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宏伟、许宏等对谈：考古研究和收藏鉴定完全是两码事

2016年9月25日，由中华书局与人文考古书店共同主办的“青钱万选：阅读历史——霍宏伟《古钱极品》首发恳谈会”在北京人文考古书店会议室举行。新书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中华书局总编辑助理张继海、编辑杜清雨，中国文物报社新媒体部副主任王超等作为嘉宾出席，他们一起探讨了钱币、考古及学术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了对话与交流。

既要钻进钱眼儿辨真伪，又要跳出钱眼儿看历史

讲座伊始，霍宏伟先讲了一段钻钱眼儿的逸闻。有一次，他在家里的大门猫眼上贴了一枚半两钱图片，从门外面一看，猫眼变成了钱眼。有一位亲戚来了说：“你研究钱币的，可真是钻到钱眼里啦！”其实研究钱币有点像练习书法，必须先入帖，再出帖。只是钻进钱眼儿里可不行，还要跳出钱眼儿来看历史。

接着，霍宏伟又给大家分享了三个跟钱币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鉴定南宋钱牌的趣事。霍宏伟说：“我的一位同事的朋友给他发来两张钱币照片，请其鉴定。这位同事本来想找我看看，但是我恰好去图书馆了。之前，我送给他的《古钱极品》这本书在桌子上放着，他便对照着照片翻看，在该书第213页，图30-2这两幅图与其需要鉴定的钱牌相仿，但从形制、钱文、锈色及质地等几方面来看，这枚钱牌是伪品无疑。所以，这位夏商周考古专业出身的同事就很从容地断定这枚南宋钱牌是仿品。当同事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发挥了它的作用。”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唐代的咸通玄宝。这种钱是唐代货币中的凤毛麟角，因为李唐王朝币制基本稳定，通行的大部分都是开元通宝钱，很少有稀奇古怪的钱币，所以咸通玄宝就显得有点另类。

2011年，霍宏伟受《中国钱币》编辑部的约请，在该刊开设专栏“国博藏泉”，发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咸通玄宝考》一文。一位东北的读者看到此文后，给霍宏伟写信，文中介绍自己是一位70多岁的钱币爱好者，收藏有不少我国古代的珍稀钱币，若霍宏伟的研究有所需要，可以无偿提供。最让霍宏伟感动的是，他在寄来的牛皮纸信封里还附上了一枚铜钱，正是咸通玄宝，说赠送于霍宏伟搞研究之用。霍宏伟将其与国博所藏的真品图片比对，发现他寄来的那枚是伪品，因为从形制、钱文、锈色等方面来看，其与国博收藏流传有绪的传世品有较大差别。

国博馆藏的咸通玄宝都是民国时期大家们的旧藏。下图左侧这枚钱就是沈子槎先生的藏品，右侧的是罗伯昭先生的藏品，后来都捐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经过许多钱币收藏家的鉴定，认为是真品，同时还有其他佐证。

需要什么佐证呢？这就要依靠考古发掘品或出土品。霍宏伟把古钱分为三类：考古发掘品、出土品以及传世品。除了国博馆藏的这两枚咸通玄宝传世品外，四川成都还发现一枚咸通玄宝出土品。

1989年，成都新都县新繁镇因为商场施工，在挖地基时发现一处钱币窖藏，重约340公斤，共计出土了62604枚铜钱。2003年，成都博物馆钱币专家曾咏霞女士对该窖藏钱币做了进一步整理，拣选出这枚咸通玄宝。虽然它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和地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属于正规的科学考古发掘品，仅属于第二类——出土品。根据这枚出土品来看，咸通玄宝的上部及左右两侧外郭略宽，但是其外郭下部变得特别狭窄。以此来比对国博的两枚传世品，其形制特点也是如此。所以，在与发现时间、地点明确的出土品对比之后，我们据此认为国博所藏的这两枚咸通玄宝确实为真品。对照老先生送霍宏伟的那枚咸通玄宝，它的外郭非常均匀，宽窄一致，钱文风格也与真品不同，而且锈色很假，就是看上去很扎眼的那种新绿，故判定其是伪品，当然在老先生的眼中它就是真品。后来，霍宏伟委婉地给他打了个电话：“珍稀古钱不是轻易就能在市面上买到的，建议您以后不要在市场上购买这类稀有古钱了。”

第三个故事是有关国博馆藏新莽时期的国宝金匮直万，像这类古钱前些年还有拍卖行进行过拍卖。民间的国宝金匮直万，恐怕真品极少。

国博珍藏的这枚国宝金匮，称为“完整品”。为什么叫完整品？因为此钱正面钱文读为“国宝金匮直万”，加起来共计六个字。它的钱文清晰，笔画没有损伤，所以称为“完整品”。另外一枚是残缺品，它的钱文“直”字下方横画与“万”字草字头竖画，笔画残缺不全，故称为“残缺品”。

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国宝金匮罕见于世，稀缺到世界上只有两枚半，一枚是完整品，另一枚是残缺品，剩下半个就是《古泉汇》一书中著录的这半个钱摹本，下面的方形缺失，仅残存上面的圆形方孔。从其四字钱文笔画结构、书法风格来看，应是伪品。

关于完整品与残缺品，钱币界曾有一个盛行一时的说法，认为两枚钱均出土于陕西西安。完整品历经数手，后被号称“古钱大王”的张叔驯于1938年带到了美国，后下落不明。残缺品出土后，曾一度销声匿迹。上海收藏家张絅伯应邀观赏英国人纽曼（E. A. Newman）的钱币藏品时，发现了国宝金匮残缺品，将其买下，后转手卖给了陈仁涛。解放前夕，此钱随陈氏流落香港。20世纪50年代初，陈仁涛经济拮据，欲出售其全部藏品，最终由我国政府以重金购回包括国宝金匮残缺品在内的陈氏藏品，并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正是由于有上述说法，所以大家一直认为残缺品在国博。后来，还有人认为此钱可能是假的，这缘于2008年西安一位藏家发表在《收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此文大意认为西安自清末开始铸造伪泉之风猖獗。银匠常师仿制一枚国宝金匮，高价卖给纽满（即上文中的纽曼）。后张絅伯见到纽满收藏的这枚钱，并购入囊中。如果该文的史实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张絅伯所藏的这枚国宝金匮将是伪品。

对此，霍宏伟没有轻信这些说法，而是相信傅斯年先生的一句名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他从实证角度出发，广泛收集与国宝金匮相关资料，特别是民国时期的第一手资料，甚至不惜让海外的朋友帮忙查找。例如，陈仁涛曾写过一篇有关他自己收藏国宝金匮直万残缺品的文章，刊登在日本东洋货币协会主办的《货币》杂志上，霍宏伟委托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学者找到了这篇重要文章。

在收集了大量钱币资料的基础上，霍宏伟钩沉索隐，条分缕析，从而得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且颇具戏剧性的结论：以前人们所说张叔驯带到美国、下落不明的国宝金匮完整品，竟然一直安静地躺在国博的展柜里；而从英国人纽曼手中购得、后被陈仁涛入藏、疑似仿造的残缺品却下落不明，并不在国博的馆藏之列。这真是现实和传言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霍宏伟在写出文章之后，告诉那位西安的朋友：“你们质疑国博馆藏的那枚残缺品是伪品，我在国博没找到这枚钱，而大家都以为被张叔驯带到美国的那枚下落不明的完整品，却恰恰珍藏于国博。”从这一个案分析可以看出，辨别珍泉真伪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艰辛的研究过程，不能盲从他人，人云亦云，一定要有坚实的资料基础，依靠材料来说话。

此外，霍宏伟还曾收集到一条无锡博物院藏国宝金匮直万的仿品资料。有一种说法是张叔驯买到完整品之后，雇人用失蜡法进行了仿制，并送给当时的钱币研究大家丁福保，丁福保的儿子在建国后把它捐赠给了无锡博物馆（后改名为无锡博物院）。这个说法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位先生告诉霍宏伟的，因为他曾在无锡博物馆工作过。霍宏伟找到无锡博物院的朋友进行核实，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版本：说这个仿品不是丁福保儿子捐赠的，而是由一位无锡市民捐赠的。连一枚仿品都出现了两种说法，可见古钱传世品考证难度之大。

许宏：我到现在连潘家园大门在哪都不知道

钱币鉴定看似高深，其实最简单的鉴定方法是从普通钱币入手，一并掌握各时代的钱币特征。因为普通钱和珍稀钱币有许多共性，毕竟是同一时代的，像国宝金匮直万，霍宏伟认为国博的那枚是目前唯一公认的真品，当然在市面上还有其他的，虽然我们不敢断然说那些就是假的，但与国博馆藏的完整品在风格上还有一定距离。这枚真品有几个特点，和新莽时期其他钱币有许多共性，比如说外郭、内郭，钱文笔画纤细却很劲挺。

清代光绪年间的李佩之认为，从普通钱入手这个方法，对掌握钱币鉴定很有益处。并认为普通品与珍稀品在铜质、形制及文字等方面具有共性，比较珍稀钱与同时代普通钱的各项特征，便可辨真伪。

还有的清代学者提出多角度鉴定的理念，霍宏伟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提出古钱鉴定主要考虑六个要素：形制、钱文、色泽、质地、声音、神韵。

但鉴定归鉴定，考古和鉴定完全是两码事，这是为什么呢？

许宏先生补充道，一旦丧失了考古背景，那么文物价值必然减半，这也是考古学家如此痛恨盗墓行为的原因。“在我周围，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也托我鉴定，他们以为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必然也是一个鉴定学家，最后他们必定失望，因为考古和鉴定完全是两码事”，许宏说，“到现在为止潘家园大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只见过真的东西没见过假的，只见过对的没见过不对的，只知道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不知道它的市场价值。”

鉴定学家所掌握的当代工艺学知识是考古学家不具备的，不懂这门技术的话，你就不知道伪品是如何做的，怎么进行高仿的，又如何能辨出真伪。但考古学家进行的都是纯学术的研究，这也是“马未都不会成为许宏，许宏也不会成为马未都”的原因。许宏先生也劝大家慎重涉足古玩领域，因为这行水太深！

考古与收藏有何不同

许宏说：“1996年我博士毕业到洛阳做考古，迄今为止二十年。1999年接手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工作，已经是第十七年了，知道霍宏伟就是由于他关于二里头问题的一篇文章。这之后由于诸多缘分，我们都是洛阳人（洛阳是我的第二故乡），而且霍宏伟做研究的议题之一与我的一样，都是城市考古学。”

许宏先生看霍宏伟的书有三个特点：第一，厚积薄发，他们走了共同的路，最初都是从地方研究机构或大学到北京来的。长期的研究积累，使得考古人写的书有厚重感，一读便能感受到书的分量。第二，写书的“职业病”，也就是后面要有比较详实的注释。这很能体现作为学者的专业性，不同于地方志，抄来抄去根本没有注释，不好用。不加注很难让人找到原始的出处。中华书局做这本书的注释很全面，满足了深度研究者的需求，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本书的生命力强不强，许宏先生觉得终究还是要靠学术来决定，这一点他与霍宏伟是相通的。第三，和霍宏伟一样，许宏先生也是从纯学者到后来想做面向公众的努力。人文社会科学做普及的东西其实很不容易，考古学又是文科中的理工科，注重学理，逻辑，思辨，是广义的科学，要讲究严谨，但是要把它变成受公众欢迎的东西，那是一道艺术品，掺杂美学、文学的表现形式，这两方面不是那么容易能密切结合的，还是比较拧巴的，相信霍宏伟也是感同身受的。但是绝大部分读者需要这样的书，因而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在对谈环节中，主持人王超向大家抛出一个问题：做文物研究时有两个方法论，一是中国传统的收藏学，一是考古学。考古学能为文物研究提供“标准器”，是对文物研究学术构建的重要贡献。但是，收藏家编辑的书籍和考古学家编辑的书籍，其气质完全不同。应怎样看待考古与收藏的关系？

许宏先生认为：相对于“物”本身的研究，考古学更注重对物的背景关系（context）的探究。一件文物，一旦脱离了原生状态，没了时间、空间以及与其他遗存的共存关系等关键信息，其研究价值也就会大打折扣，而这是任何精深的后续研究所无法弥补的。考古研究常被比喻为“探案”，有考古背景的是第一现场，没有的则是第二甚至第三现场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与收藏的研究视角不在一个层面上。这也是我们看重《古钱极品》这本由考古学家写的小书的根本原因。

霍宏伟先生接着说：“我最初想写中国古代珍稀钱币，就是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树立一个有关部分珍稀古钱的标杆。书中引用的资料，首选考古发掘品，如同一个婴儿降生有手续齐备的‘出生证明’，各类信息很全。在写作过程中，不是孤立地去就钱说钱，而是将一枚小钱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尽可能做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

随后，张继海从出版社的角度讲了《古钱极品》这一选题的由来。

《古钱极品》是由中华书局古籍出版中心下设的语言文字编辑室出版的，该编辑室历史悠久，曾有一些很有名气的的老编辑，如赵诚、刘宗汉等，学术期刊《古文字研究》几十年来一直由该编辑室出版，古文字方面也出版过许多重要书籍，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国钱币大辞典》《中国钱币丛书》等。语言文字编辑室的主任秦淑华曾听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戴志强先生提起，现在古钱在收藏界比较热，应该出一本能普及古钱知识的书，挖一挖钱币背后的文化，体现其专业性与学术性。

最后书局找到了霍宏伟，霍宏伟身上有几个特点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如考古出身，专业性强，熟悉古钱发掘历史，对钱币有几十年研究，接触过大量珍稀钱币，可谓“阅钱无数”。还有就是他目前的工作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很多资源上的优势。而且霍宏伟自身文笔好，风趣幽默，自身又下了很大的功夫。一个专业的学者弯下腰来，以专业的态度把钱币知识普及给大家是很难得的。虽然作为读者来讲，有些地方还没普及到位，如涉及的一些专业术语，钱币收藏史上提到的一些人和书，如果再有一些注释和背景知识的介绍可能更好些，因为不是这个圈里的人看起来还是会有点困难。但话说回来，在专业性、学术性、可靠性等方面，该书绝对做到了。对一枚珍稀古钱的发掘出土情况，形制、尺寸等方面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可以作为工具书。

最后，杜清雨从编辑的角度谈了编辑这本书碰到的主要问题及一点体会。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图片的排版。因为这本书是图随文走，每一页当中提及的图片，都要尽量在当页出现，以便对照阅读。但有时候一页内会提到好几张图片，但又不可能都挤到一页去，这就只能和排版人员商量，进行反复调试，包括图片大小缩放及位置的调整等，经过这样不断调试之后才基本都达到了图文匹配的效果。其二是引文核对。霍宏伟书中引用资料广泛，许多文章出自期刊杂志，为保证引文准确，在编辑时对引文基本都进行了复核，有些不容易见到的资料，也让霍宏伟协助进行了复核，希望通过这些工作为大家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

此外，杜清雨又谈了几方面的感想：第一，这本书是很好的古钱入门书，中国古代钱币数量庞大，霍宏伟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为我们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古钱样本。通过他的详细介绍，我们能够了解到每一种钱币的形制及考古资料，对它的历史背景、文化意义都能有较全面的认识了解，能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第二，这本书也可以作为通俗的历史读物。因为霍宏伟讲古钱并不是单单讲死知识，而是将每一枚古钱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讲解其历史文化意义。另外书中采用了许多历史故事以及民国时期收藏大家的趣事逸闻，读起来生动有趣，不会让人觉得晦涩难懂。从这个角度讲，它又是一本可读性强的历史读物。第三，读书时可以让人对钱有新的体会与认识，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再多的财富终会烟消云散，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在金钱面前丧失主体性，否则，是十分可悲的。

感谢考古书店安也致、刘伶女士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