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徽州盐商与曾国藩

2014年，适逢“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二十周年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约我修订再版《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收录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于1996年出版。该书主要探讨明清时代徽商与盐政制度的相互关系，研究徽商的土著化进程，以及徽州盐商对东南城镇、文化及社会变迁的影响等。此次为了修订再版，我花了一些时间，重新阅读了近二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而对清代的盐政史做了重新的梳理。

在我看来，从清初至太平天国爆发，前后历时两百余年；而自太平天国动乱结束迄至清朝灭亡，为时不到半个世纪。倘若将清代的盐政史看作是一部大书，那么，清代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盛清时代，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研究相当集中。此一时期各类的史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像《扬州画舫录》那样生动描绘徽州盐商之长袖善舞、夸奢斗富，一向为世人所瞩目。相形之下，及至晚清，此一时段的盐政史，就像是一部大书中读者急于匆忙翻过的寥寥数页。总体上看，研究相对比较粗线条，有不少问题以前是没有思考过的。例如，道光年间陶澍实施的盐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咸同兵燹，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两淮盐业中的徽商活动、官商关系等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迄今为止，我们对晚清盐政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并不陌生，但与盛清时代相比，似乎再也看不到作为个体的盐商或徽商家族生动、细致的社会生活，这当然是受限于此前史料所见之不足。

所幸的是，随着近二十年来民间文献的大批发现，特别是我们现在能有机会接触一些盐商家族的珍稀文书，因此，徽商与晚清盐政的相关问题，无疑有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可能。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在皖南的田野考察中，偶然发现大批徽州文书，其数量多得大概足以成立一个像样的研究机构。自此迄至，收集、整理和研究徽州文书，也就成了个人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陆续收集的民间文书中，有不少与盐业相关的珍贵史料。

此次为了完成拙著的修订，除了重新梳理学术史之外，我还系统翻检了近十数年来自己在皖南收集的商业文书。某日，在一批晚清歙县盐商的家族文书中，偶然看到一封四纸的信函：

性存世大兄大人如晤：

……弟自初十日往金陵大营粮台，一路察看食岸情形，廿日到南京大胜关小住三日。二小孙在台平顺，趋公无误，甚慰惬衷！回来风逆，迟至月初五日抵省，欣悉二十五日苏州克复，江北、怀远克复，现闻苗匪被官兵杀死，大快人心！升平有日，可望远怀想。大小儿到豫章，知驾等候，自可把晤一切。现《楚皖新章》刊册二本，附呈台览，自悉弟盐务熟手，趋时动手，颇有大利。照新章只得一分半利，其余盐每引可余一担，又得三两五钱。本大则办湖广，本小可办中路，大约以千金可得利六七百，能有三五千金，易于为力。弟处已有两处相好下去赶办，弟荐有人，可以着人下去附办，各种便捷大好之机，为此专照，望见信想法措资，即来安庆面商办理，祈斟酌！先付信可也。合和小行秋来颇顺利，未知泰和宝行如何？尚望示知。……弟看湾沚可以立业，现已与金陵大营粮台诸位合办一官盐店，其中大有生机，如见信惠然一切，再为面谈可也。

专此奉达，并候迩安，不尽。……

信函书写于“青云阁”八行朱丝栏信笺上，粗读此信，只是觉得撰写者字迹雅丽，楮墨规整，显然具有极好的文字素养。继而出于好奇，很想了解一下写信人和收信人的生活背景。

信的最后落款是“世愚弟程希辕顿首，十一月初七日”，这显然是一个叫程希辕的盐商写给另一名盐商方性存的信函。

从信函提及的内容来看，苏州于1863年12月被清军和常胜军联合攻陷，所谓苗匪，亦即苗沛霖。此人系安徽凤台人，咸同兵燹期间曾割据数十州县，依违于太平军和清军之间，叛服无常，后为清军僧格林沁部击败，于1863年12月6日被其部下所杀。上述事件，在信中都于“月初五日抵省”后一一叙及，故该信应作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1863年12月17日），发信地点是安徽省城安庆。

信中的“食岸”，是指淮南食盐引岸，有内河、外江之分，根据盐法志的记载，主要包括安徽省的宁国府、和州含山县、滁州全椒县，以及江苏省江宁府，扬州府江都、甘泉、宝应三县，高邮一州和通州泰兴县等。信中提及的“大胜关”，在今南京市西南，因地处长江之滨，自古为江防要地。信中的“饶”是指江西饶州，而湾沚则在今安徽省芜湖县。此前，清军曾组建江南、江北大营，其中，江南大营的饷需系由江西调拨接济，总粮台则设在皖南的太平府。

上述这封信的收信人叫方性存，与写信人程希辕皆为歙县人，他与程氏关系莫逆，程希辕的外孙就托付给他照看，两家似有亲戚关系。从同时发现的文书散件来看，方性存（1819-1865）号静山，为廪生出身，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捐得教谕一职。稍后他即启程赴任，后因父亲去世而临时打道回府。方性存在饶州置有寓所，并在江西省城南昌内塘堘上吉祥巷对面开有“乾裕盐号”，他是盐商世家，经营的地域范围主要是在江西。

至于寄信人程希辕，他自称“盐务熟手”，显然是名徽州盐商。从前述这封信来看，这位程希辕与金陵大营的关系极为密切。其时，他有“二小孙”在粮台办事（这在《曾国藩日记》中可以找到印证）。在信中，程希辕看到了太平军逐渐被剿灭之后淮盐运销的巨大商机，他从十月初十前往“金陵大营粮台，一路察看食岸情形”。当时，由曾国藩制订、有关盐务经营的《楚皖新章》刚刚颁布不久，他就与数人合伙经营淮盐。另外，他还与江南大营粮台中的几位同好，合伙在今安徽省芜湖县的湾沚镇开办了一爿官盐店。

关于该信撰写前后长江下游沿岸的形势，当时的两淮盐运司郭嵩焘在《试办西盐章程详》中曾指出：

江路现虽通行，沿江水陆各营棋布星罗，防范周密，运盐商贩皆系经纪营生，未免各有戒心。应请分别咨札沿江水陆各营及沿途关卡，凡遇大营饷盐到时，应护送者一体护送，应查验者即时查验，毋任羁留。

郭嵩焘系曾国藩的幕僚，他在上文中扼要状摹了其时的商况市景。文中的“西盐”，是指运销江西的淮盐。咸同兵燹期间，清廷财政捉襟见肘，户部令统兵大臣自行筹措军费。当时，曾国藩因统兵过多，饷需奇绌，故奏请自运食盐行销各地，以所获应交户部之盐课，充抵应拨该军之饷，故称为“饷盐”。上揭的郭氏此文撰于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其时，对一般商人而言，正值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这种形势下，只有与湘军等军事势力利益攸关的那些商人，才能更好地化险为夷，游刃有余。而程希辕，显然便具备了这种独特的优势。

信中提到的“合和小行”，从自谦的口气上看，显然系程家所有。根据《清实录》的记载，此“合和”盐行由程希辕本人开设于安徽省城安庆（详下）。而信中的“泰和宝行”，则是一种尊称，反映出其开设者应是收信人方性存。不过，从同时发现的其他家族文书来看，泰和行与程希辕也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推测应是两人合伙、由方氏负责运营的盐行。

由于上述四纸一信的偶然发现，促使我将目光聚焦于这封信函的撰写者。好在现在的文献检索条件相当便利，很快地，我就查到这位叫程希辕的盐商之生平事迹。关于此人，在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民国《歙县志》中都有简单的记载，从中可见，程希辕字颖芝，徽州歙县槐塘人。不过，这些传记资料都只提到程希辕在桑梓故里的活动，不外乎扶孤恤贫、济急周乏之类的善举，似乎此人只是徽州乡间的一位“土豪”而已。而在实际上，程希辕的活动范围极广，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人脉。接着，我又继续查找方志之外的其他文献。虽然有关程希辕的资料并不太多，但在《清实录》中却发现了极为重要的一段记载：

（同治三年九月）有人奏江西督销盐引委员、广西候补道程桓生把持盐务，藉督销之势，使其父程颖芝于安徽省城开设合和盐行，其弟江西候补知县程朴生，于饶州开设泰和盐行。名为督销盐引，实则利归于己，以官、民并准试办之引地，几为一人独办之引地。并闻该道之父，在枞阳开栈之日，护勇号褂，私用“钦差大臣”字样，尤属妄诞！恳请饬查严办。……着沈葆桢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寻奏：遵查程桓生被参各款，均无其事。自设局以来，领运踊跃，每月接济饷银七八万两，不无裨益，报闻。

这段史料虽然文字不是很多，但信息却相当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内容：

其一，程希辕（即程颖芝）在安徽省城安庆开设有“合和”盐行，他的儿子程朴生在江西饶州开设程“泰和”盐行。当时，他的另一个儿子程桓生则担任江西督销盐引委员，而饶州正是他的管辖范围，所以有人告发程桓生是官商一体、假公济私。

其二，程希辕在安庆府枞阳地方从事食盐贸易，其盐栈开张时，竟有官府的护勇保驾，其间还私自打出“钦差大臣”的旗号。他的身份只是一名盐商，这样的做派当然相当狂妄和荒诞。

这两点，后来经江西巡抚沈葆桢的审查，据说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那么，真实的情形究竟如何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徽州文书中的记载。

前引程希辕致方性存的信函，系属歙县方氏家族的一批文书。而在这一批文书中，关于程泰和盐行，另有三份文书：

一份是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在江西饶州的族人、邻右及另五个牙行联合担保徽州府歙县二十二都六图人“程立泰”，捐领“程泰和”盐行部帖的保结。当时，太平军渐显颓势，但尚未完全覆灭，即使是在长江下游仍时有激战。也就在这种战时环境中，程泰和盐行即已申领行帖，于饶州府治开张。查徽州都图文书，文中的“歙县二十二都六图”即歙县西乡的槐塘，可见“程立泰”应即程希辕的家人或族人，结合上引《清实录》的记载，“程立泰”的真正名字应是程朴生，而他正是程希辕的二儿子。由此可见，前揭“泰和宝行”之运营者虽然是方性存，但程希辕、程朴生父子则是最大的股东。

第二份文书是由“程立泰”上禀，请求官府确认饶州“程泰和”盐店销售淮盐的垄断特权。

第三份文书是“正月廿九日泰和、公顺盐行上禀饶州分局”的抄件。此一文书未标明具体年份，但从内容上看，应当作于前一文书之后。从中可见，此时，“程泰和”盐行等已经垄断了饶州一带淮盐的销售，一般水贩则必须从该盐行批发淮盐。

从这三份文书来看，《清实录》所记载的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有人向朝廷揭发程家倚仗权势把持江西饶州一带的盐务，应当有充分的根据。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曾国藩的信札中得到印证。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复丁松亭侍御》一信中透露，弹劾程桓生的人，是自己的幕僚、歙县人许长怡。许长怡因故与曾国藩交恶，而迁怒于曾氏的亲信程桓生。揆情度理，个中是是非非虽然难以详评，但就一般情形来看，因许长怡系程桓生的同乡，他对程家的盐业经营状况显然知根知底，故此出自其人的弹劾，应当有着确切的证据。事实上，他所弹劾的两点，每一点都击中了程桓生的要害。后来，朝廷将此事交由沈葆桢来处理，结果是查无实据，这当然只是官官相护的一个例子而已。

此外，以上所引的《清实录》中还提到一个细节，那就是程希辕在安庆府枞阳地方开设盐栈，盐栈开张时，竟然打出了“钦差大臣”的旗号，从这一点上看，他与曾国藩的关系显然不同一般。对此，曾国藩是否知情我们不得而知。至于曾氏与程希辕的盐务经营究竟有着何种联系，更是无从确知。

虽然方氏文书透露出的信息颇为有限，但以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程希辕是两淮的徽州盐商，在安徽省城安庆开有合和盐店，其子程朴生则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就在江西省饶州捐有行帖，与方性存等人合作开设程泰和盐行，垄断了当地的淮盐销售。而程氏家族之所以在太平军尚未覆灭之前便能在两淮盐业中先声夺人，与程希辕的家世及官商背景有关。具体说来，这主要与程希辕、程桓生父子与曾国藩的交往密切相关。

程希辕虽然是位盐商，但同时也可以算是曾国藩的幕僚。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的编纂者何绍基，在其《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六中，有《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其内容主要是歌颂曾国藩的为人，其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相公怀抱海天宽，节院论文静不寒。

席帽联翩群彦集，一时旧雨接新欢。

诗注曰：“涤侯连次招饮，坐客莫子偲、程颖芝、汪梅邨、李申夫、欧阳小岑、李梅生诸君，皆吾旧交也。”曾国藩号涤生，故有“涤侯”之称。莫子偲即莫友芝，汪梅村即汪士铎，李申夫即李榕，欧阳小岑即曾国藩之至交欧阳兆熊，李梅生为李宏轶，而程颖芝也就是程希辕。上述这些人有不少都是曾国藩的幕僚，从中亦可见程希辕与曾氏之关系莫逆。

关于程希辕与曾国藩的关系，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有不少描述。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1861年12月9日）至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1865年1月1日）的日记中，共有数十处记录了他与程希辕祖孙三代下围棋的事情。当时，与曾国藩下围棋的，除了程希辕（颖芝）之外，还有程希辕的两个儿子——程桓生（尚斋）和程朴生（石洲）。另外，还有程桓生的儿子“程世兄”（即程锦和）。他们祖孙三代，都是曾国藩的弈棋对手。

据说，曾国藩平生有三戒，即“戒妄语”、“戒围棋”和“戒水烟”。但终其一生，围棋始终未能戒除。咸同兵燹期间，愈是焦灼忧急之时，曾国藩愈是要摆列棋势聊以自遣，或是与他人围棋对局，以此镇定心神。今人钱基博在《曾国藩的学风与文风》一文中曾这样评价，说曾国藩“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其实，说他“戎马仓皇，不废弈事”似乎也并不为过。当时，与其对弈者，皆是跟他关系亲密的幕僚心腹。由此可见，程希辕祖孙三人与曾国藩的关系，的确非同寻常。同治七年（1868年），程希辕去世，曾国藩书有“挽程封翁颖芝”挽联一副，其中提及：“更无遗憾，看儿孙中外服官，频叨九重芝诰；频触悲怀，忆畴昔晨昏聚处，相对一局楸枰。”此一上联盛赞程氏家族人才辈出，世代簪缨，而下联则是对昔日交往的追忆。因旧时多以楸木制造棋盘，故称棋盘为“楸枰”，下联状摹的便是当年两人对局的场景。另外，在曾国藩的书信中，有一封《复程颖芝》的信函，其中写道：

颖芝尊兄大人阁下：

顷接惠书，猥以晋位端揆，远劳笺贺，并贻朱墨二种，多而且精，几案增华，感谢曷任!即审动履绥愉，潭祺懋集，引詹吉霭，企颂无涯。

国藩疆圻久领，建树毫无，乃于多难之秋，更窃非常之秩，抚躬内省，惭悚奚如！

尚斋器识闳深，婉而不阿，明而能浑，两载鹾纲，大有裨补。适逢瓜代，来晤金陵。鄂省督销需人，仍拟借重一往，虽雅意坚辞，而熟视无以相易也。文孙英年拔萃，今岁闱卷极佳。虽霜蹄之暂蹶，终风翮之高骞。廷试不远，行将定价燕台，扶摇直上。诸孙亦兰玉森森，联翩鹊起，德门余庆，正未有艾。附寄拙书联幅，藉资补壁，聊以当会晤时手谈为欢耳。复问台安，谁惟雅鉴，不具。

通家弟曾国藩顿首

此封写给程希辕的书信作于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初四日，其中提及程氏送给曾国藩的朱墨二种。在明清时代，歙县、休宁等地是著名的徽墨产地，制墨名家辈出（如“胡开文”、“曹素功”等皆蜚声远近），有的徽墨价格不菲，每两与白银一两等值。因此，不少人都在当地定制专款的徽墨，藉以馈送官员、文人，这在当时是一种既贵重而又雅致的礼品。当代著名的徽墨鉴藏家周绍良先生，曾提及自己收藏的一方曾国藩之“求阙斋”朱墨：该墨长方小挺，正面隶书“求阙斋”三字，背面楷书“同治六年八月制”，俱阴识填金，一侧则有楷书阳识的“徽州胡开文造”数字。从时间上看，此墨很有可能就是由程希辕所送。

另外，上揭信中仍念念不忘两人见面时的“手谈为欢”。其中提到的“尚斋”，即程希辕之子程桓生。该信不但赞誉了程桓生的“器识阕深”，肯定了他在两淮盐运司任内的贡献，而且也对程桓生之子的学业优异寄予厚望。

综前所述，无论是日记还是书信，皆可见程希辕与曾国藩的密切关系。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有人揭发程希辕之子程桓生在江西督销盐引委员任内假公济私时提及，程希辕“在枞阳开栈之日，护勇号褂，私用‘钦差大臣’字样，尤属妄诞！”枞阳地处安庆府城东北，系程希辕“合和”盐行行销淮盐范围内的重要市镇。根据《清实录》的描述，盐栈开张时竟有护勇保驾，其间扯出的“钦差大臣”旗号，显然用的就是曾国藩的招牌。可见，程希辕在其盐业经营中，充分利用了他与曾国藩的这层关系。

不仅程希辕与曾国藩关系密切，而且，其子程桓生更是参与了曾国藩的重整淮纲。

从曾国藩年谱、日记、书信等资料来看，曾国藩对两淮盐政的关注由来已久。以书信为例，据推测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与刘良驹》信中，曾国藩就具列了《盐法节略》的弊病，对其时的票盐改制提出了自己的诸多看法。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初十日《与徐有壬》《与周子俨》二信，亦提及粤盐行销湖广的相关问题。另外，早在太平军尚未完全覆灭，曾国藩就计划招募两淮盐商，从事盐、粮贸易以筹措军饷。也就在这种背景下，程希辕、程桓生、程朴生父子，与曾氏有着频繁地互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应当聚焦于程桓生的宦海生涯。

关于程桓生，民国《歙县志》中有一个传记，但比较简短。除此之外，我另外找到两种程桓生的传记资料。一份是我在徽州收集到的《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晋封荣禄大夫、例封文林郎、翰林院编修、二品顶戴、前署两淮盐运使、广西补用道加三级、显考尚斋府君行述》刊本，另一份则是扬州大学黄诚老师慷慨提供的《先府君行述》抄本（1921年程庆余撰著）复印件。

上述两种“行述”，都出自程桓生后人之手。从中可见，程桓生一家世代从事淮盐经营，他的姻娅之戚鲍氏、郑氏，亦即歙县西乡的棠樾鲍氏和郑村郑氏，而这些人所属的家族，皆是明清时代两淮盐商中的总商家族。程桓生出生于扬州南河下的康山一带（这一带在盛清时代为徽商巨子的聚居地——也就是著名的扬州河下盐商社区），这显然与程希辕及其先辈的盐务贸易密切相关。从两种“行述”来看，道光年间的盐政改革，曾使槐塘程氏一度中衰。此后，家道中落的程桓生，先后师事婺源程烈光、当涂夏炘、歙县程可山等人，后在歙县棠樾鲍氏家中充当塾师。其后，学而优则仕，逐渐步入宦途。在此过程中，他与曾国藩的渊源颇深。

作为曾国藩重要的幕僚，程桓生在幕府中赞襄军务，经常与之长谈，为后者出谋划策。从曾国藩的日记、书信等来看，在曾氏重新订立两淮盐政章程的过程中，程桓生起了相当不小的作用。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加程桓生片》中写道：

……楚岸章程、中路安徽章程皆已发刻，即日寄至尊处阅核。西岸章程究尚有不妥之处否？牙厘章程有甚不便民者否？如有所闻，望随时函示。仆于理财一道，实不得要领也。再问尚斋仁弟台安！

程桓生字尚斋，故曾国藩称之为“尚斋仁弟”。在当时，安徽被称为“中路”，故前引程希辕致方性存信函中，有“本小可办中路”的说法，指的便是安徽的淮盐运销。另外，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又有《加程桓生片》，其中提及：

……盐务新章，赞者颇多。然国藩于鹾政究系外行，如有差误，祈详告我。再问尚斋仁弟台安。

显然，在盐政规章的制订过程中，曾国藩对盐商世家出身的程桓生颇为倚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光绪《两淮盐法志》中有更多的例子，毋需赘述。

此外，从曾国藩重建两淮盐政制度之初，程桓生就负责江西口岸的淮盐督销，并曾于同治五年（1866年）和光绪十年（1884年）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先后担任盐务官员长达二十余年。对此，我们不妨概述一下他的盐务生涯简历：

同治三年——同治四年，主持江西督销局；

同治五年——同治六年，担任两淮盐运使；

同治七年——光绪九年，主持湖北督销局；

光绪十年——光绪十三年，担任两淮盐运使。

请注意，从前面所引《清实录》的记载来看，同治三年（1863年），程桓生在江西督销局任内，曾遭到他人的举报，说他假公济私。后来，由江西巡抚沈葆桢派人督查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对此，刊本《行述》也指出，在此过程中，曾国藩不遗余力地担保他过关。也就在此后一年，他就离开江西督销局，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可见，此次弹劾的结果，程桓生不仅安然无恙，官照做，而且越做越大，家里人的盐业也照常经营。程桓生的父亲程希辕，在太平天国之前即从事两淮盐业，其人老死之后，程桓生让他弟弟程朴生继承父业，一官一商，相得益彰。程朴生曾在江西吉水、龙泉、乐安、分宜等县做官。太平军兴之后，泰州成为两淮盐运的重要枢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曾国藩在泰州设立招商公所。根据文献记载，程朴生辞官后也就侨寓泰州，与当地文人诗酒唱和。在觥筹交错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其人从事淮盐经营的痕迹。

其实，类似于此的政商一体现象并不少见。晚清时期，另一位祖籍徽州的两淮盐运使方浚颐，也与歙县北乡许村的商人世代合作经营扬州盐业，赚了相当多的钱。关于这一点，在1928年的另一位盐商行述（《训导许静夫先生家状》）中，有着相当详细的记载。

明代以来，徽州盐商在中国东南各地极为活跃。对此，胡适先生在自叙家世时曾指出：

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罢！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在东南一带，徽州盐商在两淮和两浙的活动最为引人瞩目，尤其是清代扬州等地的盐商，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在明清盐政制度的数度变化过程中，徽商的实力呈日益增长之势。盛清盐务全盛时期，在扬州的徽州和山西盐商大约有一百数十家，“蓄资以七、八千万计”。其中，尤其是徽商的财力更是如日中天。清代前期，在两淮的八大盐务总商中，徽州府歙县人通常总占到四名左右，各姓前仆后继。据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抄本《杂辑》记载：

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经商。吾歙邑有清两淮盐商为我独揽，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千余万，外此八大商皆拥厚资，不下千万。

《杂辑》是有关歙县茶商方氏家族的珍稀文献，此一记载见于书中的“新安大好山水”条。从中可见，歙县棠樾鲍氏家族的资本规模竟高达三千余万，其他的盐务总商，资本也多达千万。由此看来，棠樾鲍氏应当是乾嘉时代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程桓生出身于盐商世家，其家族经营两淮盐业可以上溯至十六世纪中叶的明代。及至清代前期，曾祖程名璨、祖父程训寿，两世皆娶棠樾鮑氏为妻，是扬州盐务“首总”鲍志道、鲍漱芳父子的内兄弟。鲍氏父子也就出自歙县棠樾，与程桓生的老家槐塘，同属于歙县西乡的二十二都，无论是从地缘上还是血缘上，两个家族的关系都相当密切。另外，八大盐务总商中的岑山渡程氏，始迁自歙县槐塘，而槐塘也正是程希辕、程桓生的桑梓故里。这些都说明，程桓生家族与盛清时代的盐务总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盛清时代的两淮八大盐务总商，也并不是所有的家族都在太平天国之后完全衰落。例如，其中的歙县上丰宋氏盐商，从其迄今保留下来的大批文书来看，在晚清时期仍然相当活跃。与槐塘程氏家族相似，虽然在嘉庆、道光年间该家族曾一度中衰，但他们同样是在太平天国战事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重操旧业，从而在战后的两淮盐业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盐、典、木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咸同兵燹之后，至少盐业和木业规章制度的重新确立，与徽商的影响密切相关。迄至今日，在徽州当地，一些徽商家族的珍贵文书不断被发现。这些资料，对清代盐政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盛清时代两淮盐业的认识，而且对晚清盐政史的诸多环节，则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从程希辕与曾国藩的交往，以及他在咸同兵燹后期从事盐业经营的活动，再从程桓生在同、光年间长期主持两淮盐政，在在皆可看出徽商对晚清两淮盐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揆诸史实，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改定票章，聚散为整，规定凡行鄂、湘、赣三岸者，必须以五百引起票；行盐皖岸的，须以一百二十引起票。并在各岸设立督销局，制定了“保价”、“整轮”等方针，也就是盐价不准随意涨落，也不准争先销卖。于是承办票运者，尽属大贾；小本商贩，无力领运，票法精神渐失。新章开办以来，淮南运商、场商“获利较厚”。事实上，面对十九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包括徽州盐商在内的巨商富贾之倚赖亦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

最后，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对明清时代制度史的研究，除了详究细探各类规章制度之外，对活跃其间的各色人物之关注更不可或缺。唯有如此，方能较为全面地考察制度的变迁与社会关系之嬗变。从程希辕、程朴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徽州盐商（如方性存）之生平事迹来看，这些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甚至颇有“儒商”风度。从中可见，晚清时期，徽商对两淮盐政的影响仍然相当重要，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不过，清代前期与后期的情况仍然有着重要的差别——与晚清相比，盛清时代的盐商一方面督促子弟经由科举考试步入宦途，从而自立为官商，另一方面则更是通过各种方式与官员交结，通过捐输、报效等效忠皇室，从而获得垄断特权。及至太平天国之后，除了盐务经营格局的变化（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湘军势力的膨胀）之外，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盐务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勾肩搭背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本文原题《徽州盐商与曾国藩——晚清盐政史的重要一页》，刊于2016年10月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