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6到2020：回首《道德经》百年西语译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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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研讨｜《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

自第一个西班牙语译本于1916在阿根廷诞生至今，《道德经》的西语版本已达112个(译本80个)。

《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传播

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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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诗歌体经文，句式整齐、音韵优美、含义隽永，除了学者和哲学家，自然而然也引起了诗人的广泛关注。1916年，由乌拉圭诗人和作家艾蒙多·蒙特雷(Edmundo Montagne，1880～1941)翻译的《道德经》(El libro del sendero y de la línea-recta)在阿根廷出版，这也是能够查阅到的最早的西语版《道德经》。

该译本从法语转译而来，法译本译者为法国籍德国历史学家、作家和汉学家亚历山大·乌拉(Alexandre Ular， 1876～1919)，他于1900年在法国的文学艺术杂志《白色杂志》(La revue blanche) (1889～1903)上连载法译《道德经》。乌拉否认东西方译者对《道德经》评注的权威性，他认为这些评注要么是出自一家之言，要么是出自反对者之言，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其译本不含注释。

蒙特雷忠实地转译了乌拉的翻译，把“道”译为 “道路，途径(sendero)”， 这是20世纪之前西方译者的通行做法。但“道”字在古汉语中有多重含义，如规律、教义等，在《道德经》中更是有宇宙的本体之义，因此把“道”译为“道路”是得其“形”而无其“神”，所以20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正视和尊重汉语的特殊性，不再强行使用西方语言体系中的词汇来翻译“道”，而是使用音译“Tao”来指代“道”。“德”则被蒙特雷译为“Línea-recta”(字面含义为“直线”)，“línea”有“路线，途径”之意，“recta”可引申为“正直的，品德高尚的”，如此“Línea-recta”就具有了“德”的内涵，这是唯一一个把“德”译成“Línea-recta”的版本，此后，在几乎所有的西语译本中“德”都被译作“美德(virtud)”或者直接使用“德”的音译“Te”。因为是间接翻译，蒙特雷也并非汉学家，所以译文难免有词不达意的地方，比如把“似万物之宗”的“宗”译作“regulador(调节器，监管者)”而非“origen(起源)”或“ancestro(祖先)”等更符合原意的词语。

1940年，在玻利维亚出版了新的《道德经》译本(El libro del sendero y de la virtud)，但该书只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仍有馆藏。1951年，在阿根廷出版了《老子的智慧》(La sabiduría de Laotsé)一书，该书是从林语堂的英译本转译而来，它将《道德经》81章内容按顺序归为7篇：道之德、道之训、道之体、力量之源、生活的准则、政治论和箴言，且各章节之后均附有《庄子》相关内容的翻译。1961年，在马德里出版了从初大告的英译本(1937年于伦敦出版)转译而来的《道德经》(Tao Teh King)，初大告英译本是第一个由中国人翻译并在国外出版的《道德经》译本。1963年，在墨西哥出版了由世界语翻译而来的《道德经》(Libro del camino y de la virtud )，其西语译者和世界语译者均为世界语协会成员，他们提出了老子是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和先驱者的观点，这也是唯一一个以世界语为源语言进行转译的西语译本。1968年，在巴塞罗那出版了《东方哲学》(Filosofía oriental)一书，该书包含了《论语》、《大学》、《中庸》和《道德经》4部经典的翻译。

从1916年到1969年的50余年里，西语世界共出版了11个版本的(9个译本)《道德经》，除了下文将提到的杜善牧版本，其余的皆为转译本，译者无法对比、考证所用译本的准确性，因而其译文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

如果说转译本是对道家思想的“局部”的、“间接”的探索，直译本则能做到对道家思想“全面”而“直接”的解读。1961年，西班牙传教士、汉学家杜善牧(Carmelo Elorduy, 1901～1989)翻译的《道德经的真知》(La gnosis taoísta del Tao Te Ching)是首个从中文直接译成西班牙语的译本。杜善牧19岁进入西班牙洛约拉耶稣会的修道院就读，1926年来到中国，长期在安徽省芜湖市耶稣会的传教地区工作并担任修道院的哲学教授，1952年迁居台湾省从事耶稣会的汉西、汉英词典编撰等工作，1959年回到西班牙并开始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相继翻译了《道德经》《庄子》《易经》《诗经》等10余本著作。作为传教士，杜善牧精通西方哲学和神学，又在中国生活多年，精通汉语并研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哲学原著和评注，可谓学贯中西。他在《道德经的真知》一书中用了134页(全书共225页)的篇幅，不仅对道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道德经》的重要术语进行了阐释，还将道家思想和其他哲学流派如诺斯底主义、斯多葛主义等进行了比较。比如标题中的“gnosis”，意为“灵知、真知”，是诺斯底主义或称灵知派的核心信念，而“道”作为“宇宙的基本规律”，被译者比作斯多葛学派的罗格斯(Logos)4，“道”的“超验性”则被比作赫尔墨斯主义中的上帝(Dios)。杜善牧的译文非常注重内容的忠实易懂而非形式(诗歌体)的一致，有时甚至过于平铺直述，比如第2章中的“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被译为“完美的人执行什么都不做的任务并且用沉默的方式进行教化5(el hombre perfecto se aplica a la tarea de no hacer nada y de enseñar callando)”(Elorduy, 1961: 136)；此外，不管杜善牧本人有没有意识到，他的翻译都受到了其基督教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第34章中的“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被译作“万物都依靠他生长而他不拒绝(Los diez mil seres se arriman a Él para vivir y Él no se niega)”(Elorduy, 1961: 162)，“之”被译成大写的“Él(他)6”用来特指至高无上的“神”和“创世者”即“道”，第16章和第62章中也同样使用了大写“Él”。但瑕不掩瑜，杜善牧译本不仅在《道德经》西语译介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在学术上也极具参考价值。

《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译介的

生长期（20世纪70年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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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进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中国和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各西语国家也相继建交，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更是在海外掀起了老子研究热、东方文化研究热。《道德经》的西语译介工作进入了生长期，仅70年代就发行了9个版本(6个译本)，80年代增至12版本(9个译本)，90年代更是达到了21个版本(13个译本)。

1972年，在秘鲁出版了中西双语版的《道德经》(Tao Te Ching)，译者奥诺里奥·费雷罗(Onorio Ferrero, 1908～1989)是一名诗人和学者，他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的贵族家庭，1948年携家眷移民秘鲁，1952年开始在秘鲁天主教大学任教，后担任该校人文学院院长，并获得荣誉教授头衔。他从教30余年，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艺术史、文学史、宗教史以及东方哲学，所以在他的课堂上，学习西方艺术宗教史的同学们总是能聆听到费雷罗对同时期东方社会和文化的解读。而作为诗人，费雷罗很好地再现了《道德经》韵律诗的特点，其译文读来如行云流水，意韵悠长，颇具“诗意”，和学术型或研究型译者的译文相比有明显区别。但是，过于追求“形似”，难免会在文意忠实度上有所不足，比如他把第49章中“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译为“和善良的人在一起是善良的。和不善良的人在一起也是善良的……和诚信的人在一起是诚信的，和不诚信的人在一起也是诚信的……(Es bueno con el bueno. Es bueno con el no bueno...Es sincero con el sincero. Es sincero con el no sincero...)”( Ferrero, 1972: 137)，仅从字面上看，该段译文对仗工整，“bueno”“sincero”同字反复，十分符合原文体例，但是同一句中前后两个“善”字，前为形容词“善良的”，后为动词“善待”，而译者并未对二者进行词性的区分，而是统一译为形容词“善的(bueno)”“诚信的(sincero)”。

这种“诗意”和“文意”的冲突在1978年马德里出版的《道之书》(El libro del Tao)中得到了较好的平衡。该书是第一本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翻译而来的西语译本，并获得1979年西班牙国家翻译奖，译者为西班牙哲学博士、汉学家和藏学家毕隐崖。1973年，西班牙在北京设立第一个大使馆时，毕隐崖32岁，已学习中文10余年，对中国的向往使他自告奋勇地应征了大使馆的翻译并工作至1976年，后返回西班牙从事中国古典哲学、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984年开始学习藏文并研究藏族文化，此后多次进入中国藏区研究和生活，2008年在四川出家为本教僧人。毕隐崖共译介了包括《道德经》《庄子》《列子》《红楼梦》在内的近20部著作，其《道之书》为中西双语，按照马王堆本排序(《德书》在前，《道书》在后)。毕隐崖在绪论中对老子的生平、道家思想起源和发展、道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等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道德经》是一本兵书并很可能是对《孙子兵法》的延续和发展的观点，他(Preciado, 1978: LX)认为《孙子兵法》和《道德经》都讲到了“以弱胜强”，而老子把“对立面的辩证转换思想”上升到了普遍原则的高度。但他(Preciado, 1978: LXI)也坦言，这种观点并非其首创，中国历史上比如唐代王真、明末王夫之及近代章太炎都有相似的论述。毕隐崖对兵法策略的关注，从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德内容》（La dimensión ética de la Revolución Cultural China）可初见端倪。而从译文质量上来看，毕隐崖开创性地在译文中使用汉语拼音翻译专有术语，比如“dao”指代“道”，“ren”指代古代计量单位“仞”，且在如“德”“气”“无为”等术语的西语翻译后用括号注明其汉语拼音，充分体现了译者试图用中国语言来解读中国文化的翻译思路。此外，毕隐崖对原文语义的研究也十分透彻，对有争议的句子均给出了不同的翻译，还尽可能地保留了《道德经》作为“韵文哲理诗”的“韵律”和“诗意”。比如同样是“善者，吾善之”，毕隐崖将其译为“Ser bueno para con los buenos”(Preciado, 1978: 25)， 这里把“bueno(善良的)”和动词原形“ser(是，成为)”及前置词“para(对于)”搭配，其意思就变成了“对善良的人要善良”，从而实现“善”从形容词到动词的功能转换。

1987年，在马德里出版了西班牙中医巴汉生(José Luis Padilla Corral)翻译的《道德经》(Tao Te Jing)(非全译本)。巴汉生在台北取得了中医针灸学位后，先后赴上海、越南、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学习和研究中医，后在西班牙多个大学担任针灸学导师，并创立了西班牙针灸师协会和内经学校，目前，内经学校已在欧洲和美洲等19个国家设立分校。巴汉生一直致力于中医的传播和推广，译作和著作高达80余部。其《道德经》译文特色鲜明，每章节都包含以下版 块：汉字、代表该章节含义的自创符号、西语翻译、评论性诗歌、在中医中的应用、易经的卦象和对应的《周易》的内容，因涉及内容广泛，该书只完成了《道德经》前九章的翻译。毕隐崖(1978: LXIV)曾说“《老子》是执政者的教科书，无政府主义的福音，战士的方向和指南，和平者的理由，隐士的庇护所”，巴汉生则为《道德经》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中医。

90年代比较知名的译本当属1998年由西班牙汉学家安妮-埃伦娜·苏亚雷斯·希拉尔兹(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1960～)翻译的《道德经》(Libro del curso y de la virtud)。苏亚雷斯在法国读完高中后，经奶奶引荐，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在他们的影响下，苏亚雷斯进入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学院汉文化语言专业就读，1984年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留学两年，1986年回到巴黎第七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后回到西班牙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1998年开始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任教，教授中文和中西翻译课程，2009获得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跨文化翻译和研究的博士学位，曾译《论语》《中国思想史》等。该译本主要是以王弼本为基础，同时参考了马王堆帛书本与河上公本。苏亚雷斯从事汉语教学多年，很重视对汉字词源的研究，比如第4章中的“道冲而用之”，她(Suárez, 1998: 200)认为虽然《说文解字》中“冲”是指“向上翻涌的水流”，但此处的“冲”应为“盅”的假借，是“空虚”的意思，第45章中“大盈若冲”即为佐证7。她对句式的判定也非常谨慎，比如在第1章的注解(Suárez, 1998: 195～196)中提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还有一种断句方式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并给出了相应的译文；此外，苏亚雷斯还非常注重翻译策略的选择，她引用了《王弼集校释》下册中的话来说明：“词汇是用来解释图像的，但是，一旦图像被捕捉，人们就必须忘记这个词汇。图像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但是，一旦思想被认识，人们就可以忘记这个图像。”(Suárez, 1998: 19)，所以她在翻译“道”这一核心术语时，既没有将其译作“camino(道路)”，也没有直接使用音译“Tao”或“Dao”，而是把“道”译作 “curso(水流通行的途径)”，在她看来，“道”具有水的特质且像水一样奔流不息8。这一翻译另辟蹊径却又尽得真意，其水平可见一斑。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 1951～ )为此译本做序并盛赞到：“安妮-埃伦娜·苏亚雷斯的研究是非常恰当的，她像中国人一样读老子。她以传统注解为支撑，力求翻译尽可能地忠实原意，又尽可能地远离译者的投射。”(Suárez, 1998: 14)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间，共出现了42个西语本《道德经》。这个时期虽然转译本仍然占大多数，但是直译本的数量也有显著增加；译者不仅在文字层面更注重文采和韵律，而且在文化层面加大了对道家思想及中国文化的研究力度，使得《道德经》的翻译更加准确、多元。

《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译介的

繁荣期（21世纪）

从21世纪开始，《道德经》的西语译介工作进入了空前繁荣期。从2000年到2019年，不到20年时间就产生了62个版本(37个译本9)，平均每年出现3个版本。《道德经》在西方翻译和传播的不断升温，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和文化实力的不断提升引起了国际上更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世界在面临21世纪新的精神危机时寻求解决之道的迫切心情。正如2001年在巴塞罗那出版的《道德经的教诲》(Las enseñanzas de Tao Te Ching)前言中所说：“当今世界的紧张局势、对技术竞赛的放纵及其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压力，使得人们开始寻求平静和反思的空间。在面对疯狂的消费主义竞赛时，西方文化似乎无法为寻求平衡与和谐的生活提供有效的出路。因此，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他们丰富的哲学和宗教。”(2001:3)10

《给所有人的道》( 英 ) 初大告，( 西）里卡多·帕拉达

21世纪的62个版本中，有四分之一是对已有版本的再版或者重译，比如2000年初大告英译本重译，2001年毕隐崖译本的再版及2008年吴经熊英译本的重译等。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在马德里出版的毕隐崖增译本，该译本除包括毕隐崖早期翻译的马王堆帛书本《道德经》以外，还新增了郭店楚墓竹简本(1993年出土)和王弼本的翻译，这是毕隐崖自1978年首次出版《道之书》之后的20多年来，其研究老子和道家哲学的成果。

《道德经》（法）戴遂良，( 西）格罗里亚·佩拉德约第

2003年，在马德里出版了中西对照版《老子的道德经》(El Tao Te Ching de Lao-Tze)，该书由西班牙华人书法家曾若镜和西班牙太极拳专家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德卡斯特罗(Ángel Fernández de Castro)合译而成。该书的出版意味着《道德经》的西译群体已逐渐从汉学家、东方学研究者等“内行”延伸到了中国文化爱好者等“外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道德经》在西语国家的“国民认知度”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

2006年，秘鲁天主教大学出版《道德真经》(Dao De Zhen Jing: Urdimbre verdadera del Camino y su virtud)。译者为秘鲁外交部中西文公证翻译费尔南·阿莱伊萨·阿尔维斯-奥里维拉(Fernán Alayza Alves-Oliveira)和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玛丽亚·安赫莉卡·德贝纳维德斯(María Angelica Matarazzo de Benavides)。阿莱伊萨17岁就随他从事外交事业的父亲来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学习中文9年，获得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专业的学士学位，返回秘鲁后曾在秘鲁天主教大学和圣马科斯大学任教，译有《大学》、《中庸》和《道德经》。他曾提到选择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翻译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切热爱，也是因为他想向秘鲁读者提供他最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准确版本。阿莱伊萨的译本为中西双语，中文部分由他本人书写并标有汉语拼音，但是没有标点符号，在他(Alayza, 2006:11)看来，所有西方语言的《道德经》译本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解读，因为古汉语既没有标点也没有分段落章节，译者对文意的理解也就各有差异。在书名中，他把《道德真经》中的“经”字译作“urdiembre”，本义是指纺织中使用的经线，而古汉语的“经”除了有纺织用的“经线”之义，还指作为思想、道德和行为标准的书籍以及宗教教义之书，时常用来命名受人推崇的典范之作，如《易经》《诗经》《书经》等，所以阿莱伊萨作此翻译。阿莱伊萨为了保持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对同一术语比如“道”尽量使用同一西语词汇进行翻译，而非像其他译者那样根据“道”在文中体现的不同含义而进行差异化翻译。比如在“道可道非常道”(Alayza, 2006:19)一句中，第一个“道”被译作“camino（道路）”，第二个“道”被译作“camino”的动词形式 “caminarse（行走）”而非“expresarse(表述）”, 第三个“道”被译作大写的“Camino”。阿莱伊萨不同于其他译者之处在于，他是在中国接受的汉语专业高等教育。随着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西语国家年轻人像阿莱伊萨一样来到中国求学，并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生力量。

当然，汉学家的身影也依然活跃，雷孟笃(José Ramón Álvarez, 1943～)便是其中一位。他从1967年开始在台湾省居住，1980年获得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哲学史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道德经〉中的政治和统治思想》(Pensamiento político y de gobierno en el TTC)，1982年开始在台湾辅仁大学任教并教授西班牙语言文学，出版了《道和统治》(El tao y el arte del gobierno)、《活络的混沌——中华民族道家思想的起源》(China Caos vital. Las raíces taoístas del pueblo chino)及《普通话发音》(Pronunciación del chino hablado(putonghua)para hispanohablantes)等著作。雷孟笃(2016: 31)认为《道德经》是一本写给统治者的关于统治艺术的书，这一观点显然是和他的博士论文、早期著作《道和统治》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2016年，他在台湾出版了从严灵峰(1904～1999)《老子章句新编》翻译而来的《道德经新译——严灵峰新编》(Un nuevo texto del Tao Te Ching. Reconstrucción de Yen Lingfong)。《老子章句新编》是严灵峰以王弼注《道德经》为蓝本重新编排整理而成，分为道体、道理、道用和道术4个部分共54个章节，比如原第2章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和第49章被合并为《新编》第25章。雷孟笃(2016:12)指出，虽然有人认为严灵峰对《道德经》的重构缺乏语言学和考古学依据，但是再编后内容更统一、逻辑更通顺，读者能更好地理解王弼本中重复或者语义不明的章节，所以他选择将《新编》翻译成西语。该书籍的发行，不仅意味着西语国家读者在继王弼本、马王堆本和郭店本《道德经》被翻译成西班牙语之后又多了一个选择，还意味着《道德经》西译的多元化程度再次得到加深。

从2000年至今的不到20年间，《道德经》的西语版本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译者和译本的多元化程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100多年前，第一个西译本《道德经》的译者艾蒙多· 蒙特雷(1916: 2)在前言中写到：“老子的话语，和耶稣、佛祖的教义一样，是人类思想的精华，是最崇高、最和谐的灵性之光。像两位圣人一样，老子的教诲也将日复一日地在世界上取得更大的反响。”今天，我们看到，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结 语

《道德经》的百年西语译介史，从萌芽到繁荣，既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中西方文化人士的努力，也离不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提升带来的聚焦效应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文化交流和文化互鉴超越了文化冲突和文化隔阂，越来越多的中西方学者开始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同承担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重任，虽然无论是西语汉学家还是中国西语学者，都无法完全摆脱本体立场、时代立场和自我立场对其译作的影响，但也正是因为不同立场的相互交错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如今《道德经》西语译介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贮藏中华文明密码的《道德经》，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和窗口，既是先驱者也是成功者，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道家的其他典籍比如《庄子》《列子》等，这些和《道德经》具有相同重要性和价值的作品，其西语译本数量和多元化程度还不高，尚需中国西语学习者和西语国家中国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们进一步努力。

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0年01期，作者：赵琳，文章来源：中国道教协会

注：

1.除特别指出以外，文中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道德经》的版本均指王弼本。

2.本文中“版本”是指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书籍，“译本”是指某一译者的翻译。同一译本由不同出版社出版视为不同版本，同一译本由同一出版社再版视为同一版本。本文中“译本”除特别说明以外，均指全译本。

3.本文中统计数据来源：世界图书馆目录检索平台（WorldCat.org）、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墨西哥国家图书馆、哥伦比亚国家图书馆、秘鲁国家图书馆、智利国家图书馆等。本文数据统计截止到2019年9月。

4.罗格斯：贯穿万物的永存不朽的理性。

5.文中的《道德经》中文翻译均为作者自译。

6.在西班牙语中，人称代词él(他)只在句首大写，在句中均为小写，只有在特指“上帝”或“神”的时候，无论位于句子任何一个位置都必须大写。

7.这一推论也符合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冲”的注解：“凡用冲虚字者，皆盅之假借。”

8.“道”如水且生生不息，可见《道德经》第8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及第25章“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9.部分版本无译者信息，无法判定是新译本还是再版译本，因此无法纳入译本统计数据。

10.该译著无译者信息。

原标题：《从1916到2020 ：回首《道德经》百年西语译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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