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专稿｜王晓明：何为今日中国的“住房问题”？

30年了，“住房”依然是今天举国关注的大问题。

想想也怪，这30年，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只要规模比村庄大一点的，几乎都添造了大批住房，搞得到处都是密集的住宅楼宇。譬如上海，2014年底，已有住宅的总面积，平摊到每一个户籍人口，是35平方米， 即便算上将近1000万的非户籍人口，人均也有18平方米，不算少了。可尽管如此，住房作为一个“问题”， 却不见缩小，反而越长越大。不但上海如此，全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如此；不但大中城市如此，越来越多的小城市——甚至小镇——也都如此了。1980年，中央领导 人就指示建造“商品房”，2015年，中央领导人还在筹划“去库存”，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住房问题”不简单。

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描述这个“不简单”。

比如，当年邓小平提议由政府组织建造“商品房”，要求城市居民掏钱购买，其初衷——至少初衷之一——虽在解决城市里的住房困难，可一旦全国规模的地产市场重建了，住房产权制度推广了，行政权力和市场交易结合了，事情的性质就明显改变了，涉及的范围迅速超出“政府如何让市民有房可住”的边界，往四面八方扩展：政治规则的转变、经济秩序的调整、城市空间的重组，直至社会阶层结构的再造。

再比如，1980年代晚期开始，在各种社会状况的联合教育下，不到十年吧，城市青年普遍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人生成功的第一标志，就是买一处让人称羡的住宅。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膨胀，数亿农民进城打工，这个新观念迅速深人乡村人心，在城里买一处让家乡人称羡的住宅，成为多数二代农民工的奋斗目标。可是，与这人生价值观念的普遍转变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城市房价持续飙升，在其他社会因素的配合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有没有大学文凭——苦恼地发现：照这个样子下去，再怎么省吃俭用，我也买不起一套房……“住房问题”竟然成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如此强烈的蛊惑性和破坏力，至少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还比如，随着两大社会趋势的日益交汇，一个是人民币的印发数额持续膨胀，一个是中国人的生活与外币资本的关联越来越多，住宅的投资和保值价值迅速被开发出来，屡屡在大小不等的范围内形成所谓“恐慌性购房”的波动。照理说，生活必需品是不能像黄金、股票一样，被完全当作投资对象，全部推入市场的，可在今天的中国，住宅恰恰因其是生活必需品，获得了比大多数非住宅建筑更可靠的投资价值：世道再怎么变，人也得找地方住！“住房问题”的门洞因此大开，许多过去不被视为“居住”要素的事项：股市、汇率、税制、GDP、政治前景……现在都被揽人其中了。

单是需要住房的人明显比住房多这一点，并不能令“住房”成为“问题”，只有社会或政府重视这个供需矛盾，采取明显的行动去解决它，“住房问题”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中国的“住房问题”，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因为“文革”式的政治状况被广泛唾弃，主流政治意识明显改变，城市里早已存在的住房短缺，才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随之展开的政策调整和行政一经济措施，也不只是出于解决住房供需失衡这一个考虑，而是包含了多面的其他意图。

这么来看，其后30年间，“住房问题”逐步成为社会变迁及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后果的一大聚焦点，并且日益壮大，是不足为怪的。它本就不是出自住房短缺这一单一的因素，自然不会随着大批新住宅的出现而同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最近10多年，越来越多出自非房地产学科的分析视线会投射到“住房问题”上来，连我这样本来是做文学研究、看见数据就发懵的人，都皱着眉头来讨论房地产广告和住房问题，也就十分自然了。虽然在某些场合，依然需要竖一个单维的分析框架，对“住房问题”做技术性的分析，但总体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个以实用的技术性分析可以把握的对象。人文和非实用的社会科学的开阔视野，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心理、国际交往和城乡关系等多种角度展开探讨，这些视野和探讨的持续的互动一一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可能比较充分地理解，什么是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

“家”字及其寓意。

我们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住房问题”的，这个角度大体出自如下的社会判断：

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巨变，以明显加速度的方式展开。不到20年，一个前所未见的社会制度/结构基本成形，开始有力地牵引中国的社会再生产。

可以将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结构大致分为三个子系统，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致力于中国人的再生产：一是国家政治系统；二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三是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统，它向人提供生存的基本意义，减轻其从前两个系统所承受的精神和生理压力。

2000年代初以来，这三个子系统的配合渐趋默契，对中国人的合力塑造也日益深刻。中国虽然存在各种矛盾和失衡，日益全面地遭遇来自“外部”的压力和阻力，却依然大体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结构的有效运转，特别是其子系统之间的互相配合，显然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日益重要，全球——不仅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日益聚焦于中国的新社会制度/结构，及其子系统之间的运作关系。

但到目前为止，研究界对上述第三个子系统一以“城市式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系统的认识，明显不如对另外两个子系统的认识。这个缺失不补上，无论是对新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内在肌理，还是对中国社会再生产机制的运行状况，都很难获得有效的整体把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城市式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系统，既构成新的社会制度/结构之有效运行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暴露这个运行难以为继的一个可能是最醒目的领域。假定GDP导向的经济增长仍能以减速的方式继续一段时间，分配机制的严重倾斜就会成为社会矛盾的呈现焦点：人们越是习惯于从——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日常消费中体验人生的意义，这些年社会和生态方面日益触目的消费困境，就越会尖锐地暴露上述意义的虚幻。对一个从小就被各方面——父母、教师、电视节目、手机讯息——教育得深信只有进城才有人生的农村青年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城市房价，更剧烈地令人绝望？

这就是为什么会形成文化研究的视角，为什么要从这个视角来看“住房问题”了：现行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已经将“城市式居家”生活设置成让人安心的主要领域，乃至支配性文化的第一产区。你要了解今日中国的支配性文化和人民的安心状况，就自然该选“居家” 生活为考察的首要地点，而如前所述，这生活的第一事项，正是“住房”。

篇幅所限，无法进一步交代上述判断的依据，笔者只粗略地说一下什么是本文所说的“城市式居家生活”。

最近20年来，中国人的大部分生活内容：求学、就业、休闲、医疗、养生，更不要说恋爱、交友和一般衣食住行了，经由现实规则（经济制度、政府执法模式、主流媒体/学校教育等）和主观认知这两个层面的交互作用，越来越以“居家”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

可以这么来概括“居家”的主要涵义：一是都市的：公寓、轿车、“中产”式的消费能力和趣味，追随时尚的休闲和娱乐习性，诸如此类；二是非公共的，不仅远离公共政治，也尽量屏蔽对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的感受的干扰；三是以积极消费为媒介的，把新物件买回家，生活才有新鲜感；四是空间上是扩散的：去购物中心吃喝玩乐，在饭店包厢里聚会亲朋，赴东京的三越百货公司扫货，乃至去赌场寻求刺激，都是“居家”的一部分。

因此，笔者以“城市式”总命名这个“居家”。即便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去乡村寻居所、买老宅，通常也要瓷砖、空调，大拆大装，依然是比照都市里的公寓样式和居家趣味。

这样的“居家”正日益普遍地充当今日中国人孜孜奋斗的终极目标。做习题、选专业、找工作、谋官职、拼命赚钱、贪赃枉法……你问这么做是为什么，大概十之有九，给出的答案不出“城市式居家”的范围。

这当然绝非都是出于自主的选择。经济制度（如房地产市场)、城市扩张、媒体（从纸面到网络）运作、政治记忆……所有这些都合起来，威逼利诱，把人往“城市式居家”的方向赶。

惟其如此，“城市式居家”才有组织中国人生活的这么大力量。也惟其如此，这样的组织过程才不但普遍发生于城市，也越来越广泛地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不但构成支配性意识形态/文化得以形成和扩散的关键因素，也促就城市生活的主流模式对乡村世界的深刻重构。

最近20年间，在上述社会和城市变化的过程中，一线大城市具有明显的带头作用；与此相应，在“城市式居家生活”的形成和扩展过程中，都市青年堪称最具风向标意义的群体。

从上述这样的文化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出今日中国“住房问题”的若干特别的地方。

比如，与购物中心里那些人声鼎沸的餐馆和影院不同，“住房”和“居家”状况清楚地提示了都市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被动位置。这一被动不仅来自实际的情形：雇佣劳动强度的普遍增加，愈益强悍地制约他们的作息时间，越是低收入的群体，在睡眠上越是被动；来自家庭一主要是父母的支援，也愈益成为决定他们能否买房和安家的关键因素……还来自都市青年的主观认知：他们普遍觉得，“家”的一项必备条件，就是得有稳定的工作或不低的收入，可同时他们又确信，他们的经济状况主要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是取决于那些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

不仅如此，“住房”和“居家”状况还呈现了这一“被动”的深刻程度。比如，都市青年虽然乐意、实际上也普遍与父母分开居住，其中大部分人同时形成了对父母的日常经济支援的不同程度的依赖。这一状况，正在不知不觉间深刻地改变代际之间的交往关系，将其导向一个与譬如15年前几乎相反的方向。倘若说1990年代中期开始，相当多的城市青年深信搭上了“市场经济”的顺风车，在“父母一自己一子女”这一代际接棒关系中，理当处于强势位置，今天的新一代青年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相反的情状：一方面是对长辈的经济依赖的迟迟得不到减弱，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生育愿望的日益普遍的低落，如果这二者形成持续的循环，它的社会后果一定是惊心动魄的。

难怪我们问卷的受访者（都是25-42岁的青年人）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多是感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父母衰老，未来不可“宅”：人生态度的趋于消极，相当触目。

更值得注意的是，都市青年对于居家生活的物质的追求，并没有因此放松，相反，通过全情投人对“家”的物质条件的辛苦营造，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似乎正日益自觉地努力转化自己对上述被动的体认，不但继续从中感受被逼无奈的苦恼，也同时从中发掘值得追求的生趣。

在这一方面，他们显然得到了新的社会风尚的极大鼓励：1990年代初以来，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趋向的一大变化，就是一系列“物=意义”的新等式的涌现和重返，及其日益稳固的普及：“高收入=人生成功”、“购物=享受自由”、“出手阔绰=浪漫风流”、“佩戴iwatch=与时俱进”……依据可标价的物品去确认人生价值。这样的习性，差不多已经构成今日中国人情感结构的核心部件了。在这样的情形下，秉持“买房=成 家”和“成家=人生成功”的信念，每日孜孜，为购房而缩减，甚至放弃其他的生活内容和责任，并由此体会奋斗的乐趣，在许多时候，甚至不觉得人生的欠缺和被动：这样的精神和心理进向，正是会普遍展开的吧？

知道房价已经窜上了自己不可能够得着的高度，却依然习惯性地憧憬买房、努力体会攀高的快感：正是在这里，凸显了今日社会对“弱者”的无情的定义。100年前梁启超等热烈呼唤的、自任天下之重的革命“少年”，现在似乎被全力筹攒购房款、至多上网“围观”十分钟的“居家”青年取代了。愤恨于老板或长官的压迫，想大叫一声“老子不干了”，却忽然记起每月要还的房贷，一下子软了下来：类似这样的情形，你我肯定都不少见。

这是影响深远的巨变，应该给出入情入理的解释。 在笔者看来，“城市式居家生活”的视角所呈现的“住房”景象，已经提示了可行的方向：从人与“物”的关系，尤其是人对“物”的感知习性的变化人手，去把握都市青年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位置并非单由其实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所决定，而是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最终确定于他们的精神和文化状况，确定于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因此，循着这一路向展开的探究，有很大的可能，比那些主要根据政治地位、经济收入等一般指标展开的分析，更多地揭示都市青年受制于现实秩序的复杂情状和深刻程度，以及建基于这些之上的内部的差异。（未完待续）

［本文旨在介绍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一项调查问卷和主要在此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分析报告《1990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很多文字取自该报告由作者执笔的“绪言”和“结论”部分。报告全文可见《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附送的特刊。本文与上述调查和报告，同属于上海市教委的重大创新项目“今日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199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分析”（12ZS0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注释：“特别感谢上述调查和报告的其他四位作者：罗小茗（问卷的主要设计和报告的第二章、第三章之第1-3节和第四章之第1、2、4节的执笔）、郭春林（报告第一章的执笔）、朱善杰（报告第三章之第4节的执笔）和高明（报告第四章之第3节的执笔）。当然，本文具体展开的分析，一定有很多并不体现我与上述四位执笔者的共识，其中的不当之处，由我个人负责。”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略有删节，此为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