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士|慧眼识石、运刀如笔：文彭的治印人生

抗倭名将戚继光，有驰骋沙场的勇武，也不乏文人风骨，敬重各种富有才华的人。他在河北练兵时，兵部左侍郎汪道昆以一封亲笔介绍信，让一位名为何震的篆刻家来军营拜访。

戚继光日常能书善文，所以对何震“近代名手，海内第一”之名早有耳闻，如今本尊来访，他很是欣喜，专门备下酒席，并邀请几个将军和擅长书画的幕僚前来作陪，还在席间盛情介绍何震是可与文彭齐名的大家，如今携带上好冻石前来，在座诸位如有需要，可以直接与何先生洽谈。主帅如此盛赞，底下人就算为了逢迎也得积极配合，于是全军营上下都以求得何震一印为荣，何震也就赚得盆满钵满。

（明）文彭款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虽说与文彭齐名是何震成就的标签之一，但论及资历和渊源，文彭算是何震的老师，也是吴门印派的开创者。灯光冻石刻印就是文彭的创举。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彭，何震乃至其后一批印人的声名与成就恐怕也不能达到如斯高度。

文彭，字寿承，号三桥，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文嘉，而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徵明。一般来说，父亲的成就总是儿女们难以逾越的大山，更不用说文徵明精通诗画书文，造诣的广度与深度纵是放眼四海、遍历千年也少有人能与之比肩。文彭和弟弟虽然从小濡染家学，勤奋刻苦地习字练画，但就算已是精通书画和鉴藏，也总要被加上这样的评价——“工力远不及父”。

（明）文彭《草书五律诗轴》，南京博物院藏

所以要想在诗文或书画上超越父亲文徵明，打响自己的名号，实在难如登天，然而似乎是冥冥中自有注定，即便父亲在众多方面已经臻于极致，却还是有余地留给文彭——印。

由诗、书、画、印所构成的整体审美，其实形成得并不早。印之一事，最早与文人几无关联，作为权威的官印多为金属玉石质地，自有专门的工匠负责。到了唐代，唐太宗收藏书画时以“贞观”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引起众多藏家效仿，于是就有了鉴藏印。虽然这其中也有私人定制的印章，但到底与文人风雅关系不大，甚至唐朝近三百余年间，书画名家不少，却没人想过在自己的字画上盖印。正是唐太宗兴起的鉴藏印之风，让世人逐渐认识到往书画上盖印的合理性。

（明）文彭《致钱榖札》，上海博物馆藏

（明）文彭《致钱榖札》，上海博物馆藏

信札前面略说了朋友之间的近况琐事，其后都是与钱榖讨论新近见闻的书画、印章、古玩，因为钱榖喜欢收藏书籍，也告知他一些稀有的图书的讯息。

到了宋代，书画款印在各大名家的积极推动下终于流行起来，擅画竹的文同会在自己的画上盖“文同与可”“东蜀文氏”，欧阳修则在尺牍上盖“六一居士”，米芾甚至可能有百枚以上的私章，喜欢在一件作品上连用数印。这么看来再往后乾隆皇帝狗皮膏药般的“盖章癖”倒也不是无迹可循。

不过，直到明代万历年间，在自己的书画上加盖印章才成为约定俗成的定则。文人用印的需求大大增加，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印材的革新改进，让文人不需费太大力气就可以自己刻印，这样的功劳无可争议地归于第一个将青田冻石用于刻印的人——文彭。

据《印人传》记载，文彭一开始治印，都是自己画好图样，然后委托南京一个叫李文甫的匠人刻印。匠人会忠实地再现客户要求的图样，却不会融入灵感与巧思，哪怕是文人想要再增删哪些细节，也不好操作。机缘巧合下，文彭在官居南京国子监博士时，有一日路过西虹桥，见到一位老人。老人背着两筐石头，还带着一头毛驴，驴身上也驮着两筐石头，共计有四筐。老人正与小贩争吵，文彭听了半晌，就上前询问，老人说是小贩答应他要收购石头，他辛辛苦苦从江上把石头采来，还想要点运费，没想到小贩就是不肯答应。文彭听罢，又仔细看了看石头，干脆地说：“你们别吵了，石头我照价买下，运费按两倍算给你。”

（明）文彭《行书七言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于是文彭就得到了四筐青田石，回家锯开一看，在灯光下石头晶莹夺目，其中优质的就是如今所谓“灯光冻石”，稍差点的也是当时的老坑矿石。这些青田石原本是做首饰用的，此前尚未有人想到能将之做成印章。文彭的一次不经意的尝试，没想到竟为无数文人与印人寻到了契机。

不过，这个故事在仔细推敲之下，还是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文彭就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到这时才开始用青田石亲自刻印，恐怕不太可能。然而用青田石刻印一事与文彭的关系，也算没什么争议，只能说故事在多方转述中总有失真谬误，大体上事实应该是没错的。

其实早在元代，印学就已初见端倪，赵孟頫据说是第一个亲手执刀刻印的文人，并倡导“古雅”“质朴”的印章美学，钱选则是元初编制印谱第一人，王冕更是在画梅之余，发现了可以用花乳石来刻印，“石章时代”早已开启。只是王冕并无传人，他去世一百四十余年后文彭才出世，这才又想起来以石刻印这回事。青田石作为印材的优势很快被文人接受，其中优质的灯光石身价自然水涨船高——“石之贵重者曰灯光，其次曰鱼冻。灯光之价，直凌玉上,色泽温润，真是可爱。”所谓灯光石就是纯净无瑕，莹洁如玉，被光照到时灿若灯辉的上好青田石，但如果这样的石头内有瑕疵，就只能降一等成为鱼冻石。一时间，选石品石，治印评印，蔚然成风，文彭作为开山鼻祖，地位超然。

（明）文彭款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不过，盛名在外并不会让文彭忘乎所以，文氏家学让他从小时候起就清楚而深刻地记住了，要谦逊勤恳，坚守本心。就像曾有人认为沉迷书画这样的文艺活动是玩物丧志，并以此讥讽文徵明时，文徵明的回答：“人有能有不能，各从其志可也。”

文彭与文嘉之名，是文徵明的挚友沈周起的，“彭”“嘉”两字中都有“士”，大概是父辈们希望兄弟二人能成为出色的文士。到了应试的年纪，文徵明还告诉他们，能进场答完试卷就是万幸了，至于能不能中自有定数，不必介意。文彭不管是潜心备考，还是醉心艺苑、四处奔波，文徵明都尽力支持。甚至文彭之妻去世后，文徵明为了能让文彭安心，将年幼的文彭次子文元发带在身边亲自教养。文元发长大成人后，依然仕途不畅，但秉性不改，一有机会就要为民请命，改革弊政，终因不愿攀附权贵、媚上欺下而在官场无处容身，可他依然坚信：“人之操行，当以不欺为本。”

（明）文嘉《碧树晴波轴》，故宫博物院藏

文家几代，田不满二顷，屋仅除风雨，但世代传承的精气神让文氏的佼佼者们永不迷失。对于文彭兄弟来说，文徵明是家族的支柱，学艺道路上的出色榜样，是开明慈爱的好父亲，是人生的动力来源和坚实后盾。文彭认同元代以赵孟頫为代表的美学观念，以六书为准则，师法秦汉，力求传承古意，甚至刻完一方印章后，他会将印放于木匣中，让书童反复摇晃木匣，印章与木匣碰撞，表面出现裂纹，剥落下碎块，就呈现出古旧的样子。但在父亲文徵明的影响下，他也反对一味摹古，对前人作品中诘屈盘缠的弊端也没有好感，尽力以秀润补之，明快的刀法和清雅的格调让世人耳目一新。

（明）文彭《千字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印的好坏，有标准称：“有笔无刀，妙品也。有刀无笔，能品也。刀笔之外而有别趣，逸品也。”在治印一事上，刀与笔是同等地位，能够运刀如笔、别有神韵逸趣是最高级别，已然不是寻常匠人所能胜任的。文彭力求以刀代笔的极致，于是专心研究六书，何震与他志同道合，于是拜入文彭门下，两人亦师亦友，一聊起治印就没完，直至彻夜不休。何震也说：“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

（明）文彭款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彭六十岁时，突逢柳暗花明——他入选国子监，又在七十二岁时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因此世人多称他为“文国博”。官职为文彭在交流上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治印的名声也随之越传越广。本来文彭兄弟得益于文徵明既有的名誉，与项元汴家族之类的著名文人、鉴藏家都有来往，如今仕途有成，更是锦上添花。但是文彭治印，只为雅趣并不图以此牟利，也像父亲一样自矜身份，轻易不卖印或接受委托。

（明）唐寅《采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唐寅《采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唐寅《采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唐寅《采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寅画图中采莲景；文彭草书《采莲曲》；项元汴画图中小景。

后来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前来南京拜访文彭，从文彭这里得到了百来块冻石，为了物尽其用，他将这些冻石分作两半，一半交给文彭，一半交给何震，拜托他们用这些石头给自己刻章。幸运的是他如愿以偿，为作报答，他提出可以带何震前往北方军营游历。明代多启用文人担任将领，所以不少将领都热衷诗文书画，何震的印章他们一定会喜欢。于是何震将家眷托付给文彭照料，自己随着汪道昆北上，果不其然名利双收。而文彭所到之处，也是“三桥在此，三公而下，无不倒屐迎之”。文彭治印的风格以其字号为名，被称作“三桥派”，或者比照“吴门画派”而得名“吴门印派”，学习者都以文彭为正宗，更以“得文氏之传”为标榜。

（明）《明人便面书册》之《周天球、文彭、居节、钱榖、彭年书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需求巨大的市场，不可避免地鱼龙混杂。当时的苏州阊门是极其繁华的书画骨董市场，充斥着大量只图名利不计内涵的投机者，他们既全力推销假字画假古董，也使尽浑身解数要卖出自己的字画和印章，能涂几笔山水，就挂出来要卖钱，甚至大字没识几个，就敢开印肆为人刻印，一旦被质疑就“假托钟鼎，借形鱼鸟”，明目张胆地欺负外行不懂行情。由于刻印的内容已无限制，不少人随心所欲，乱刻“二千石孙”“天子门生”“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类的内容，贻笑大方而不自知。

文彭与何震耗尽毕生心血，不仅不能扭转时风，反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何震去世后仅二十余年，他存世的印章就与真正的古玉铜器是一样的价位，文彭传世印章不多，反而为作伪者提供了操作空间，“好事者多不识也，宝而藏之。三桥有知，能无齿冷”。

（明）“闲锄明月种梅花”印，故宫博物院藏

从篆刻风格看应是清人托名伪刻，并非文彭本人所制。

不过关于文彭真品的故事，却有相当有名的一则，出自汪曾祺的名篇《岁寒三友》。卖画为生，过着清贫生活的靳彝甫，守着三块田黄石章，就觉得苦中有乐，对世界毫无抱怨，其中一块赫然就有文彭刻的边款。家里遭了火灾，他只揣着这三块石章逃生，还有收藏家开高价来卖，他怎么也不肯卖。然而，当动荡的时局下，两个挚友被逼得家徒四壁，绝望得只能寻死时，他毅然将三块田黄石章全卖了，换了两百大洋，给两位挚友一人一百，自己则分文未留。

人们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这故事或许是杜撰而来，但个中情怀与精神，如与数百年前的愿景遥相呼应，也就像运刀如笔的文彭，真的刻下过这么一方了不起的印章。

原作者：沈渊

注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参考文献

王维《万历年间江南地区文人生活中的篆刻世界》

刘丹《关于文彭篆刻艺术形成原因的思考》

毛艳秋《明代苏州文氏家族笔记研究》

胡松洋《文彭书画篆刻艺术刍论》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