遍的自相矛盾，更是将这种差异的微妙和强烈，显现得非常突出。

我们可以从支配性意识形态和（广义的）主流媒体的作用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些差异，但事情显然比之复杂。更可行的分析之一，是考察都市青年在实际分享30年“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方面，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的多样状况。可能正是这一实际“分享”与支配性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都市青年会形成怎样的“公”意识，或者说，这一意识会形成怎样的矛盾和张力。

正是在这样的分析方向和视野中，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显出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它充当了都市青年的上述“分享”得以展开的主要媒介，也因此成为支配性意识形态深度运作的关键领域。正是二者在“家”中的持续冲突和交融，在最基础的层面形塑了都市青年的日常感受和公共意识。

所以，应该修正前面的说法：那些差异看起来是出现在都市青年的感受与对这感受的理解之间，其实却有极大的部分，是深植于感受之内，密布于更为基础的感觉及其自我体会的层面，或者说，下渗进了所谓“无意识”的层面。正因为涉及这些层面，在受制于直接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同时，也深系于今日中国人的心智结构的变异，我们才确信，（不仅仅只是都市青年的）“城市式居家生活”，正是今日中国的社会和身心矛盾的一大箭垛，并有极大的可能，成为这些矛盾扩展和爆发的“尾闾”。

不用说，对于今日中国的“住房问题”，也可以作如是观。

［本文旨在介绍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一项调查问卷和主要在此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分析报告《1990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很多文字取自该报告由作者执笔的“绪言”和“结论”部分。报告全文可见《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附送的特刊。本文与上述调查和报告，同属于上海市教委的重大创新项目“今日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199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分析”（12ZS0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注释：“特别感谢上述调查和报告的其他四位作者：罗小茗（问卷的主要设计和报告的第二章、第三章之第1-3节和第四章之第1、2、4节的执笔）、郭春林（报告第一章的执笔）、朱善杰（报告第三章之第4节的执笔）和高明（报告第四章之第3节的执笔）。当然，本文具体展开的分析，一定有很多并不体现我与上述四位执笔者的共识，其中的不当之处，由我个人负责。”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略有删节，此为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