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频道︱“抱团养老”：乌托邦与现实

近来，“抱团养老”常见诸报道，颇多溢美。故事讲述过去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提前规划养老生活，选择同住一个村庄或社区，抱团生活，互相取暖，也就是一种养老合作社。

所谓“抱团”，取自时下流行的社群(community) 概念，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一群人，如知青群、同学群、微信群等等，由某种社会关系网拢聚在一起。

社会关系网千差万别，但都有三个特质：（1）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群体意识和凝聚力，成员志同道合，“三观统一”；（2）遵循一定的内在行为规范，成员互助互利；（3）持续互动，成员之间有共同的生活方式。

在社会关系里，尤其是社群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用社会学家林南的话来说，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可以帮个人办成小事，也可以帮国家社会办成大事，当然，也包括养老。

社会资本运作vs. 社会资本冷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社群并非自然形成，它所蕴藏的社会资本也并非裸露于社会关系的“地表”，而是需要借助一系列的“工具”去挖掘，包括精心的设计、有目的的行动、专业的培育，等等。

2013年，我在国内做过一项比较研究，以两个居民区(neighborhood)为样本，探讨社群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一个居民区在兰州，是个旧式单位大院；另一个在杭州，系新建住宅小区。两个居民区的老龄化程度都很高，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逾三成。

在田野调查开始前，我以为兰州大院的老人对生活更满意，因为大院住的都是同一家国企的在职或退休职工，彼此认识多年，乍看俨然“熟人社会”岁月静好。而杭州商品房小区居民背景复杂，天南海北的都有，邻里间原生关系紧密的不多，都不太熟。

然而，在与两个居民区的几十位老人深入交谈之后，我发现事实恰好相反——杭州社区的老人远比兰州大院的过得满意。原因就在于，前者形成了社群并有效运作，而后者各扫门前雪，白白浪费了大好资源。

先看杭州社区。该社区一群有能量且愿意为大家服务的退休党员（通常党员的党组织关系在退休后要从工作单位挂靠到社区，以便继续过组织生活），经居委会组织（遴选几位“带头人”，再提供一个小办公室和一台电话），他们成立了一个老年人社区事务中心。麻雀虽小，制度不缺，大家轮流值班，保证天天有人。服务内容从调解邻里矛盾、组织文娱活动到维修小家电，面面俱到。围绕该中心，社区里的老年人很快熟悉起来，并找到彼此的小圈子，无处安放的晚年也变得充实起来。

反观兰州大院。虽然邻里都认识，但始终缺乏一套理念、一位组织者、一些带头人，来挖掘他们的相似点/“同”（commonality），并运用这种相似点来建立机制、运作关系。老人们日常不过打打牌、聊聊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整天整天地消磨时间”，“过得稀里糊涂”。平日里，大家照应一下没问题，却不会真“抱团”，遇到事还是各自回家靠儿女，人际关系单一脆弱。

简单说，杭州小区实现了“社会资本运作”（Guanxi Harvesting），而兰州大院则发生了“社会资本冻结”（Guanxi Freezing）。这一差别最终决定了老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差别。

乌托邦vs.现实

从社会资本挖掘的角度看，知青们“抱团养老”，变被动为主动，无疑配得上媒体点赞。然而，它是否就像有些媒体推崇的那样是“大势所趋”呢？

不妨看看知青们的“抱团”要件——（1）他们要搬离原有的居住地；（2）他们必须是年轻老人（young-old），起码生活上可以自理，最好还能助人；（3）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任何一点若不满足，这团就抱不成了。

偏生在我国（其实包括国外），能同时满足这三点的老人少之又少。就说（1）吧，事实是许多老人无法离开现在居住的小区，又或身体状况不允许进行这么大的折腾，只能选择就地养老（Aging in Place）。再看（2），人总是越来越老，不会一直是“young-old”，届时知青养老合作社又该如何继续呢？从这个角度看，类似的养老模式更像是“乌托邦”，设计上很美却难以实现，即便实现了也不可持续，更谈不上推而广之“大势所趋”了。

真正的大势所趋，并非悬浮于现实之上，而是要从现实困境中破土而出的。

前面提到，知青版的“抱团养老”难在——绝大多数老人对自己养老的地方是无从选择的，不管是因为身体或经济状况“挪不了”，还是因为拆迁或随子女“不得不挪”。命运将他们带到何方，他们就在何方老去，哪怕社会关系缺乏。

近几十年，我国经历数次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和人口迁移，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不足两成，而今这个数字已升至54.77%。伴随各地户改方案的相继出炉，未来几年，我国人口迁徙的速度将更加迅猛。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老人是在（或即将在）邻里格局变迁、旧有关系网络断裂的情况下，面对余生的。那么，一个免于孤寂的晚年是否还可能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于就地抱团。前面提到的杭州小区就是例子，说明建立老年人社群并不需要舍近求远，在不改变居住状况的情况下，也可以找到“三观一致”的伙伴，搭建起有规范的互动平台，通过各种业缘、趣缘或志缘群体及其活动，编织新的社会网络和归属感。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日，老年人甚至可以摆脱线上线下这一条件的限制，挖掘并运用社群资源。

我的邻居万伯伯退休后，随女儿移民美国，开始不免无所适从。但很快，在几个年轻人的鼓励下，古稀之年的他建立了一个“古来奇”微信群（把“古来稀”的“稀”字改为“奇”），进而又拉了一个回忆录写作兴趣小组，大家定期交流回忆录写作的心得和体会，在大洋彼岸挖掘出自己的社会资本。

当然，“抱团”不是建个微信群那么简单，发掘老人社群和运作其社会资本需要有慧眼、匠心和不懈的努力，而要走得更远，则需要一系列专业的知识和操作。这里就触碰到了我国养老问题的另一个困境：社工行业过于薄弱。

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是各方资源的嫁接者。他们通过评估、设计、执行和再次评价等科学流程，能够为老人们找出更多的“同”，并提供更多元的运作方法。举个北京小区的例子。老年住户不少，原本大抵互不相干地生活，后来引进了社工服务，才发现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嗨”——社工们先是采集个人信息（包括家庭情况、过往经历、个人喜好等等），分析出老人们的“同”与“不同”，进而选定“爱音乐”和“学微信”发力，协助老人们组成了“合唱小组”和“微信学习小组”。从此，老人们的日子就变得不同了。“老年合唱团”推选了一位会弹琴的老奶奶做伴奏，开会挑选大家喜欢的歌曲，每周固定时间排练两次。久而久之，交流和交情都超越了唱歌本身，关系网络不断加固。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快速老化的社会，社工行业仍滞留在起步的阶段。虽然社工专业进入中国大学已近30年，且政府早在10年前就提出要大力建设社工人才队伍，但社工专业的发展始终局限于“象牙塔模式”，在职业建构上与社会需求、务实操作相去甚远（每年社工培养人数，包括本科、硕士甚至博士，也仅2万余人）。公众对社工这一职业知之甚少，甚至不少人还以为社工就是一种保姆。

其实，运作社会资本这个道理大多数人都懂，尤其是在被称作“关系社会”的中国，从来不缺会“抱团”的人，擅长将各类社会关系转化成资源并产生价值。这样的“能人”在商圈政界比比皆是，却鲜少出现在养老事业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而亟需政策圈和学界的反思——

我们究竟怎样看待老人？是承认他们的社会性和能动性，还是将他们等同于需要被圈养的机械个体？

结语

知青“抱团养老”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了一个普适的养老模式，而在于宣示了老年人社群及社会资本运作的价值。在此基础之上，如何因地制宜地设计并打造老年社群，并运作其社会资本，则有赖我国养老行业的进一步专业化。到那时，孟子两千多年前的那个设想或许就实现了——“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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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频道”由西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罗宝珍、养老投资和运营专家罗珊珍共同主持。专栏第一部分“老吾老”探讨中国式养老，尝试从政治、经济、医疗、文化、教育等不同维度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求解。