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屠夫”陆步轩：怕被误解再次下海是为了钱，自称文化人

“大家好，我是陆步轩，就是那个北大毕业，曾在西安街头卖肉的家伙，现在我是壹号土猪天猫旗舰店的店长，请大家继续关注我，支持我。”

9月21日下午5点，陆步轩结束一天的采访，从广东壹号食品公司在天河CBD的总部出发，前往番禺的另一个办公室，为“壹号土猪”网店的上线录制问候视频。

在前两天，50岁的他对外宣布，“辞去公职继续卖肉”，就像13年前以“北大才子街头卖猪肉”登上报章头条，这次，他离开体制又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时移世易，当年“卖猪肉”让陆步轩一夜成名获得进入体制的机会；而今，“下海创业”是社会潮流，“北大屠夫”的角色显得兼具自豪与情怀意味。

“我现在也不是商人，单是个文化人。”他在媒体采访中解释说，以前卖猪肉是为生计，被动选择；如今是做事业，主动选择。

40分钟车程里，他接了4个电话。其中一个来自西安某重点大学招生办公室，想让陆报名工商管理硕士班。

陆步轩耐心听明来意，只回了一句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个打工仔！”

当晚，他又接了几个电话，终于烦了。“以后要学你们老板不接陌生电话了，再接这一天都干不成事儿。”他冲着同车的公司员工说。

“网红”

“老陆这厢有礼了！”在番禺的拍摄地点，陆步轩对着镜头微笑说完最后一句台词。他开了罐啤酒，坐下来边喝边等晚上的饭局。

“以前一高兴就喝多，出名后要注意形象，再没喝醉过。”陆步轩嗜烟酒，烟量每天一包半，酒量却不大。“我沾了媒体很大的光，但生活不像过去潇洒自如了。”

从这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陆步轩接受了不下6家媒体采访，反复回答着相似的提问。

很难从他平缓的语调中感受到与他人生经历相衬的起伏：1989年北大毕业被分配进一家接近破产的机械厂，进县计经委成了没编制没房子的边缘人，经商接连失败负债累累，第一次婚姻走到尽头，自暴自弃地酗酒打麻将，为生活所迫卖猪肉……

2003年，陆步轩因一篇《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报道成名。次年，正当猪肉档生意火爆，他却选择去老家西安市长安区的区志办修地方志。进入体制，陆步轩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又在十二年后现身广州东山肉菜市场，今年9月19日他在那里宣布辞去公职继续卖肉，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陆老师现在是网红了。”晚饭时，同桌的公司员工开他玩笑。

“我现在什么头衔都无所谓。”陆步轩继续吃饭，头也没抬。

下海的风声早在9月初被外界察觉。那时陆步轩刚换广州号，立马有朋友来电话问他去向。“我辞职媒体不可能不发现，社会上会有很多猜测的声音。”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他担心被误解去陈生的公司是为了钱，想通过媒体朋友澄清。“当然钱是一部分原因。”他补充道。

“股份肯定会有的，工资也会有的。”

9月19日早上，十几家媒体在肉菜市场围住了陆步轩。档口的员工抱怨围观的人太多，影响生意，让档口一早上损失了一千多块钱。

21日上午10点，陆步轩再次换上工作服、抓起猪肉刀，准备第二次拍摄。“这就是北大卖猪肉那个人吗？”路过的居民们拍照、议论、驻足观看，“哇唉又采访啊！”

“这位帅哥可以在旁边协助一下吗？”电视台的摄像师对一个猪肉档员工说，“陆老师您表现得像平时做生意那样就好。”

陆步轩旁若无人地切肉、上秤。

“切慢一点，陆老师。”摄像机镜头对准他。

招呼完几个客人，他放下刀准备离开。

“陆老师，再拍一个镜头。”

他没说话，慢悠悠回过身来，又拿起猪肉刀。

“他以前是很腼腆的那种，面对媒体没那么自如。08年认识我们老板（陈生）后，有时两人一起出席各种媒体的场合，他就渐渐习惯了。”负责接待媒体的公司员工说。

文化人

2008年4月，80级经济系的陈生和几个北大中文系同学吃晚饭。有同学说，“我们系陆步轩也卖猪肉，你也卖猪肉，你们南北两个猪肉佬要不要来个‘广州论猪’？！”说完便给陆步轩打电话，告诉陆有个北大师兄在广东做同样的生意，想与他交流，邀请他来广东玩。

“可以，可以啊！”酒后的陆步轩特别豪迈，一口应承。

2008年5月30日晚，广州暴雨。陆步轩本以为迎接自己的同是卖猪肉的小老板，不料陈生经营着4家公司，员工近2000人。当晚，他得知陈生在广州开了20多个猪肉档口，两人约定次日去档口看看。

“他（陆步轩）在档口大概转了十几分钟就走了，说你这个土猪不行，别人淘汰掉的你又捡过来。”八年后，陈生在番禺的办公室向澎湃新闻回忆。

陆步轩也在自传中提到了这次“论猪”，当时他对陈生的“壹号土猪”并不看好：和洋猪相比，土猪肥，城里人不爱吃肥肉；黑毛，卖相不好；成本高，没价格优势。

陈生反驳，土猪是优良品种，做高端品牌一定有市场。

陆步轩没想到，这位师兄的土猪生意越做越大。2009年8月两人再度“广州论猪”时，陈生愁的不是土猪能否卖出去，而是熟练刀手紧缺。

“我们的土猪进入超市，从超市里挖员工，超市说再挖他们的人就把我们赶出去。”陈生向陆步轩抱怨人才难得。

席间，有人出主意：你们两个干脆搞个屠夫学校吧。

“我一想，是哦，我平均每个档口一天卖1.2头猪，他陆步轩在一个档口每天能卖12头，简直是屠夫中的一代宗师。”这一年，陈生创办屠夫学校，邀请陆步轩当名誉校长、编教材、帮忙培训学员。

次年4月，陆步轩骑踏板摩托车摔倒，趁休假闭关3个月，写出14万字的教材交给陈生。

在编教材的过程中，陆步轩逐渐改变对土猪的偏见。后来有去陈生公司的想法也跟编书有关，“对这个行业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了解，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在这个领域成为一个专家。”

“‘家’的概念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

2013年，陆步轩接受当时央视记者柴静采访时说，他想成为一个“家”，不想成为一个“匠”：“家”是富有创造性的，“匠”是干活的。

如今，他反复向媒体强调，以前卖猪肉是为生计，被动选择，如今是做事业，主动选择。

“我现在也不是商人，我单是个文化人。” 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仍表现出难以割舍的“文人”情结。

从对“北大屠夫”角色的自卑，到后来的麻木，再到现在的自豪，情怀并非其心态变化的唯一原因。陆步轩说，“壹号土猪”的知名度与实力、社会观念的更趋开明、多年研究猪肉行业的自信，以及更高的经济收入等综合因素，促使他心态变化。

“他（陈生）这几年一直在劝我辞职。他是做生意的嘛，就说你在那（区志办）能赚多少钱，主要是从钱那方面说，我们考虑的重点不一样。2012年我的想法考虑成熟了，‘壹号土猪’到2012年时就有规模了。辞职的想法是慢慢形成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先定个小目标吧，哈哈。”被问到个人的愿景，陆步轩兴奋起来，“接下来最主要是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屠夫学校的培训肯定有，品质的提高也做。刚委任我为天猫旗舰店店长，我对网购不懂，让我当就是说我有一个影响，能吸粉。”陆步轩笑着说。

“十年以后如果退居二线，就做些经验和理论上的东西，写一本书，给后人留下些东西。再多就不敢说了。”他说。

陈生理解陆步轩的情怀，“他砍过几万头猪，全国屠夫中绝无仅有。用这套经验培养一大批高质量的屠夫，可能性还大过他所谓的著书立说。成为一个‘家’不一定是看著作，教书育人也能满足他文人的情怀。”

“就算是丐帮，当个丐帮帮主也很有情怀啊，你说是不是？”陈生说。

体制的“安全感”

2003年7月26日，媒体的报道让陆步轩一朝成名。长安区政府的领导很快找到陆步轩，想为他安排工作。在区委党校、政协文史办、广播事业局等诸多单位中，陆步轩选择了地方志办公室。

“这是个无钱无权的部门。我进机关已经38岁了，又不是党员，小地方人际关系复杂，我不喜欢跟很多人打交道，所以就来跟文化沾边的、跟所学能沾一点边的（部门），可能能发挥一些作用。”

然而，陆步轩觉得理想和现实差距很大。“市级以上比较正规，有专门编地方志的、有专门搞年鉴的，能专一门。像我们那小单位那没那么多编制和人员，以前什么都搞，这几年好些了。”

区志办的工作庞杂，倒还轻松。直到2012年，长安区启动地方志编纂，陆步轩开始忙起来。这时他辞职的想法已经成形，编区志的人手却刚组织起来。“那时候走显得好像对他们有什么意见似的，而且修志书是功在千秋的事业，起码给这一部书修出来，就算10年没白待，所以忍住没走。”

后来，他又负责起志书的总纂，“要编20年长安区方方面面的历史，工作量很大，又要赶进度，时不我待。”4年多里，陆步轩没休过假，常忙得周末都不能休息。

今年7月，陆步轩参编的地方志通过了陕西省终审，“在那边最大的价值和任务已经完成了。”

前不久，他接受华商报采访时透露：上班后，他的工资开始只有1000元，年收入万把元，和开肉店的收入相差甚远。后来把肉店交给别人经营后，靠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生计有些困难。

“情怀实现了，但作为一个基层公职人员，收入低，工作辛苦。区志办虽然也算文化部门，但基层工作琐碎，整天陷在文字工作里，缺少提升，在学术上也不会有什么造诣。”他在那次采访中感慨，“卖猪肉10年赚了200万，当公务员12年分文不剩。看来，公务员还是没有卖猪肉实惠。”

“后悔进体制吗？”澎湃新闻记者问。

“进去肯定要进去，但是后悔出来的晚了，2012年出来最合适，但如果那时出来了，也完不成修成一部志书的愿望。怎么选择都有遗憾。”

为什么一定要进体制，陆步轩也说不准。他有时把原因归结为文人情怀，有时又说是出于对体制的情结。“按我们那个时代，理所当然会进体制。我是国家统招统分的，出来就该给国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对陆的说法，陈生并不认同。“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总有一种恐惧。”他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你是90后吧？你那代人还是不断好转，但是我们那代，特别是前面十几年，像坐过山车一样，太大的反差。六、七十年代那种政策的变幻感、身边各种人际遇的突变，让这种恐惧进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去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到陆步轩进入体制的2004年，毕业分配的历史已无回响。“那时中国的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还用统招统分这种东西来解释他对体制的回归……”陈生沉吟了一会，继续说着，“可能他认为是真正原因，实际上不一定是。”

陈生的恐惧表现在对财务的保守，“我现在两家企业有十几亿，没有贷款，这是另外一种恐惧。”

“体制就是给他一个安全感。”在陈生看来，对不确定的恐惧，才是陆步轩回归体制的根本原因。

陆步轩的人生似乎一直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在《北大“屠夫”》一书中，陆步轩自述童年留给他的是贫穷、饥饿与灾难，几乎没有欢乐与幸福可言。一位与陆步轩相识的陕西老乡告诉澎湃新闻，“我从小也在农村长大，陆老师写小时候陕西农村生活的艰辛，我深有同感。”

8岁时，陆步轩的母亲在一次去窑洞挖白土时碰上坍塌，等乡亲们将她从泥土之中刨挖出来时已经气绝。寒风天里，她的尸首停放在门前简单搭的一顶破帐篷里。

年幼丧母，让家中负担陡然沉重，也让父亲变得喜怒无常。陆步轩见了父亲便躲开，“唯恐父亲一时不顺心，给自己一巴掌或踹上一脚”。

高中时，陆步轩家破败的老屋倒塌，全家寄住在生产队废弃的饲养室里。父亲的朋友“当民叔”帮陆家盖了新房。

他眼见这位长辈“过山车”般的命运和世态炎凉。地主成分的“当民叔”年轻时常出现在批斗会上，背着双手“交待问题”，人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改革开放后，他率先拉起私人建筑队，成为村中首富，许多村民又愿意与他结交了；然而，在“当民叔”患上淋巴肿瘤病危的三十多天里，除至亲至爱之人，无人探望。

“当民叔”弥留之际，陆步轩跟父亲去医院看望，见到他满脸的泪水。

到了陆步轩毕业那年，中国已恢复高考十一载，大学生不再是稀缺的“天之骄子”，往年用人单位涌进学校抢人的情形不复存在。陆步轩被派遣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第二次分配，开始了艰难的求职路。

异类

“我是单位里比较异类的人。”接受华商报采访时，陆步轩说。

5个责任编辑中有4个返聘的，只有陆是在职人员。“缺人，没人愿意干这个，太累了。我们那有个75岁的（编辑），今年才离开单位，他干不动了。”

4个同僚在返聘前是各部门的领导，年龄都比陆步轩大。陆步轩平时相处时尊重他们，稿子上则毫不客气。有时候对稿子不满，便动大手术。“其中有两个编辑的稿子我给全部推翻了，重来。”

在区志办，陆步轩仍是我行我素的性子。区里开大会，除了有个人考勤的和涉及专业的会议，陆步轩几乎不去，“我这个工作太忙，领导特批的。”

澎湃新闻试图联系陆步轩的原同事，对方回复说，“不方便，跟他接触不多。”

陈生身上也有异类的基因。澎湃新闻见到陈生时，他正用手机阅读北大校友错河的一首诗。

陈生放下手机，谈起第一次“认识”陆步轩的情形。那是在2003年，让他记住陆步轩的不是媒体的报道，而是在电视上看到时任校长许智宏回答记者的提问。

“你怎么看北大的学生在长安街头卖猪肉？”

“北大学子可以当领导，当科学家、学者，也可以卖猪肉！”

同样的话，许智宏说过不止一次。但陈生感到疑惑，之前校长还比较耐心地解释，但那次许的语气有点不耐烦。后来，陈生当面问起此事。许答，因为每次在公众场合出现都被问同样的问题，而且连续几个月，他就烦了。

“北大的学生有携妻隐居深山27年的学霸，也有在深圳弘法寺当方丈的硕士，更多的当官、做金融、当教授，高大上，也有人在做不一定是主流认可的事，比如卖猪肉。”陈生说，“我并不认为北大学生是同一个模型的。”

1991年，与陆步轩同为北大中文系85届学生的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这年，陆步轩写了一篇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机关报，拿了一等奖，领取获奖证书时，他才发现有两人把名字署在自己前面。

陆步轩当即撕毁证书。

“我这个人有一根筋的急性子。”陆步轩说。今年决定辞职后，有人劝他再等三年，工龄达到30年，就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但他“决定了就一分钟都不想待了。要断了念想，置之死地而后生。”

“陈生说，你们那代人对时代的不确定有一种恐惧。”

“那肯定有啊，但是我相信社会总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陆步轩《北大“屠夫”》、杨宙《两名北大“屠夫”今何在？一个编地方志一个公司上市身家百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