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校的作用被你高估了，8个家庭因素与考分高度相关

父母究竟有多重要仍然是个好问题，这一问题也错综复杂。要确定父母的影响，需要衡量儿童的哪一方面呢？性格？学校成绩？品行？创新能力？成年后的工资？显然，影响儿童表现的因素众多：基因、家庭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学校、歧视、运气、疾病，等等。那这些因素的权重又该如何划分呢？

虽然儿童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如性格或创造力，不易用数据衡量，但学校成绩却可以。而且，多数家长都认为教育是儿童成长的核心所在，因此研究一组发人深省的学校数据，是合理可行的切入点。

这组数据与择校有关，多数人都对这一问题抱有两极分化的态度，或支持或反对。择校权的忠实支持者认为，他们既然纳了税，就有权让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反对者则担心择校权会让差生留在差学校。不过，似乎所有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只要能选对学校，就一定能大放异彩，前提是这些学校要有合理的院系设置、课外活动、友好氛围和安全环境。

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很早便开放了择校权，这是因为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和多数城市学区一样，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过高。虽然美国最高法院于1954年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作出判决，裁定学校应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但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内的不少黑人学生仍然在几乎全由黑人构成的学校上学。因此，1980年，美国司法部和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决定携手促进芝加哥学校的种族融合，规定入学新生可以申请学区内的几乎任何一所高中。

除了历史悠久这一点，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择校项目之所以适合研究，还有几点原因：该系统提供了海量数据—芝加哥拥有全国第三大学校系统，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以及大量的可选择学校（60多所高中）和灵活的择校机制；录取率非常高，系统内约半数学生选择不上所在小区的学校；芝加哥公立学校的这一项目—至少对研究来说—最无巧不成书的一点是择校的规则。

可以料到，向芝加哥所有新生开放所有学校可能会引起混乱。成绩优异、毕业率高的学校收到的申请数量会严重超额，因此不可能顺应每个学生的请求。

为公平起见，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采取抽签制，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大福音。假设有2名学生各项数据完全相同，且均想申请一所条件更好的新学校，但抽签的结果，一名学生去了新学校，另一名只能继续留在旧学校。现在设想一下，有成千上万的学生都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统计结果就变成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自然实验，这想必并非芝加哥学校官员设计抽签制的初衷。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抽签制恰好提供了衡量择校权—或好学校—实际能有多大作用的绝佳渠道。

到底数据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对于养育过度的父母来说，答案并不令人振奋：在这种情况下，择校权几乎毫无作用。诚然，参加择校抽签的芝加哥学生毕业率高于不参加抽签的学生，这似乎表明择校权确实有一定作用，但这仅仅是假象，证据就是以下的对比数据：中了签、转学去“更好”学校的学生成绩并未高于未中签、留在旧学校的学生。意即，无论是否中签抽到转学到新学校的机会，只要是有意转学离开所在小区学校的学生，毕业率均高出一筹。乍看起来，是转学到新学校让学生占得先机，但这样的先机实际上却与新学校毫无关系，这说明选择转学的学生和家长本身便具有更高的智商且在学业方面更有追求。但从统计数据来看，转学对他们的学业并无帮助。

那么留在小区学校的学生是否会因此成绩下滑呢？不会，他们的成绩与计划转学之前不相上下。

不过，芝加哥确实有一批学生的成绩大有改观：上技校或职业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的成绩大幅优于他们在旧有学校环境中的成绩，毕业率也远高于根据其以往成绩做出的预测毕业率。因此，在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择校项目的帮助下，确实有一小部分原本成绩平平的学生学到了实际技能，为未来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似乎并非所有学生都因这一项目而提高了成绩。

择校权真的毫无作用吗？无论是否有养育过度的行为，但凡是有自尊心的父母都不愿相信这点。或许是因为这项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调查仅包含高中生；或许到了高中阶段，学生已经定型。

“很多升入高中的学生能力尚不足以完成高中学业，”纽约州教育专员理查德·P.米尔斯最近指出，“升入高中的学生中，有太多人的阅读、写作、数学成绩还停留在小学水平。这一问题必须在低年级解决。”

实际上，有学术研究证实了米尔斯的担忧。在研究成年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众所周知，黑人收入明显较低，学者发现一旦将黑人的八年级分数较低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便被抵消了。换言之，造成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收入差距的一大原因是二者之间的教育差距，而这一差距早在多年前便可见到端倪。

“缩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考试分数差距，”一项研究的作者写道，“对促进种族平等所起到的作用要超过受到政客响应的任何策略。”

那么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数差距有何起因呢？多年来，人们对此提出了许多理论：贫困、基因构成、“暑期倒退”现象（普遍认为，黑人在学校放假期间的成绩退步幅度更大）、考试或教师态度中存在的种族偏见以及黑人对“被白人同化”的抵制。

在一篇名为《“被白人同化”现象的经济学》的论文中，来自哈佛大学、年纪轻轻的黑人经济学家小罗兰·G.弗赖尔提出，某些黑人学生“面临着强大的遏制因素，阻碍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付出（如教育、芭蕾等），因为他们可能会因此被看作是想效仿白人行为的黑人（即“出卖自我”）。在某些街区，一旦被冠以此种标签，即有可能遭受种种迫害，如被社会排挤、遭到殴打甚至惨遭杀害”。弗赖尔引用了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当时名为卢·艾尔辛多—年轻时的回忆录。他在四年级转学到新学校，发现自己的阅读水平甚至要优于七年级学生：“那些小孩发现这点后，我就成了众矢之的……那是我第一次离家住校，第一次身处全是黑人的环境，而我发现以前学到的正确行为全成了我被迫害的理由。我考试拿了全A，却因此遭到仇视；我讲话规范，却因此被辱骂为流氓。我不得不学会一套新的语言系统，为的只是能回应所收到的恐吓。我举止得体，是个乖孩子，但人身安全却因此受到了威胁。”

弗赖尔也是《理解黑人与白人在入学前两年的考试分数差距》的作者之一，这篇论文引用了一批新的政府数据，这些数据确凿可靠，有助于分析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或许更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数据可以很好地回答所有父母—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其他人种都想问的问题：对于儿童在上学初期的表现，哪些因素有影响，哪些没有？

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教育部开展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项目，名为“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该项目意在测算2万多名儿童从幼儿园到五年级期间的学业进展，研究对象从全国各地抽取，准确体现了美国小学生的构成结构。

该项目统计了学生的学习成绩，还收集了每名儿童的一般调研信息：种族、性别、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教育水平，等等，但该项研究的调查内容远远不止这些基本信息，还包括对学生家长以及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的采访。采访问题很多，且内容比普通的政府采访更为私密：父母是否打孩子、多久打一次；父母是否带孩子去图书馆或博物馆；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有多长。

结果，他们得到了一组极其丰富的数据，只要问题能问到点子上，这些数据就能呈现出出人意料的规律。

举例来说，“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确实表明，家中藏书多的儿童成绩要优于家中没有藏书的儿童。因此，二者存在相关关系。但考试高分也和其他许多因素相关，假如仅仅对比藏书很多的儿童与没有藏书的儿童，这样的答案或许意义不大，或许一名儿童家中的藏书数量仅能说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

那么对于“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分析能揭示有关小学生成绩的什么现象呢？首先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考试分数之差有关。

长久以来，人们发现，早在踏入校门之前，黑人儿童的表现便要逊于白人儿童，而且即便控制了诸多变量，黑人儿童的表现也无法达标。（控制变量大致是指排除其影响，原理类似高尔夫球手之间的让杆。在“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将某名学生与平均水平作对比时，可能会控制该名学生身上任意数目的不利因素。）但这组新数据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控制了仅仅几个变量—包括儿童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以及母亲生第一胎时的年龄，之后，黑人与白人儿童在入学时的差距便被抵消了。

从两方面来讲，这是一项振奋人心的发现，这意味着相对于白人儿童，黑人儿童取得了持续的进步，这也意味着这种差距无论是何性质，都与一些易于识别的因素有关。数据显示，黑人儿童在学校的成绩较差，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黑人基因，而是因为黑人儿童出生在低收入、低学历家庭的概率较高。而且，经济社会背景相同的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在初入幼儿园时的数学和阅读水平相等。

好消息，对吗？先不要急于下结论。首先，由于黑人儿童出生于低收入、低学历家庭的平均概率较高，差距确实存在：平均而言，黑人儿童的成绩确实略逊一筹。其次，也更糟糕的是，即便控制了父母收入和教育水平这两个变量，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在入学后两年间也会再次拉开差距。至一年级期末，黑人儿童的成绩会落后于统计数据相等的白人儿童，这一差距会在二三年级持续扩大。

为何会有此现象？这是一个难以解答、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普通黑人儿童与普通白人儿童所上的学校并不相同，简而言之，普通黑人儿童所上的学校条件很差。虽然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已经过去了50年之久，但美国许多学校仍然实行着种族隔离的政策。“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项目调查了约1000所学校，每所学校抽取20名学生作为样本，其中有35%的学校所抽取的样本中，1名黑人儿童都没有。在“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中，普通白人儿童所上的学校仅有6%的学生为黑人，相反的，普通黑人儿童所上的学校有约60%的学生为黑人。

黑人学校的条件究竟差到什么地步？答案颇耐人寻味，它们在传统的学校指标上均不落下风，就班级规模、教师学历和计算机与学生比率而言，黑人与白人所上学校条件相似。但普通黑人学生所上的学校在某些恶性指标上却远超其他学校，如帮派问题、在校门前流窜的校外人员和家长教师联谊会资金，这些学校的环境确实不利于学习。

因学校差而受影响的并不仅仅是黑人学生，白人儿童也成绩不佳。实际上，同一所条件较差的学校内，一旦控制了学生背景方面的变量，黑人与白人在低年级的考试中就几乎不存在分数之差了。但差学校的所有学生，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成绩均逊于好学校的学生。或许教育家和研究人员不应再执迷于研究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考试分数之差，黑人学校与白人学校之差或许才是更为突出的问题。“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好学校的黑人学生并不逊于同一学校的白人学生，并且要优于差学校的白人学生。

因此，根据这些数据，儿童所上的学校似乎对其学业进展确有显著影响，至少在低年级阶段确实如此。那是否可以说育儿之道也有同样的作用？那些“小小莫扎特”录音带是否有用？长年累月地读《晚安，月亮》呢？搬到郊区住是否值得？父母参加了家长教师联谊会的儿童是否要优于父母从未听说过联谊会的儿童？

“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大量数据表明，儿童的个人情况与学校成绩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令人信服的相关关系。例如，对其他因素进行控制之后，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成绩显然低于平均水平。与之相反，郊区学生的成绩处于中游水平，而城市学生的成绩则高于平均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城市人的学历较高，他们所生的子女也更聪明。）平均而言，女生的考试分数要高于男生，亚裔学生的考试分数要高于白人。前文已经证明，来自相似背景和学校的黑人与白人学生分数不相上下。

对回归分析法、传统观念和育儿之道有所了解之后，请看以下列出的16个因素。“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其中8个因素与考试分数呈现出了—或正或负的高度相关关系，另8个因素似乎毫无影响。诸位大可以猜一下哪些有影响，哪些没影响。请记住，这些结果仅能反映出儿童的低年级考分情况，虽然这种测量方法行之有效，但涉及范围相当有限。而且，童年早期的成绩较差并不一定就预示着未来会收入微薄、创造力匮乏或生活不幸。

以下是与考试分数高度相关的8个因素：1.父母学历高、2.父母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3.母亲在生育第一胎时的年龄为30岁或30岁以上、4.出生体重低、5.父母在家讲英语、6.是被收养儿童、7.父母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8.家中藏书多。

以下是无关的8个因素：1.家庭完整、2.父母最近搬入了条件较好的小区、3.母亲在孩子出生后至上幼儿园之前不工作、4.参加过启智计划、5.定期随父母去博物馆、6.经常被打、7.经常看电视、8.几乎每天都听父母读书。

接下来我们依次成对分析：

有关：父母学历高

无关：家庭完整

拥有高学历父母的儿童通常在学校成绩优异，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教育水平高的家庭往往很看重教育，或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智商较高的父母往往教育水平也较高，而智商具有高度遗传性。但儿童的家庭是否完整似乎并无影响，前文引用的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对儿童性格并无影响。同理，家庭结构对儿童的学业水平似乎也毫无影响，至少在低年级阶段确实如此。这并不是说好好的家庭应该说散就散，而是说美国约2000万名单亲家庭儿童应该感到些许慰藉。

有关：父母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无关：父母最近搬入了条件较好的小区

社会经济地位高与考试分数高高度相关，这似乎合情合理。总的来说，社会经济地位是成功的重要表现，这说明此人智商较高且教育水平较高，所以事业有成的父母所养育的子女，获得成功的概率也较高。但搬入条件较好的小区对儿童的学校成绩并无帮助，这可能是因为搬家本身存在负面作用，更有可能是因为，正如换了好鞋不会跳得更高，好房子也无法提高数学或阅读成绩。

有关：母亲在生育第一胎时的年龄为30岁或30岁以上

无关：母亲在孩子出生后至上幼儿园之前不工作

假如一名妇女30岁之后才要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学校成绩好的概率会较高。这样的母亲往往是想接受高等教育或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她们很可能也比未成年妈妈更想要孩子。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初为人母时年纪较大，就一定是更加称职的母亲，而是说这样的母亲为母子双方创造了更加优越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未成年妈妈，即便等到30岁之后再要第二胎，也不具备这种条件。“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她们的第二胎并未优于第一胎。）与此同时，母亲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都辞职在家，似乎毫无帮助。养育过度的父母或许会觉得二者毫无关联这一点令人泄气，如此一来，那些母子课程还有什么意义？但数据表现出来的规律确实如此。

有关：出生体重低

无关：参加过启智计划

低体重儿往往在学校成绩不佳。这或是因为早产对儿童的整体健康有害，或是因为出生体重低预示着父母极有可能会养育不当，毕竟怀孕期间抽烟、喝酒或虐待腹中胎儿的母亲，不会因为孩子出生就幡然悔悟。因此，低体重儿成为贫困儿童的概率较高，因而参加启智计划的概率也较高。启智计划，是联邦政府推行的学前教育计划，但“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启智计划对儿童未来的考试成绩毫无帮助。尽管启智计划广受好评（本书作者之一曾是特许学校的学生），我们也得承认，事实已经一次次地证明，该计划从长期来看，收效甚微，以下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一般而言，参加启智计划的儿童白天虽然不用和自己教育水平低、劳累过度的母亲在一起，却得和别的教育水平低、劳累过度的母亲在一起。（还有一屋子同样贫困的儿童。）实际上，启智计划的教师仅有不到30%有学士学位，且这个岗位收入微薄—启智计划的教师年收入约为21 000美元，而公立幼儿园教师的年收入则为40 000美元—又难以在短期内招到素质更高的教师。

有关：父母在家讲英语

无关：定期随父母去博物馆

父母讲英语的儿童在学校的成绩要优于父母不讲英语的儿童。这也不足为奇。在“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中，拉美裔学生的成绩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相关关系，拉美裔学生的整体成绩偏低，同时父母不讲英语的比例也较高。（不过，他们往往能在高年级迎头赶上。）那么反面例子又如何？假如父母不仅讲英语，还会在周末带孩子参观博物馆以拓展文化视野，结果会怎样？抱歉。填鸭式的文化教育或许是养育过度的一个基本信条，但“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参观博物馆与考试成绩并不相关。

有关：是被收养儿童

无关：经常被打

被收养与学校考试成绩高度负相关。为什么？研究表明，亲生父母的智商对儿童的学业水平造成的影响远高于养父母的智商，而将自己孩子交予他人收养的母亲智商往往明显低于收养者。被收养儿童成绩平平的另一个原因听起来或许令人反感，它与主张人性自私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有关：想弃养孩子的母亲可能不会像想要孩子的母亲一样认真做产前保健。（区别类似—以下推论可能更加令人反感—你如何对待自家车与租来的过周末的车。）

不过，虽然被收养儿童往往考试成绩不佳，经常被打的儿童则不然。这或许有些出人意料，不是因为打孩子本身难免会造成伤害，而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打孩子是不文明的做法。我们可能会因此认为打孩子的父母在其他方面也不文明，或许事实并非如此，打孩子或许另有内情。请记住，“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这一调查包含对儿童父母的直接采访，因此父母要同政府调查人员促膝而谈，当面承认自己打孩子。这表明，坦白这种行径的父母要么是不文明，要么本性诚实。或许诚实作为正确育儿方式的一部分，影响要大于打孩子这种不当的育儿方式。

有关：父母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

无关：经常看电视

父母如果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孩子往往能在学校取得好成绩，这很可能表明，与教育行业息息相关的父母才会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但参加联谊会本身并不会提高孩子的成绩。与此同时，“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儿童的考试成绩与看电视的时间并不相关。这虽与传统观念相悖，但看电视显然不会让儿童的大脑变成一团糨糊。（芬兰的教育系统名列全球最佳，多数芬兰儿童7岁才开始上学，但在上学之前，就已经通过看配有芬兰语字幕的美国电视节目自学了识字。）不过，在家里用电脑也不会让孩子成为爱因斯坦：“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使用电脑与学校考试成绩并不相关。

相关：家中藏书多

无关：几乎每天都听父母读书

家中藏书多的儿童确实在学校考试中能取得好成绩，但经常给孩子读书却对童年早期的考试成绩并无影响。

这似乎有些蹊跷，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父母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以及体现在什么方面？

首先，看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因素：家中藏书多，考试成绩更好。多数人看到这对相关因素，会以此推断出其中存在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举个例子，男孩艾赛亚家里有很多藏书，他在学校的阅读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一定是因为他的父母经常读书给他听。艾赛亚的朋友埃米莉家里也有很多藏书，但她几乎连碰都没碰过这些书，她更喜欢打扮她的布拉茨娃娃或看动画片，但她的考试分数与艾赛亚不相上下。相反的，艾赛亚和埃米莉的朋友里基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但里基每天都跟妈妈一起去图书馆，可他在学校的考试成绩却不及埃米莉或艾赛亚。

这如何理解？如果读书对童年早期的考试成绩并无影响，那是否仅仅家中有藏书就可以让儿童变聪明？书籍是否对儿童的大脑有某种潜移默化的神奇影响？要真这样，可能会有人打算装上一卡车的书，给所有育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发书。

实际上，这正是伊利诺伊州州长的计划。2004年初，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州长宣布该州计划每月寄一本书给每名已出生，但未到上幼儿园年龄的儿童。该计划每年将耗资2 600万美元，因为布拉戈耶维奇认为，伊利诺伊州有40%的三年级学生阅读水平不达标，此举是至关重要的干预措施。

“一旦你有了（书），书籍为你所有，”他说，“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会让你意识到，书籍应该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因此，所有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儿童到入学之时，家里都会有约60本藏书。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阅读成绩会有所提高？

想必不会。（不过我们或许永远无法证实这点。最后，伊利诺伊州的立法机关驳回了图书计划。）毕竟，“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无法说明家中藏书导致了考试高分，只能说明二者存在相关关系。

如何解读这种相关关系？以下为可能的理论之一：会买大量童书的父母多数本身便聪明睿智、学历很高。（而且他们将自己的智慧和工作理念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抑或他们本身便很注重教育，也关怀子女的总体发展。（他们创造了鼓励学习、学有所获的环境。）这样的父母或许—和伊利诺伊州州长一样笃定不移地—认为所有童书都是开发儿童智力的不二法宝。但他们很可能错了，实际上，书籍并非智力提高的原因，而是智力出众的表现。

那么，这一切又如何解释育儿之道的总体效果呢？再来看一下“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中与学校考试成绩相关的8个因素以及无关的8个因素。

笼统地讲，前8个因素是对父母特点的描述，后8个因素是对父母行为的描述。高学历、事业有成、身体健康的父母所生育的子女往往能在学校取得优异成绩；但儿童是否去博物馆、是否被打、是否参加启智计划、是否经常听父母读书，或是否坐在电视机前不离身似乎并无影响。

对于喜欢钻研养儿育女之道的父母和育儿专家来说，这或许是值得深思的发现。事实上，这些育儿之道似乎被严重高估了。

但这并不是说父母毫无影响，显然，父母对育儿而言关系重大。难点在于，当多数人准备拾起育儿经的时候，为时已晚，因为真正重要的因素—身份、配偶、生活方式早已注定。如果你天资聪颖、踏实肯干、教育水平高、收入颇丰且配偶也条件相当，那你的孩子就有更大的概率能在生活中有所成就。（正直诚实、体贴周到、富有爱心、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想必也不会有害处。）而至于你的所作所为则并无太大影响，重要的是你本身的特质。

在一篇名为《经济成果的先天与后天学说》的论文中，经济学家布鲁斯·萨克多特对后天养育的长期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他引用了三项收养儿童研究，其中两项来自美国，一项来自英国，三项研究均包含有关被收养儿童、养父母和亲生父母的详尽数据。萨克多特发现，收养儿童的父母在智商、学历和收入方面往往优于儿童的亲生父母，但养父母的优点对儿童的学校成绩影响甚微。“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也表明，被收养儿童的学校成绩相对较差，而养父母施加的任何影响似乎都敌不过基因的力量。但萨克多特也发现，养父母并非永远无能为力，当被收养儿童长大成人时，他们已经摆脱了智商的限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与条件相似但未被收养的儿童相比，他们上大学、找到高收入工作、成年后结婚的概率明显更高。

萨克多特断定，扭转这一切的是养父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