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武：基于科学的创新，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主讲人：张来武（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院长、前科技部副部长 ）

主题：“上海-加州创新对话”

日期：2016年9月13日

主办：复旦大学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编者按】

“创新划分为四类，分别为基于工程学、以客户为中心、基于科学以及效益全能型的创新。其中基于科学的创新是我们的重大弱点。”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院长、前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在第二届“上海-加州创新对话”上说，阻碍基于科学的创新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体制性、机制性和对人才管理、知识管理的一系列障碍性因素。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张来武演讲内容的摘录：

现在创新已经无所不在，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谈创新。我个人理解，现在对于创新的理解最重要的一个误区，尤其以我国为例，认为（创新）是线性递进理论：基础研究大学做，应用研究大学老师和企业一起做，然后企业应用——是一个线性递进关系。如果这样理解，稍稍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线性的模型一定能够解出来，如果能解出来的创新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设计出来。这么多年来，由于我们过去是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创新确实可以模仿。在这样的情况下，貌似我们这个做法很有效，在某些历史阶段也确实有效，但是今天就产生了问题。因此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谈创新是要重新审视创新理论问题。我们认为创新理论目前最先进的是三螺旋理论，创新是由科学、技术以及市场应用，这样三个螺旋桨在一起搅拌、融合、创新，形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因此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三个螺旋很重要，三个螺旋之间的关系我们用数学模型来说叫运算，你可以用加号但是请你在加号上画个圈，它是用这种螺旋在不断地运算和融合，在经济学叫创新。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在过去二螺旋理论基础之上的一个推进，过去二螺旋理论没有划分科学和技术，但是这个划分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谈创新，可以谈四种创新：一个是基于工程学的创新，二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三是基于科学的创新，四是效益全能型创新。

第一，基于工程学的创新，你说中国创新不行，我曾经在科技部工作多年，30多年来中国创新是很有成就的。但是如果你说中国创新很行，现在我们的创新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历史性的挑战。问题就在于没有细细地研究。中国过去30多年来基于工程学的创新，有人说我们很行，高铁、风电、电信、包括三峡水库电力系统等等，确实这种成就无可否认。但是同样是基于工程学的创新，我们的汽车却不敢恭维。这么多年来，由于我们中国是从计划经济演变而来，我们过去搞“两弹一星”，有一种国家意志和国家这样一个统筹能力工程学基础，并且我们还有钱学森等一代科学家，当年是中西融合，应用了很多工程学科学和技术的能力，我们确实在这方面获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这中间有个重要差别，但凡是政府买单，但凡是一个全局共同买单不需要市场细分的（创新），我们都做得不错。而一进入工程学的创新系统，像汽车这样要市场倒逼机制的，我们却做得很差。也就是说在我们做得很好的创新中，还要注意我们的不足。

第二个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基于工程学的创新我们市场不行，但是倒过来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我们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市场能力。电视机、冰箱、空调甚至网络服务业，我们做得不差。这个确实是以客户为中心的，中国市场化进程中，世界十大网络企业中国占有四家，但是没有一家是国企或央企。这就说明以客户为中心，中国人做得不差，但是你能不能解决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的体制问题，能不能解决跟世界融合的问题？在这点上，我们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非常遗憾的有这种存疑。

最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基于科学的创新，这是我们重大的弱点。我们有像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这些好的学校，应该说我们的学者也非常努力，我们有很多理论上的成就，但是我们这种创新成就，经常被人们批判。我在科技部的时候经常遭批判，中国成果转化非常差，其实那不是哪个人的问题，那是从创新理论到创新模式中间必然的问题。为什么？基于科学的创新，中国在创新理论中从来就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在实践中更是没有懂得怎么消除阻碍科学成为创新最重要要素的体制性的、机制性的、和对人才管理和知识管理一系列的障碍性的因素。

效益驱动型的这种创新，在前三螺旋创新基础之上，系统经营，各种要素系统有效组合，我们的工具是最差的。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首先学习美国人这么多年来，用合作博弈进行的一些市场设计，取得了从诺贝尔奖的成功到一系列操作的成功。埃尔文·罗斯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解决了四男四女的婚配问题，这么简单的事，如果你不用合作博弈的手法，你能得到最优的匹配结果吗？这个问题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我们政府遇到大量其实比这个更简单的问题，结果我们弄得非常辛苦，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合作博弈的一种方法论。我们制定政策都是上级制定下级服从，政府制定社会服从，是带着这样一种系统论的理解，比工程学的系统论还要落后，在人文社会治理的系统论中是最落后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的这四种创新，用三螺旋理论重新解读，大家认为三螺旋理论也不神乎，是跟现实的创新密不可分的，我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做了成功背后潜力在哪里，都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它。

由于这样的一个理论对地方经济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我们最时髦的说法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们的三螺旋理论，直接导入导出创新驱动的产业经济学，六次产业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以前，即使是西方，即使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的美国，都是主流经济学紧抱着三次产业理论不放，或者停留在三次产业发展理论基础之上，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国家在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寻找我们治理经济工具的时候，不是凯恩斯的三驾马车，就是供给学派的某种供需，但是天天谈创新战略，却寻找不到创新的工具。

这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经济学是停留在三次产业划分理论中，它是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学，而其他的东西，信息化、知识经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展开，都限制在工业化经济的牢笼中。因此根本不能适应信息化时代，不能适应知识爆炸，人力资本的时代，那就更不能适应人工智能的时代。

我们提出六次产业划分理论，我们通常时髦地说“互联网+”，是加号上面加一个圈，这个我们认为是第四产业。这个第四产业的发现来源于2010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学的统计，中国的网络服务业以72%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传统的信息服务业增长不到12%，这就说明这个裂痕意味着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三次产业理论的新的经济学规律，新的产业诞生。这个产业诞生不需要消费者买单，只需要你给我点击率。不需要遵循只有赚钱了在资本市场才能溢价出售，不赚钱的时候也可以溢价百倍千倍。

第五产业是我们的独创，我们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构成第五产业，大家说文化创意在第三产业中也有，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有三个要点：第一你必须创造人力资本，这样我们的创新教育应该构成这个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我们认为未来是一个梦想的社会，是一个人们对精神需求可以付诸于购买力的社会，因此我们认为未来附加值的不绝源泉来源于人们对精神需求、对幻想的不断实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第五产业的使命是把人们的精神需求转化为市场定价、市场附加值。

第六产业的经营需要第五产业的创意，第六产业的经营规律有简单的四点，分别为：系统经营，合作网络，开放创新以及共享经济。共享经济的障碍如果能共同通过对话加以消除，不仅是中国人得益，美国人也得益，中美得益之外世界得益。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