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之星”曾飞洋获缓刑：接受境外资助组织停工，认罪道歉

在劳工圈享誉“盛名”的“工运之星”曾飞洋将自己送上了审判席。

2014年9月以来，身为原“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和他的员工汤欢兴、朱小梅、孟晗（另案处理）利用“服务部”的名义，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多次策划、组织、指挥番禺利得鞋厂工人集体停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致使企业生产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

9月26日，广州番禺区法院经审理，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曾飞洋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汤欢兴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朱小梅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三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服务部”是怎样接受资助，煽动工人集体停工的？曾飞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一场庭审揭开了他和他的“服务部”的面纱。

“服务部”组织策划三次集体停工，扰乱社会秩序

利得鞋厂集体停工事件是“服务部”成功插手劳工纠纷的经典案例之一，也正是这一案件，将曾飞洋拉下神坛。

利得鞋厂是一家成立于1992年的皮鞋制造厂，有员工2600多名。2014年6月，因利得鞋厂准备搬迁，工人就社保、公积金等问题与鞋厂发生纠纷。

同年8月，一些工人到“服务部”申请提供咨询服务。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借此向境外机构申请资助，“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决定介入。

证人李某英说，之后“服务部”对工人代表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组织发动工人。“服务部”宣传干事汤欢兴在培训会上还播放了他们前期组织的维权案例视频，而视频里是组织停工、拉横幅、喊口号等画面。

“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证人高某某说。

工人代表王某因害怕，提出不想做代表，曾飞洋就鼓励王某“要大胆，不要怕，如果给抓了，‘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会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

2014年12月5日，“服务部”组织干事朱小梅传达曾飞洋的指令，让工人代表煽动工人，发起了第一次停工。次日，鞋厂老板表示愿意谈判并约见代表，后来鞋厂同意补偿，工人于12月8日复工。

证人李某英记得，停工后，曾飞洋为员工在一酒店西餐厅举办了庆功宴。“他说，他对员工的停工表示认同，他还鼓励代表要多团结工人，要坚持下去。”

2014年12月15日，因与鞋厂就补偿数额问题未谈拢，利得鞋厂发生了第二次停工。李某英说，开始时，人并不多，影响不够大，到了下午，“服务部”开始在QQ群煽动工人不要上班，下楼停工，并让代表带头行动，指挥其他工人停工。有的工人在生产车间游行，喊口号，还有的工人将横幅挂在工厂门口，阻止车辆通行。

这次停工持续了三天，最终以老板答应给工人每年补偿两千元告终。

不过，“服务部”并不想就此罢手。代表李某真说，2015年4月，曾飞洋等人多次打电话给她和其他代表，想让他们再次发动停工，给老板制造压力。而此时，他们已和老板达成初步协议，希望通过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于是，“服务部”又开始抹黑选出的工人代表，指责他们不听话，没有积极为广大工人“维权”，汤欢兴甚至还在网上发文章说李某真等工人代表收了工厂老板的钱进行抹黑，挑拨工人与代表的关系。

分歧的结果是，“服务部”推动召开了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重新选出了19名工人代表，并罢免了李某真等5名代表的资格。

2015年4月20日，“服务部”组织干事孟晗到现场，指挥工人代表发起第三次停工。千余名员工通宵静坐围堵公司大门、拦截进出车辆，到生产车间、办公室聚集滋事，干扰其他员工工作，严重扰乱了公司正常生产秩序。经鉴定，这次停工期间，利得鞋厂减少产值近274万，毛利润减少93万多元。

番禺区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以来，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及孟晗利用“服务部”的名义，多次策划、组织、指挥利得鞋厂工人集体停工，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致使企业生产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曾飞洋在聚众扰乱企业生产秩序行为中负责策划、指挥，负责安排其他被告人的工作，是首要分子。汤欢兴负责网络媒体宣传，扩大“服务部”影响；朱小梅负责工人组织化管理，负责宣传、鼓动利得公司员工，系积极参与者。

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

事实上，当初利得鞋厂工人最初找到“服务部”时，曾飞洋曾为此讨论过要不要接受请求。

“经初步了解，曾飞洋发现利得鞋厂规模大，工人多，有经济实力，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汤欢兴说，早在那之前，“服务部”已和香港“中国劳工通讯”有多年联系，正开展“工人代表培育，劳资集体谈判”项目，非常需要这样的案例，于是曾飞洋表态说要介入这一事件，并且要将其办成2014年下半年全国的热点和焦点。

事后来看，利得鞋厂停工事件带来的结果达到了曾飞洋的预想。汤欢兴说，利得鞋厂停工场面较大，赔偿是近年来最多的一次，每次停工后，他将工人停工的文章写好后发给曾飞洋，曾修改后再发给境内外媒体，并在网上传播。

“‘服务部’介入利得鞋厂停工事件及之前诸多劳工纠纷事件，其公开宣称是在替工人维权，但实际目的是为了扩大‘服务部’的名气及影响力，特别是在境外的影响力，以获得境外那些别有用心的劳工机构的资金支持。他们就希望‘服务部’将劳资纠纷闹得越大越好，越乱越好，然后他们再以此做文章，抨击中国政府。”汤欢兴说，停工规模越大，影响越大，秩序越乱，“服务部”就更有向境外机构申请资金的筹码了。

汤欢兴之所以这么说是有根据的。他回忆，2014年10月，曾飞洋教他、朱小梅等员工填写用于向境外资助机构申请资金的《项目资助申请（预算）表》，表格中要求填写“机构简介”和“主导案例介绍”。曾飞洋告诉他们要将之前介入过的重大劳工纠纷事件写进去，以此向境外资助机构告知“服务部”的作用及影响力，增加资助的可能性。

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每隔两月就会到“服务部”考察一次。汤欢兴说，考察期间，工作人员会主动询问当下介入的维权事件进展情况，并用相机将维权事件的资料拍下来带走。

曾飞洋供述说，2001年起成为“服务部”负责人后，他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联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同时，警方从他办公室和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培训资料、口号标语，以及他本人在国外参加停工的照片等，“足足装了十几麻袋”。

在9月26日的庭审中，当公诉方询问曾飞洋“服务部”运营资金从哪里来，他答道，主要是社会捐款，之前主要是一些境外资金会。

掏钱请工人制作牌匾送自己

号称“国内第一个劳工NGO”的“服务部”在国内已活跃十多年，而“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也以“劳工维权专家”“工运之星”等形象，屡屡见诸媒体报道，他还曾被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

曾飞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广州警方调查发现，曾飞洋原名曾庆辉，1974年出生，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违反校规被开除，回原籍后，他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此后冒用“曾飞洋”姓名至今。

曾飞洋大专毕业后曾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因违法被行政拘留，工作不到一年，跳槽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1998年，他加入“服务部”，2001年起成为该组织负责人。

每成功组织一次停工事件，就能为曾飞洋带来一定知名度，而知名度又带来了更多的求助者和利益。这使得曾飞洋尝到甜头，他越来越重视包装自己。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有一次停工结束后，曾飞洋要召开庆功会。庆功会开始前，他掏钱请工人制作了一幅牌匾，上书“工运之星”四个大字，然后在会上隆重地送给自己。“服务部”一名前员工透露，曾飞洋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牌匾和锦旗，多是他掏钱私下叫工人送的。

汤欢兴和曾飞洋于2014年4月在一场学术论坛上相识，之后曾飞洋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邀请他到‘服务部’工作。“他当时跟我说，服务部有17年历史，是合法公益机构，是独立运作的。”

事实上，“服务部”早在2007年就已被广州工商部门注销登记，此后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属于非法组织。

据一些受曾飞洋“帮助”的工人代表和“服务部”员工透露，曾飞洋极其能“忽悠”，在跟工人培训时，他告诉工人放手大胆地“闹”，出了事情由他顶着。“但每次停工后，曾飞洋都会自己失踪，找不到他人，打电话给他也不回应。”

“服务部”对外打着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旗号，但实际上它却践踏自己员工的合法权益。朱小梅2014年4月进入“服务部”工作，系组织干事。她说，在她生育休产假期间，“服务部”拖欠了她四个月工资，她向曾飞洋催要多次后才发给她四千元，相当于一个月才一千元。

法庭上鞠躬向家人、企业、工人道歉

“我对参与停工维权事件与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感到很后悔，我认识到帮助工人维权，应寻求政府帮助，合法、平和、理性维权，切不可通过暴力、非法的行为进行。”汤欢兴悔罪道。

在9月26日庭审宣判后，他表示认罪服法，不上诉。“我将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蒙蔽利用。”

朱小梅陈述说，她原来是一名普通女工，在曾飞洋帮她维权过程中认识了他，参加了“服务部”，被安排接受境外组织培训后，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认同了他们的做法，并参与组织利得鞋厂工人停工，扰乱社会秩序，给鞋厂带来损失。

“通过办案人员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我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希望其他工友们不要像我一样，维权也要按照相关法规进行。”朱小梅也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曾飞洋在陈述中说，他认罪悔罪，接受法庭判决，不上诉。“我接受了一些敌视中国的境外组织的培训和资助，按照他们的要求煽动组织工人以极端方式维权，把事情闹大，制造影响，给政府抹黑。即使在‘服务部’被有关部门取缔后，还不思悔改，继续打着‘服务部’的旗号煽动组织工人聚众闹事，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严重触犯了法律，充当了某些境外组织搞乱我们国家的工具。”

在陈述的最后，曾飞洋还鞠躬，为自己给家人、企业、工人带来的伤害和损失道歉。“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要再上某些境外组织的当，对自己的权益必须通过合法方式和渠道去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