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祖先秦观之墓：一位美国华裔记者的寻根之旅

秦家骢，宋代词人秦观之后，1940年生于香港，后移民美国，曾任《纽约时报》国外新闻部任中国地区专家。1979年，受《华尔街日报》派遣，在北京建立办事处，成为最早一批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之一。1970-1980年代到中国寻访家族历史，写成《祖先：一个家族的千年故事》一书，本文系该书引言《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

香江寄萍踪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1946年我五岁时的夏天。那时，我们全家去香港避难。我在一艘驶过南海的客轮上，透过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大都成长在祖父母、叔伯姑婶、堂表兄弟等家族亲属的环境之中，而我却离乡背井，游离于他们之外。我父亲有三房妻室，当时只有我母亲一房的儿女住在香港，而我父亲的其他子女则留在内地。所以一直到我长大以后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

我父亲秦联奎，生于1888年（清德宗光绪十四年），比毛泽东大五岁，比蒋介石小一岁。他成长在政治与社会的动荡时期，正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被一个软弱、不稳定的共和政体所取代的时候。他在二十几岁时按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位苏州姑娘曹月恒。他俩养育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

但在当时，合乎礼法的婚配应该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而且一夫多妻又是相当普遍的事，所以我父亲在和他的苏州美人成亲之后，娶了一房正室，名叫许佩华，是他昔日恩师的妹妹。成亲以前，他从未见过她。他的一个姐姐曾经代表男家去相亲，形容她“颇有姿色”。但是拜堂过后，当他掀起新娘的红盖头时，却看见一个长了一对小眯缝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于是没过多久，他便又回到他的初恋美人身边，而他的正室只好独守空房了。

到我父亲和我母亲秦昭华结婚的时候，他早年的两个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填房”。由于我父亲早年的子女和我母亲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大都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因此当我在香港长大时，我只认识我母亲所生的其他子女，以及我父亲第一任妻子最小的孩子家骅。

我上的是一所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和香港其他这类学校一样，这所学校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孩子培养成英国绅士。我们手里摇的是英国国旗，心里仰慕的是大英帝国的荣耀，学着计算的是英镑、先令和便士。当中国的孩子们受着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余进行斗争的教育时，我却在中国的大门口、在遭到英国管辖的这片土地上，学习着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世界已经缩小到四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个生病、爱吵架，我称之为父亲的老人；一个经常与他拌嘴，比他年轻很多、性格刚强的女人—我母亲；还有与我年龄最接近的姐姐家德（Priscilla）和我。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我还不太了解，这个脾气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经是中国宪法的制定者之一，并且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选择了贫困、流亡的生活。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关闭了上海的律师事务所，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父亲在香港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能从事英国的法律事务，病情日益严重，性格也日益孤僻。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区一幢三层楼的租赁房屋里，与另一家合用一个厨房。虽然我们家安装了抽水马桶，但我还清楚地记得运粪工人的吆喝声。他们每晚都会来收集邻居厕所中的粪便。我们的邻居和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一样讲广东话，我们却只会讲上海话。所以，虽然我出生在香港，却没有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这种疏离的感觉随着我们家日渐贫困而日益加重着。我们学校允许家境贫寒的学生少交一些学费，学费需按月缴纳。每个月老师都会当着全班的面读出每个孩子所交的数目，我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后几名，因为我比别的孩子交得少。

作者的父亲、律师秦联奎

重归故土

我渴望舒适、安全和我从未体会过的故土乡情。当时我并不自觉，实际上我早已开始了我这长达几十年的对我们家族的历史细节的探索。只是在若干年以后，我才理解到这是一种遵循中国优秀传统的行为。因为在中国人之间，一个最苛刻的评语就是说某一个人“忘本”。

我十九岁时离开香港到了美国，但在我的新居中，相同的疏离感时刻侵袭着我。我知道驱走这种魔障的唯一办法是探寻自己的根，而我的根埋藏在中国的大地上。

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解冻，我才决定回到中国，与那些我没听说过名字、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我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亲属相认。

我到加拿大渥太华新建的中国使馆去申请签证，尽管我是以私人身份申请入境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国外新闻部工作，因而使馆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的申请，他们告诉我这项申请需要得到中国外交部的批准。后来，我飞到香港，向中国政府在港代理机构中国旅行社陈情，提出我有作为“同胞”访华的权利。因为我出生在香港，按照中国的看法，尽管香港由英国管辖，它仍是中国的领土。同胞的身份和外国人不一样，同胞不需要入境签证，因为从理论上说，他们不过是从国土上的一处迁到另一处而已。几番交涉之后，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得到了一封“回乡介绍信”。

1973年8月1日，我登上了一列经香港边界罗湖镇开往内地的老式柴油火车。这一年我三十二岁。平静沉稳、穿戴讲究的男男女女，包括外国人和华侨上了头等车厢。因为我是本国同胞，中国旅行社把我安排在了三等车厢。这里的男男女女上车时推推搡搡，把行李和孩子从窗口递进去，他们通常也跟着爬进去，因为狭窄的车厢口已经被堵死了。许多人都挑着扁担，上面晃荡着活鸡、食品篮和其他各种送给内地亲友的礼品，连站台上也很少有能站着的地方。我从人群中挤进去，在车厢口最下面的一级阶梯上站住脚，紧紧抓住把手，以免掉下去。就这样，我随着隆隆的火车缓慢地驶向内地。

在边界，我们跨过了一座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内地分割开的破木桥，一边飘扬着英国国旗，另一边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跨过这座桥之后，所有乘客就被带到一间大棚屋里接受移民与海关官员的询查。

盘问我的那个人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背景、工作、亲属和朋友。他让我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我的一个口袋里装了我在香港遇到的几个人的名片，盘问我的人对他们所有人都极其关切。他也问及有关我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情况。对于我的回答，他全部记了下来。然后他又以不同的方式，将同样的问题从头再问了一遍。于是这场盘问又进行了一个小时。

最后，他终于认定我不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什么直接威胁，允许我通过了海关，但我带的一些香港报纸却被没收了。

和我从香港到边界的经历相比，前往广州的旅途是愉快的。这次我坐上了中国唯一一列装有空调的火车。它行驶于深圳与广州之间，专为外国人而设。我坐在舒适的软座上，浏览着广东省内的绿色田野滚滚而过。扩音器里播放着《东方红》的曲调。这首赞美毛泽东的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分流行。

当火车最终驶进广州站时，扩音器里还传出了感谢乘客协助列车工作人员胜利完成他们工作任务的话语。

离开香港以前，中国旅行社曾建议我住在广州的华侨饭店，可是当我抵达那里时，服务台后面的年轻女接待员却告诉我饭店已经客满了，而且她还拒绝为我介绍另一家饭店。“香港同胞一般都住在亲戚家里，”她说，“我们只接待国外华侨。”我一下子窘在那里了。我是以同胞身份入境的，却因此无法入住旅馆。如果我坦白告诉她，我实际上是从纽约来的，又恐怕会引起别的麻烦。但我别无选择。于是我拿出自己的美籍身份证明，向她解释说，虽然我是香港同胞，但住在美国。接待员的态度一下就变了。这次她告诉我不但有房间，而且还可以选择。最好的房间十美元一天，有浴室、电话和电扇，我就住下了。

第二天，我怀着急切的期待，登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我将从那里开始寻找失散已久的亲属。

我有我舅父秦开华的地址，但我和他并没有见过面。他和我母亲的关系一向不密切：他曾经因为我父母是远亲，反对过他俩的婚姻。但在1973年，这个舅父是我和国内所有其他亲属的唯一联络点。我从一张街道地图上找到他家的地址，为了避免招摇，决定步行前去那里。到他家门口时，我轻轻叩打房门，尽量不想引起邻居的猜疑。当一个只穿着背心裤衩的瘦削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舅父。我说明我是昭华的儿子秦家骢，他挥挥手把我招进屋里。穿过一间摆了一张木床的阴暗屋子，我们走进一间小客厅。当时正值盛暑，天气十分炎热。我们面对面落座以后，谁都想不起来该说些什么。最后，舅父打开电扇，直冲着我吹起风来，而他自己则用一把老式的蒲扇扇风。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和他们十六岁的女儿。

说来也奇怪，在这些陌生人的面前我有了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我跟他们讲起国外的亲属，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情况。告别以前，我邀请他们次日晚上到我入住的饭店吃晚饭。

第二天，我接到服务台的电话，说有客人在大厅等我。我下楼以后却发现我的亲戚和饭店职员争执起来了。原来饭店职员坚称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提交身份证明，并且如果他们不在三联单上完整地填写他们的姓名、家庭地址、工作单位、与被访者的关系，就不允许他们上电梯到餐厅去。晚饭过后，我想请他们到我的房间坐坐，可电梯操作员又拒绝让他们上去，说他们没有得到许可。回到大厅，我们被告知只有旅客的父母和子女才允许进入房间，其他客人只能在大厅接受招待。几经交涉，又填写了一份登记表，我的亲戚才被特许上楼。不用说，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来看我了。

但是，他们在自己家迎接了我。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舅父、舅母待在一起，并且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许多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关于中国和我们家族的事情。

离开上海之前，我为舅母买了一份生日礼物。我到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友谊商店，买下一块中国名表送给她。我也送给舅父一些我带来的小玩意儿。他回赠给我一只小玉兔。这是他祖父传下来的、由他保留至今的几件东西中的一件。玉，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块珍贵的宝石，人们通常把它当作避恶驱邪之宝。所以，舅父送给我这只玉兔，在一定意义上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交给了我。

这次中国之行虽然短暂，却令我兴奋不已，它标志着我多年向往和梦想的实现。通过此行我所了解的有关祖国的情况，要比我通过多年阅读所知道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产生了一种急于想去填补我对家族的空白印象的使命感。

作者（右坐者）十岁时全家福

乍见秦氏宗谱

第二年，即1974年7月，我又一次动身前往中国。这次我参加了一个香港旅行团，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停留一个星期，参观了广州、佛山和中国领导人常去的夕照温泉。

一个星期以后，旅行团返回香港，我则去上海探望舅父一家。到达之前，我先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但是由于不习惯发中文电报，我竟忘了填写发报人姓名。因而，那天晚上当我登门时，他露出了出乎意料的神情。

“噢，是你呀，”他说，“我还以为是你母亲呢！”我感到他有些失望。

尽管他俩有些嫌隙，可是母亲多年来对他的心意还是软化了他，他很渴望能再和她见上一面。所以当那封未署名的电报到达后，他费了很多心思，买来酒、鸡和其他难以买到的食品，准备办一次家宴庆祝他们的团聚。

吃过晚饭，我提议和他下一盘象棋。我知道他是爱下象棋的。下完一局，他靠在椅背上瞧着他的妻子，略带几分感慨地说道：“我做梦也没想到，昭华的儿子会来和我一起下象棋。”

舅父和我母亲再见一面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次年，舅母写信告诉我，他因肝病逝世了。失去了和故土的这一联系后，我急于寻找生活在内地的异母兄长，便向住在台湾的异母姐姐家娟探询。当年我们迁到香港时，她还留在上海。她给了我一个叫毛训询的上海人的地址，说我可以写信问他。于是我写信给毛先生，告诉他我是谁，可等了几个月却一封回信也没有。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毛先生已经死了，而他的妻子对我们家的事情一无所知，提供不了任何线索。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长期身患癌症之后逝世了。过了8个月，毛主席于9月9日逝世。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妻子江青和政治同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组织“四人帮”篡夺权力的罪名被捕入狱。

此时，我已从纽约调到香港，作为《亚洲华尔街日报》（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记者，经常前往中国。也正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得以随时赴内地和台湾采访。1978年底，我去了一趟台湾，向家娟和她的丈夫何品衡话别，他们已决定移民澳大利亚和女儿团聚，因为他们的女儿嫁给了澳大利亚一家餐厅的老板。一天晚饭后，家娟拿着一个装满旧书的大塑料袋从里屋走出来，一面交给我一面说：“我保存的时间不短了，该是交给你这个儿子的时候了。”

袋子里装着的，是父亲1959年去世时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是他为数不多的遗物中的一部分，由家娟收存并保管了二十年。我小心地打开塑料袋，注意到其中的三本书，两本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官方刊物，上面印有父亲作为国民大会代表时的姓名和照片。

第三本是宣纸印刷的老式线装书，封面上印着手写体书名：《锡山秦氏宗谱》。

这本线装书记载了我家三十三代祖先的名讳，绵延九百多年，上溯到11世纪的秦观。我父亲和我母亲出于同族，都是这位宋代（960—1279）著名大词人的后裔。从我父亲这边计算，由秦观到我共传了三十三代，而从我母亲这边计算，到我则是三十四代。

当这本无锡秦氏家族的谱牒刚交到我手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谱系之书在今天有多珍贵。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即使在过去的年代，也只有名门望族才有历代宗谱传交下来。

宗谱的作用在于给本族成员灌输以家族为荣的心态。如果家族里出了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他的亲属几乎都能蒙荫受惠；同样，如果一个人失势被黜，他的家族也都要受到牵连。

在过去，更有因一人获罪而使全族受戮之事。最重者，甚至要遭到诛九族的严惩，即诛其本人、父、祖、曾祖、高祖，子、孙、曾孙、玄孙，并株连他们的兄弟姐妹、配偶和后裔。

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只知其父、祖等直系长辈，即使家族有谱牒沿传下来，也鲜少能追溯二三百年以上。

我们家族的许多家史材料因“文化大革命”而被销毁或散失了。一些族人因为害怕狂热的红卫兵发现他们保留祖先的画像和宗谱，就自行将之焚烧了。但有一位亲属冒着遭受迫害的危险，保存了几页详列本族最近几代成员情况的材料。我就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得到了我父亲和我祖父的家传。我的祖母著有《明秋馆文集》《明秋馆诗集》两卷诗文，她的所有子女都存有复本。“文化大革命”以后，除去其中一卷的复本被保存下来成为孤本，其他各卷本都下落不明了。这个孤本是我一位族兄避开红卫兵珍藏下来的，后来他热情割爱，送给了我。

踏上寻根之路

1978年12月15日，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决定撤销在外交上对台湾当局的承认。

我和其他十几名主要以香港为基地的美国记者一起，在该年12月底飞往北京，报道中美正式建交的新闻。五个月后，中国政府允许四家美国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在北京开设办事处。我被《华尔街日报》选派为驻华记者。

1979年6月，我飞到北京，在首都当时最高的、拥有十八层楼的现代化建筑物——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设立了《华尔街日报》的办事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戏剧化的变化之中。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爆发了，街头出现了非官方的出版物和大字报。毛主席的一些指示，曾被奉为最神圣的信条，如今也得到了更正。此外，政府签订了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合同。我作为一名记者，报道着中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段时期，而在空余的时间里，我也挖掘着家族背后的历史。无论打电话、写信，还是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带给我新的激励。我甚至见到了因遭受政治迫害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多年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1979年秋获释，是邓小平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在我刚开始探索过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因为我不了解究竟有些什么材料留了下来。在一位中国目录学家的建议下，我查阅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珍藏的中文善本古籍，终于发现一套刊印于1873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的十二卷本的《锡山秦氏宗谱》，载有按时代为序排列的本族重要成员的传记。其中最精彩的一卷是11世纪宋代词人秦观的年谱。我们家族大约每五十年修一次宗谱，最后一版完成于1929年，共计十七卷，而我得到的那一版正是这十七卷本的一部分。此后，又花了我七年工夫才把这套宗谱找全。当我读到我那从未在无锡住过的父亲，竟然也参加了这套宗谱的编纂工作时，我多少有些意外：多么牢固的家乡观念啊！

1929年完成的最后一版《锡山秦氏宗谱》。

古时候的中国，几乎所有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祖宗祠堂，一个保存宗谱和按时令祭祀先祖的地方。我本想去参拜一下建于16世纪第六箭河河畔的秦氏祠堂，但是第六箭河的河道现已荡然无存。族兄志浩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这条河道就被填平了，改建成无锡市东西向主干道之一的崇宁路。现在他就住在这条街道上。据他说，曾经有个时期住在这条街道上的人几乎全姓秦。他还说，毗邻他家的大房子就是秦氏祠堂。

我绕着历代秦氏族人祭祖用的这幢建筑物转了一圈。它的面积很大，比附近的房子大一倍多。旧时，一跨过门槛就会看见一块巨大的木制牌匾，上面写着“淮海宗祠”字样。而现在，从外观上已经看不出这幢房子原来的使命了，因为里面住满了十几户人家。

回到北京，我常到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去。在那里，我发现了迁移到中国其他地方去的秦氏家族支脉的宗谱。我还发现了大量的我们锡山秦氏家族成员的作品，被辑成各种各样的诗文集。

在1984年到1986年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埋头在藏有明（1368—1644）、清（1636—1911）两代约一千万册典籍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在这里，我找到了本族成员写给皇帝的献诗，以及涉及本族官员的敕旨和奏折。

多亏我的司机小于的发现，我注意到上海《文汇报》（1982年7月26日第2版）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宋代词人秦观泗泾支脉后人的宗谱在上海郊区一农民家中被发现。

我很高兴，立即请求住在上海的亲属去那个农民家进行查访。我无法亲自跑一趟，因为我是外籍华人，尤其还是记者，未经特殊许可是不能去中国乡间的。碰巧在这个时候，我的老朋友、电影制片人孙小玲发现上海人供奉的城隍正是秦观的八世孙秦裕伯，那里还有一座供奉他的庙。

供奉秦裕伯的上海城隍庙

我随即飞往上海，发现原来秦裕伯就是属于泗泾支脉的。《泗泾秦氏宗谱》里有一幅他的画像，以及14世纪他与明太祖往来的信札。秦裕伯死后被皇帝敕封为上海的城隍。后世传言他曾拯救过当地黎民免遭屠杀，还惩治了杀人凶犯。

在上海的时候，我从亲戚们那里得知：还有一个人也在追查秦观及其后裔的历史。此人名叫朱熙元，是秦观故里高邮的文化干部。我给高邮县打了电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他。他告诉我，他曾为了搜集有关秦观和他众多子孙的材料，前往全国各地翻阅图书馆文献、研读古代碑文、寻访墓地。

朱先生建议我提出访问高邮的正式申请，他说如果我能受到地方领导的正式欢迎，他做我的向导就容易多了。我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且很高兴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当我在政府招待所登记时，朱先生也陪同在侧。出于习惯，我在登记表的访问目的一栏里填了“搜集材料”，朱先生马上替我改为“拜谒祖居”。

那天晚上我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高邮的领导几乎全部出席了欢迎我的宴会。我感到自己被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后来睡觉时，我感觉异常温暖，倒不只是喝了当地烈酒的缘故。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就体验到了现实的另一面。我被领到前一晚饮宴的同一个餐厅，独自一人吃早餐。在我用餐时，朱先生来了，但他谢绝了和我同桌吃饭的邀请。不仅如此，我在高邮剩下的日子里都是单独用餐的。我曾恳求朱先生和其他人陪我一起吃饭，均无结果。因为我是外国人，需要和普通民众分开。

虽然如此，但朱先生和高邮的其他官员还是给了我各种各样的帮助。他们把我带到一座名为文游台的楼台前，向我展示这里是拟议中的秦观展览馆的馆址。当我登上了数级石阶，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豁然入目：房间的四壁从上到下满是书法碑文，包括秦观本人、他的两个弟弟（秦觌、秦觏）和其他宋代学士的真迹。我对高邮有关部门如此用心地保存了这些碑文感到非常惊异。

高邮之行激励我更加努力地探寻秦观的后裔。于是，我又访问了秦观之子秦湛定居的常州和常州城外的洛阳镇，这个镇的两千人口有三分之二姓秦。我作为同宗族人被介绍给了许多乡民，其中包括一位八十多岁的医生和一个年轻的农民。这些人都知道自己属于族系中的哪一代。

当我问他们祖居何处时，几乎我遇到的所有秦姓族人都回答是位于常州与无锡中间的“秦村”。正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一个名叫秦惟祯的青年，去到了无锡。而他就是今天被供奉的秦氏无锡支脉的始迁祖。所以洛阳秦氏与无锡秦氏都出自在常州落户的宋代词人秦观之子秦湛。

终于找到了祖茔！

1980年11月，我参观了无锡的秦氏故园—寄畅园。在寄畅园的入口处，我看见一块带有裂缝的木牌，上面写着简体的说明性文字，开头为：“明正德年间（1506—1510）秦金所建，称‘凤谷行窝’。万历二十七年（1599），秦燿改建，易名‘寄畅园’。”

我知道秦金是第一个修辑秦氏宗谱的人，却从未听说过秦燿，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的十三世祖。

离开无锡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还要回来。第二年，我与姐姐家懿（Julia）、姐夫韦尔·奥克斯托比（Well Oxtoby）一起再次来到无锡。他俩都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宗教哲学系，此次来中国是为了度蜜月和休假。但家懿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正是她建议我们到无锡惠山去寻访秦观的故冢。我对约九百年前死去的人的坟墓至今还会存在，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仍同意了加入这场探寻之旅。

我们在一个风光明媚的秋天，抵达了位于上海西北方向的无锡。当地旅行社的一位姓吴的先生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说想要寻找一座12世纪的坟墓时，他甚是惊讶。他向无锡博物馆寻求帮助，那里的一位老人说他曾在书中读到过秦观葬于惠山二茅峰下。于是，我们驱车来到无锡西郊，停在了惠山脚下，开始了长途登山之行。

家懿向当地的一个农民打听，问他是否知道秦观墓所在。“不要浪费口舌了，”吴先生说，“他连秦观是谁都不知道。”和我们交谈的其他当地人，有听说过一个“秦大坟”，但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位置。吴先生陪着我们一起攀陡坡、穿竹林、跨沟坎，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吆喝了一声：他看到远处另一座支陇上有一些坟墓。于是我们跑下山，驱车来到靠近那些坟墓的一个地点，然后重新开始攀爬。但是当我们终于到达那里时，却大失所望：所有的坟墓都是比较近代的。

吴先生和我决定继续往上爬，家懿和韦尔则落在了后面。渐渐地，连吴先生的热情也减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踩着松动的石头和沙砾，艰难地往上爬。最后，我也气馁了。

下山时，我发现家懿和韦尔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说他虽然不知道秦观墓在哪儿，却知道这个地区其他秦氏成员墓地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一处有几块墓碑的地方，奇怪的是墓碑上一个字也没有。老人拾起一块石头，在其中一块墓碑的表面打磨起来。只见碑上的灰泥一片片脱落，露出了碑文，显示这个墓的墓主是一位清代的官员。老人解释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要掘掉被认定为封建恶霸的坟。当地农民为了防止刨坟掘墓，便上山来把这些墓碑都涂上一层灰浆，这样红卫兵就无法辨认是谁的坟了。

老人发现了一块平摆在地上、不同寻常的墓碑，上面刻有许多小字碑文。我们用湿叶子和口水擦净表面，辨认出一部分文字。原来，这座坟是秦氏家族一个成员的妻子的。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先人的安息地。无奈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终止这次搜索。

一年以后，我的姐姐家瑛（Alice）从纽约动身访华，这是她离开中国三十年来首次回归故里，并且她也表达了寻访祖先墓地的愿望。

于是，1982年的某天清晨，我们在家驹大哥—也就是我父亲的长子—的陪同下，乘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当我们抵达惠山脚下时，我们决定先直接爬到山顶再慢慢走下来。上山的路把我们带到惠山三峰之一的头茅峰。头茅峰山势陡峭，山顶上有一座古庙，现已变成一个出售无锡特产，诸如泥塑“小阿福”之类的礼品店。

《淮海集》古版中的秦观画像，显示他壮年早衰

我们询问那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售货员是否知道秦观墓的位置，并且解释说我们是秦观的后人。他告诉我们，他知道一座古坟就在附近，但他离不开商店，不能带我们过去。我有些急不可待，甚至想把他店里的全部存货都买下来，这样他就能锁上门带我们去了。但家瑛和家驹又和他谈了一会儿，发现他的妻子正在附近的溪边洗衣服，少顷即能回来做我们的向导。当老售货员的妻子回来并知道我们的请求后，似乎并不急着去。她不慌不忙地把湿漉漉、卷起来的衣服一件件地从水桶里取出来，抖开然后晾在晒衣绳上。我们猜想她这么做是想知道，如果她帮了我们这个忙会得到什么报酬，于是我们让她在这一点上放心。在上路之前她的行动是如此迟缓，一旦动了身，这位七旬老妇的步履竟相当矫健。我们从头茅峰下到山谷又爬上二茅峰，那里建有一个电视中继站。老奶奶从那个位置蜿蜒下山，到半山腰时她用手一指。

我们看见一圈堆砌的石块，似是一道石墙的遗迹，中间矗立着一方石碑。由于无路可寻，茂盛的荆棘草莽又暗藏危险，不仅纠缠我们的裤袜，还掩盖了沟坎坑阱，所以我们只好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挪近那方白色的石碑。

而这果然是一块历经几百年风雨侵蚀的墓碑，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秦龙图墓。看到这几个字后，我想我们恐怕是闯到另一个姓秦的人的墓地上了。但大哥说龙图是官衔，不是名字。于是我拿出秦观的传记，一经对照，果然发现1130年，在秦观死后的第三十个年头，他被南宋朝廷追赠为“直龙图阁”。我们真的找到我们祖先的坟墓了。

当我们依次站在这块墓碑后拍照留念时，我在兴奋之余也感到一丝凄凉。这座坟墓的发现，标志着我从三十年前还是一个香港小男孩时开始的探寻，已走到了最高点。

作者在秦观墓前合影

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发现宋代词人之墓的文章。这篇文章先是被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1983年2月2日）上，而后迅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各地转载。海内外对这件事的兴趣不断增长，到1984年，中国政府指示无锡地方政府立即准备修复这座坟墓。这项工程也在1986年得以完成。于是，那年秋天，中国学者齐集秦观故里高邮，举行了秦观学术讨论会。所谓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秦观这位屈辱而死，仅享身后哀荣的传统词人，第二次得到了承认，这一次为他恢复名誉的是中国共产党。

本文节选自[美]秦家骢 著，舒逊、曼予 译《祖先：一个家族的千年故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