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风云︱走出中世纪的欧洲贵族

1500年：黎明前夜的欧洲

1500年时常被人当作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其中所包含的变化有几个层面。从文化来说有文艺复兴：书籍的制作成本随着印刷的引进大为降低，读书识字的人数增多，其兴趣也开始超越圣经、神学与逻辑，转向古典时期，特别是古罗马遗留下来的拉丁语文学、历史与哲学著作。从信仰来说有宗教改革：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教士有着独立于罗马教廷的神学思考，在十六世纪要引发教会的大分裂，造成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血腥争端。从经济上来说有航海大发现：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航海探险，使得原本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地处偏僻的欧洲，找到一条通往经济发达的亚洲地区的直接通道，又找到有许多自然资源的美洲大陆。从军事上来说有火枪火炮的应用：攻打城池有赖于火炮的威力，中世纪战场上的重装骑士被带枪的步兵列队取代，由此带来军事的革命与政治的变革。

但是1500年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后人回头看过去，才会注意到深刻变化的开始，活在当时的欧洲人却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些变化都是长时段的，历时几个世纪：文艺复兴从1300年间开始算起，到近1600年前后结束，有三百年时间；宗教改革开始于1517年，与宗教相关的战争却要闹到1650年前后;航海探险在1500年之前已经有上百年，联通亚洲之后，欧洲依然是经济落后地区，只能用从美洲获得的金银购买亚洲的香料、棉布、瓷器与丝绸，要到进入十九世纪欧洲的经济才开始具有与亚洲竞争的能力。

军事革命给欧洲带来的冲击，也要经过好几百年的演化。火药最早出现在欧洲是1300年间，要等到1500年前后，火炮才开始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但是意大利很快出现星形要塞，足以抵挡火炮的攻势。其后，火枪火炮的制造技术渐渐改进，军队的规模不断增大，17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以火枪为主要装备，大规模的步兵队列。军事革新带来王权增长，造成几个规模较大的政治实体，包括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奥地利、普鲁士等列强。整体上欧洲却依然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只是列强的冲突在规模上变得更大，在伤亡上也变得更为惨烈。特别是由宗教改革引起教会分裂，王公贵族之间的矛盾与不同教派之间的敌对联系在一起，使诸侯的领地之争恶化成为信仰的对撞。

贵族和王权的激烈斗争

中央集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官僚制度的建立涉及官员的选拔、监督与协调。在工业化之前，交通与通讯都不大方便，山高皇帝远限制着国家机器运作的效率。贵族的势力虽然无法与王权正面对抗，但是十九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建立一个由文官主导的官僚机构。不论是征税还是征役，国王都有赖于各地贵族的支持与配合。面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王权，贵族有自然的抵触情绪。租税流入国库，青壮劳力被国家征用，贵族的利益与权力大受影响。中央集权的建立，进一步带来更大规模的战争，需要更为沉重的赋税来支持。这其中的矛盾在天灾人祸的刺激之下，时常造成贵族的反叛与民众的骚乱。最著名的例子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起因是奥地利贵族的反叛，相应的宗教与领地争议将欧陆列强扯入其中，到最初参战的王公贵族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还停不下来。结束也是因为贵族反叛，最大的两个参战国西班牙与法兰西精疲力竭，内部都被贵族反叛弄得火烧眉毛，这才有达成国家之间停火的意愿，腾出手来解决各自内部的危机。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时常出现。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已经发出过“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儒家思想之中对“仁政”有着特别的强调，省刑罚，薄税敛，宽厚待民是基本的政治主张，天下太平更是被当成政治理想。秦始皇与隋炀帝的劳民伤财，苦役重税，骄奢淫逸，严刑酷法，好大喜功，四处征伐，一直是文人们用来告诫历代皇朝的反面典型。儒家对国家机器的内在危害有相当清楚的认知，也有相应的一套理论主张来限制王权的过度扩张。

欧洲的中央集权发生在1500-1800年之间，在政治制度上还没有建立起文官体系，在人事上得依赖于贵族，在政治理论上要到十七、十八世纪才有脱离圣经框架的思考。欧洲的王公更是将追求战场上的荣耀当作他们天赋的责任，根本就没有“天下太平”这种理念。对王权的抵制，大多是来自贵族对他们作为封建领主所享有的特权的坚持：他们有佩带武器的权利（尽管骑士在战场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他们的财产应该受到尊重；国王收税要与他们商议，得到他们的同意；在他们的领地之内，他们生来就有管辖权，不受国王主权的侵犯，等等。他们心中的理想，还是中央集权之前那个封建割据的状态。他们的不满 可以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内战与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都是贵族抵制税收、领头造反的结果。

从领主变为地主的贵族

进入1500年后，贵族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中世纪开初，城堡不但是贵族权力的象征，也是他们家庭的居所。随着城堡军事功用的丧失，贵族家庭也从城堡之中搬出来，迁入庄园里专门修建的宅邸。新建的宅邸有的在外表还保留几分城堡的模样，甚至取名为某某城堡，但是其内在的功用却是以居住的舒适为考虑，不再是用来抵御外敌入侵的堡垒。中世纪的开初，欧洲出产的物品相对贫乏，贵族家中的摆设简陋，而且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堡也不是摆东西的地方。贵族彰显身份最好的方式是身边喽罗与仆从的数目，不论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不论走到哪里，身边都前呼后拥有一堆随从，连吃饭、睡觉、甚至解手、洗澡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到现代早期，经济与社会更为发达，贵族的宅邸有更多的家具摆设，身上的穿戴也变得更为讲究起来。贵族彰显身份的时候，讲究的是家中的排场，主人与仆人之间要拉开距离，宅邸之中主人与仆人的区域要严格区分，贵族们这才开始有“私隐”的概念。

中世纪时期，贵族的日常生活是“自给自足”。这不是说他们要自己动手劳作，而是说他们的吃、穿、用多办是自己庄园之中的出品。进入现代早期之后，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市场有更多的关系。庄园里生产的物品有不少要拿到市场上去贩卖。而平日里餐桌上的饮食，家中的物品，身上的穿着，多半也是购自市场，因为自家庄园产出的东西质量与品种比不上购来的物品。这在中国也是一样，像《红楼梦》里贾府家中所用的珍稀古玩，美食佳肴也基本都是买来的。欧洲贵族在生活品方面从“自给自足”转向市场，大致发生在17世纪，后来的西方学者认为意义重大，称其为“消费的开始”。消费需要有金钱，也有一份闲情逸致，在当时只有上层人士可以追求这一份讲究。

火枪火炮主导欧洲的战场，贵族在政治上也有一个角色的转变。披盔戴甲的骑士在战场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但是国王的军队之中还是由贵族出任军官。沙场上的厮杀仍然是他们的志向所在，军官基本上由贵族垄断，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扭转。火药带来中央集权与王权的扩张，贵族不可以再拥有自己的私家军，但是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却没有减弱。欧洲各国的文官制度要到十九世纪工业化之后才算成熟，于此之前，国家政策在各地的落实还得依靠贵族出面协助。官员的选拔多半看的是出身、家族势力与裙带关系，重要的位置还得由上层的贵族担当，抄抄写写的事务官员则是从受过教育的中、下层贵族之中选拔。商人若是有资本，也可以置一块田产，买一个官位，传过几代之后可以洗去暴发户的名声，跻身贵族阶层。至于说贫家子弟想要通过读书进入官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欧洲没有学而优则仕一说。

私家军被取缔之后，贵族还有一份田产，这可是工业化之前是最牢靠与最受尊重的财产，也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在中世纪，作为封建领主的贵族不但拥有土地，向耕作的农民收取地租，还可以向他们收税，强征劳役，对他们拥有管治权与司法权。在这种安排下，种田人是贵族庄园之中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在欧洲不少地方（特别是东欧），贵族的这些特权要一直沿续到十九世纪。在政治上更早现代化的西欧，国王已将税收权拿到自己手上，直接向农民征劳役，鼓励民众将他们的争端拿到国王的法庭上来解决。中央集权的形成难免损害贵族的领主权，但是贵族们在经济上还是享有特权，税务可以豁免，劳役可以用税赋取代。

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比如说英格兰），土地可以买卖，不再与领主权绑在一起。以前的贵族要通过联姻、国王的奖赏、甚至私家打斗获得土地，脱离封建之后则可以以买卖为手段扩充田产。天灾人祸总是会产生还不起债务的农民，其土地多半是被贵族买走或是收走。类似这样的土地兼并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只是会引起官府与读书人的忧虑，担心没有田地、流离失所的农民成为社会不稳的隐患。传统中国的政治，由学而优则仕的文人主导，其角度与想法并不完全与地主阶层一致。为着天下的安定，朝廷甚至会出手抑制兼并。主导欧洲政治的王公贵族，本身就是兼并的最大受益者，而且战争在欧洲是常态，大家没有天下太平的理念，土地兼并被人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脱离封建之后，土地反倒更为集中在贵族手中。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作为统治者的理据在于他们专职作战，是大家的保护者。到现代的早期，这一理据已经不大好用，大部分贵族不再是征战的军人，而只是收租的地主。相应的，也有一套新的说法来支持他们的政治特权。作为地主，他们有独立性：收入来自地租，自己不需要动手，不需要依赖他人，也不需要为生活担忧。与此同时，他们也有闲暇，可以花时间来管人。他们与众不同，可以做出独立的判断，有决断的能力。再加上他们的血统，还有中世纪的传统，使他们受人尊重，贵族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因此近代欧洲也有“劳心者治人”一说，但是其含义与我们的传统不一样：在中国，你得读圣贤书，学会忧国忧民；在欧洲，你得有高贵的血统与土地的拥有权。欧洲也有读圣贤书的文人，读的是圣经与古典（古罗马、古希腊书籍），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不如贵族，而且大多是脱离尘世的教士，属于欧洲传统社会的另一套权力体系，基督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